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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经过老校长的调停，由修建处把门锁，冲水器全部更换，修理了一遍。当然，增加了五千多元的开支。
不管怎么样，学五楼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耳并不是所有的楼房都有学五楼那样幸运。
电教楼附设的一栋三层楼。建成后才现，全楼上下竟没有一个厕所。人们必须从三楼跑下来，拐进另一座楼中去方便。
楼内人员强烈呼吁，起码在一楼给建一个厕所。这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需要分清权责的大是大非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出面解决？
而赵渊让讨实地勘察，确实现该楼已经使用年有余，而厕儿门期仍然在扯皮当中。
只是苦了那些楼内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忍受着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楼寻求“方便”。
赵政策禁不住想起了一仁人，这个人叫帕金森，是个英国人。帕金森曾经通过考察英国官僚政体，总结出一条定律：打量膨胀的官员和机构，是会彼此之间制造出工作来的。
也许，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就是对这条定律所作的中国式的注
据老校长介绍。北方大学现在有在职处级干部三百余人，至于科级单位和科级干部的数字。不只是老校长不清楚，常务副校长他们几个校领导都摇头表示不清楚。
赵政策只能是这么理解：这些数字大大出了上级规定的编制，所以必须保密吧。
以赵政策的身份。自然只能相信学校领导的说明。除个别存在的因人设事的问题，大多数行政机构的产生，走出于更好地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良好愿望。
但是，同时，赵政策的心里有很清楚，行政管理的客观运行机制，却不是以这种良好的愿望为转移。权力系统是庞大的，权力本身也很强大，但这种权力已经不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这个中心，而是异化为凌驾于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们要为它的存在而奔忙工作。
些学校的高层领导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中文系主任谢自立：“听起来我是一个系主任，可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大干事。今天这全部门要求填报表，明天那全部门要你去汇报。什么伙食节电，园林绿化，房屋分配，计戈生育，什么都要求系里主要负责人来管，哪里还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务处长纪宝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说都应该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可现在许多系都安排年轻人干了。原因很简单，干这个差事真正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却经常得干跑腿的活，日常杂事也应付不完，谁愿意干？法律系有两位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干了一年硬是不愿意干了。他们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谁要是把我们给撤了，我们给他磕三十六个响头
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黄达：“人称我们八斤，正副校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实，我们八仙连开个会碰头都很难。每个人都有一滩事，真得靠各显其能了。
我当系主任的时候，还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虑教学和科研的事情。可当了副校长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了，可还是不够
面对着白斑斑的老校长，赵政策一针见血地说道：“校长，学校里任何一个单个都有二三十个单个去管，这样的事情能办好吗？肯定要闹官僚主义。因为这个体制，这个机构，这个架势，就要闹官僚主义
“是啊。”老校长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我们这些管理部门究竟是为教学科研单个服务。还是给教学研究单位设置障碍，还真是个问题。一号长说过。管理就是服务奇…＇书＇…网。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管理不是服务，而是让基层为我们服务。
对于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的结果，赵政策自然胸中有数，一语中的！
而赵政策更关心的是，在北弈大学里，究竟谁在办教育？
为此，赵政策专门走访了工经系的系主任施礼明。工经系在北方大学，被认为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
可系主任施礼明和赵政策聊起来，却是满腹苦涩：“我们和学校职能部门的直接联系。就是教务和研究生院。他们管的就是学生考试量的控制，教师工作量的计算这些硬件。学生招进来，分出去，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教学计戈，教材编写，课程安排以及课讲的好坏，学生水平如何，社会是否需要等等，是没有人来我你的。现在办教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师的良知和觉悟。为什么出现有什么交换四开什么课，开什么专业就招什么生的现象？因为只要你不找上边要钱，要物，那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会有人来干涉你。现在是教师办教育，系主任办教育，学校在办什么？我们不了解，今年初开系主任会议，传达本学期工作任务，十项任务中涉及教学和科研的仅仅只有两项。
人脉的积累 第四百四十二章
施礼明接着说道：“八六年。我们系甲为了加强教学神口，卫产实际的联系，想办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提出不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房子，不要电话，只要学校点头批准。可就为点这个头，竟然拖了一年，这个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原则怎么体现？”
而通过老校长的助力，赵政策了解到，统计系主任曾经对本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出了一翻肺脐之言：“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给青年教师加更多的任务。因为他们太清苦了。我作为系主任，心中有愧啊！假如我有权给他们增加工资，有权给他们分配住房，有权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让他们拿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出来。”
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赵政策逐渐清晰地看到，在那庞大的权力体系中，作为学校工作中心的教育和科研，却是处于最底层。这就是教育的现实。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都推在白苍苍的校长们头上，以为这些都是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冤枉他们了。校长，自然也有校长的难言之隐。否则的话，老校长就不会放下面子，主动来找赵政策这个曾经的学生帮忙了。
人年树本。百年树人，赵政策感觉到自己这个教育部的副部长，其实还是有事情要做的。这一玄，赵政策终于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
北方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瘦死的络驼比马自然要大。学校的领导们和教师们其实也在对教育做着认真的思考。只是，在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下，思考很难化为行动。
副教务处处长纪宝成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做了思考：“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行机制的问题。其中心内容，就是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得让竞争者有奔头，也就是要建立起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你要负起一校一系的责任，你手中就必须有让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利益。不然的话责任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机构太多了，人浮于事不好，可这是工资制度造成的，不提职就提不了工资。作为领导，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学校要以教育和科研为中心，就要依靠教师。可是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靠行政手段不行，靠经济手段没有，靠职称评定又受名额限制。”
说到这里。纪副处长讪笑了两声：“政策，不怕你笑话，我们靠的一年中的两个假期，靠办好幼儿园，附小，附中，以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越来越对学校产生冲击的今天，仅仅靠这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体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从做校长的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真理，在高校中，最没权的就是校长！”
对于这一点，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现在办教育难，当校长更难，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要财权没有财权，要人权没有人权，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指标控制在教委。你要解决几斤，工转干，也要到教委报批。
教育经费也是这样，钱给了你。怎么用却要他来定。比如基建费，你可以拿来盖楼，但盖几居室一套，你没有权力，也得教委说了算。前一段，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却花几个万元曲盖门楼，建花园。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那花的是绿化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上交，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谁都可以管学校，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动不动就罚你的款。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换总务长去不行，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罚你的款。就拿预防肝炎来说，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的言，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内容完全一样。然后又是区里检查，卫生局听汇报，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现在，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我就**阿弥陀佛了。”
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
“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在这里生的种种矛盾现象，吴斤小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赵政策抛出了影响，“各位校长，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斤，大问题
“是啊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教委，市委，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谁去干？我们承认，个别机构有因人。设事的现象。但是展教育，促进改革，要稳定两支队伍。一是教学科研队伍，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现在，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打手 可以评教授，研究员，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是与职务挂钩。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民以食为天哪，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四五十岁的人了，拖家带口的，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副教授，心理上也难以摆平。当初，也是组织上需要，人家才放弃教学工作，从事行政管理的呀。”
赵政策心里一乐。看来，领导者有领导这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家家都有本难**的经。未必没有道理。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新的矛盾。至少。赵政策是这么认为的。
学校在呼吁自主权，校长在呼吁自主权。而中国的教育改革，赵政策认为并先就要从自主权改革起步。
于是，赵政策又邀请了京城里一批高等院校的校长们还有教委的一些领导开会，当然。赵政策是有的放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赵政策心里。中国的校长们是可敬的，因为他们不仅仅是校长，还是市长，区长。只不过上面多个引号罢了。人们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要求这些校长们事必躬亲。
而中国的校长们同时也是可怜的，他们各为校长，但能够用以办教育的的权力和精力。实在是太少了。
教育部高校司的王司长主持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王司长就带有一定的情绪说道：“各为校长，你们别尽说没权，没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