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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唯独没看到万历年的人物青花罐。
这事挺奇怪的。烟烟明明拜托了当地朋友来查验过，确实还在。怎么我们一到这儿，这罐子就失踪了？
不会老朝奉又抢先一步吧？我和药不是对望一眼，都有遮掩不住的担心。这次来烟台，除了黄烟烟就只有我和药不是知道，按说保密工作不会有纰漏——可对手是老朝奉的话，可真就不好说了。
我们赶紧找来讲解员询问，那是个小姑娘，除了解说词之外什么都不知道。她被我们问得满头大汗，只得说去请示领导。结果一问，领导出差去了，啥时候回来不知道。
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态度和气，问我们有什么事。他是个标准的山东大汉，脸膛是黑紫色的，皮肤皴皱，一看就是常年在野地曝晒。唯有两只圆眼闪亮，透着儒雅之气。
他自我介绍叫梁冀——跟汉代那个跋扈大将军同名——是烟台闽商博物馆的专家，我跟他攀谈了几句，梁冀双目放光，搓着大手欣喜地说道：“你们很内行嘛。”
山东人本来就热情，一言相投，立刻熟络起来。交谈中我了解到，梁冀在这里负责野外考古，不过最近馆里经费紧张，野外作业暂停。他没别的事情好做，就跑来博物馆里待着。他刚才看到我们追问解说小姑娘，发现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普通游客，赶紧亲自过来招呼。
“现在愿意来这里看的人不多了，懂的人就更少了。连我手下的队员，也跑了快一半了，留不住人。”梁冀感慨地擦了擦镜片，抑制不住热情，“欢迎你们能来，挺好，挺好！这个博物馆虽然小，可也有些不错的东西呢。”
这位考古专家，想必是寂寞得太久了，难得看到两位感兴趣的知音，分外热情。我聊了几句，趁机问他：“听说这里有一件万历年的‘尉迟恭单骑救主’人物青花罐，可是我们没看到啊。”
“哟，这件东西两位也知道啊？”梁冀更高兴了，往周围一指，“你们也看见了，这庙里地方小，文物摆不开，所以我们采用轮放制，定期更换。那些撤下来的，都封存了搁在库房里。你说的青花罐我知道，恰好是昨天撤换下来的。”
“我们能不能去库房里看看？”我试探性地提出要求。
梁冀为难地抓了抓头，说馆里有规定，入库文物不能拿出来。我看他语气不是很坚决，恳求道：“我们都是外地来的，不可能在烟台待到下次换展，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梁冀有点左右为难，说：“咱们这馆里还有别的好玩意儿，我可以免费给你讲讲，何必非要那青花罐子不可呢？”我再三坚持，但梁冀原则性很强，怎么说就是不松口，坚决不肯违反规定。
我以退为进，作势要走。梁冀连忙拽住，说要不这样吧，下午我可以提前轮换一批文物，把它从库里放出来布展，你们就能看到了。
这个折中的方案虽然不是我们的本意，但也勉强可以接受。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吃午饭，等到下午又来到博物馆里。梁冀早早地等在了门口，热情地给我们一指，说布好了。
我们顺着他的指头一看，只见那件“尉迟恭单骑救主”青花人物罐，就这么悄然立在了一个大玻璃柜子里。这是件大开门的瓷器，我一眼就能确定，它和其他四件是一窑所出，无论色泽、釉质、开片都如出一辙。我拿出《泉田报告》里附的那张民国老照片比较，也完全一样。
“真美啊……”我不由得感慨道。
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它就是这样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那种从容不迫的雍容气质，以及那美妙的苏料釉色，都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迷恋之情。
梁冀也按住双膝，身子前倾，像宠溺自己孩子一样望着它，一脸陶醉：“这个馆里好瓷器也有那么几件，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经常一个人看半天都看不够。”
我脑门顶在玻璃柜上，尽量凑近。这么轻易就看到了它，让我总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前三个罐子，我们都是历尽艰辛，才能接触到其中的秘密，现在第四件如此轻易地出现在面前，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其实古董这一行就是这样，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时候事情根本没那么复杂，远比你想象中简单。
我尽量去观察，努力去寻找上面的釉囊衣。可惜间隔还是太远，加上玻璃擦得不是很干净，影响了观察效果。非得把它抱起来看，用手去触摸凹凸，才能分辨出准确位置。我把手贴在柜子上，努力抓过去，现在这个秘密离我近在咫尺，真恨不得立刻砸碎玻璃，把它狠狠抱住。
有了它，我就拥有四个坐标，在与老朝奉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
“这罐子哪里弄来的？”我问。
梁冀道：“哦，这件不是出土文物，是一九五八年建馆的时候从民间收上来的，可惜捐献者的档案早就找不到了。这东西，可不是一般人家能用的，我怀疑是战乱逃难至此的大户从北边带过来的。”
民国二十年之后，五罐分散。前四件分别落到药、郑、柳、欧阳几家手里，这第五个罐子流落山东，也不足为奇。
我盯着柜子端详良久，眼睛盯着青花罐，脑子里却在飞快盘算。
跟博物馆打交道，和古董铺子完全不同。古董商人重利，只要价格合适，什么都可以谈。博物馆是事业单位，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学术气氛重，官僚气息也重。不按规矩来，事情很难办成。
我和药不是来得匆忙，只带了一份故宫开的介绍信，这是黄克武帮我们弄到的。但这介绍信只是介绍，没有管理效力，至于如何“借”走罐子，还得我们自己想办法。
梁冀不知道我的心思，还在乐呵呵地给我讲解着。我问他这罐子是否曾经外借给兄弟博物馆展出什么的，梁冀断然否决：“这怎么可能，这虽然不是镇馆之宝，但也极具考古和欣赏价值，博物馆怎么可能会放走？我们提交藏品目录时，都不敢写得太清楚，就是怕别人借走了不还。”
难怪烟烟查的目录上语焉不详，原来还藏了这个心思在里头。我心想这可麻烦了，这里如此看重这件文物，拿走的难度岂不是更大？
这时药不是走过去，把我推开，开口问道：“这个，能买吗？”梁冀脸色骤然就变了。我急道：“药不是，你怎么这么说话呢！这是国家文物，不允许买卖，那是犯罪。”
药不是不动声色：“我就是问问而已。”
梁冀仿佛受到了极大侮辱，他面色一变，把我们往屋外推：“我还以为你们是同行呢，想不到是古董贩子！滚滚滚，给我出去！”我还想分辩几句，结果梁冀根本不听。他膀大腰圆，推搡我们两个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这么被生生赶出了博物馆。
我站在大街上，低声埋怨药不是，怪他太唐突。明知道梁冀是个热爱文物事业的人，干吗还说那种话刺激他？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好感，一下子全没了。药不是道：“他只是研究员而已，连副馆长都算不上，这事他做不了主。”
“那你干吗跟他说这个？”
“我可不是跟他说。”药不是伸出手臂，往前一指。我回头看去，一个矮胖子从博物馆里走出来，冲我们使了个眼色，做了“跟我走”的手势。我们跟着他走到一处僻静角落。矮胖子递给我张名片，我一看，原来他是这里的馆长。
“两位刚才跟梁老师的交谈，我恰好都听到了。梁老师是个专业人才，对外这块接触不多，工作态度有点简单粗暴，我替他道个歉。”馆长笑眯眯地说。
我和药不是都没吭声，知道肯定还有下文。馆长道：“刚才这位先生问的……是能不能买？”
药不是点点头。
“我们博物馆是公益事业单位，不是地摊儿市场，绝不允许出现文物倒买倒卖的行为。”馆长严肃地指出，随即又说道，“当然，我们欢迎全社会监督，对藏品进行严格筛选，去芜存菁，优化品质。”
他这一句话说出来，我们都听明白了。博物馆不能倒买倒卖，但没说不能处理赝品。有馆长居中操作，找一个专家，出一份鉴定报告说这几件文物是假的，按赝品报废淘汰，偷偷流到古董贩子手里，这钱还不用过博物馆的账——就算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了，只消回一句“鉴定有争议”就结了，没法追责，谁鉴定古董还没个走眼的时候？
我出发之前，特意去问过沈云琛，她最有商业头脑，对这些猫腻门儿清。地方上的小博物馆生存窘迫，不得不各谋生路。倒卖馆藏文物，就成了唯一一条生财之道。馆长赤膊上阵，跟古董贩子亲自勾结，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
我望着满怀期待的馆长，心中慨叹。我知道，只要药不是开个价，价都不用太高，馆长立刻就会开始操作，把“尉迟恭单骑救主”青花罐做成一件赝品，交到我们手里。为了拿到一件真东西，居然要先把它说成假的，这件事真是充满了讽刺。
药不是刚要开口，我却一扯他袖子，无比严肃地说：“这不行。”药不是一愣，不明白我为什么拦住。我抢先一步，对馆长道：“您说得对，博物馆不该允许文物倒买倒卖，它应该留在这里。”
馆长没料到我居然说出这么一番话，还以为有什么深意。我又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他像是看神经病一样打量了我几眼，满脸阴沉地走开了。馆长倒不担心我们去举报他，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滴水不漏，挑不出任何错。写成笔录，完全是官方口气。
等馆长离开后，药不是看向我，脸色也不太好：“你最好有一个解释。”我吐出一口气：“我说过了，从博物馆偷文物出来，这是犯罪。”
药不是有点恼怒：“我们是从博物馆手里收购废品，就算出事，也是鉴定专家和馆长玩忽失职，与我们没关系。”我回答：“法律或许可以规避，但良心可过不去。如果咱们玩这么一手把青花罐骗出来，那和老朝奉有什么区别？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去反对他？”
这真不是我忽然变成道德家或者圣母，这只是我的坚持，也是许家的坚持。我相信我爷爷、我父亲他们在此，也不会用这种龌龊的手段去获取文物。一个人行事，必须要符合他的本心，否则这些事岂非全无意义？
“若是拿不到里面的坐标，你就更没机会反对他了。”药不是提醒道。
“坐标的事，我会另外想办法，但绝不能从馆长手里偷。”
“你这个感情用事的白痴。”
药不是毫不留情地骂了一句，不过没有继续劝说。他一看到我的眼神，就知道我对这件事非常认真，认真到即使是他也不敢再打这个主意。我看了他一眼：“你别打算瞒着我去偷偷交易，造成既成事实。”
药不是冷哼一声，把脸转过去。联手这么久了，他有什么思路，我也差不多能猜得出来。
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我们两个回到旅馆，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想法是，请黄克武出面，让故宫或者国博出一封官方的借调函，把这个青花罐调去北京。中华鉴古学会对尹银匠的手艺很感兴趣，请几位专家研究一下，借助现代科学，也许能在不损伤罐子的基础上，把里面的坐标提出来，皆大欢喜。
这里面不确定的因素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