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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武汉会战时，中苏空军就以南昌机场为基地，频频对长江江面上的日本海军军舰发动突袭，从那时候起，“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就深感南昌的重要性，在给冈村的作战任务上，开始也有“攻占南昌”这一条。
可是由于第十一军的两个新编师团不争气，当时为了不耽误进军武汉的时间，无论畑俊六还是冈村都只能先把原计划搁置一旁。
现在好了，赶快进行作战准备吧。
“七七事变”之后，中日双方除真枪实弹的军事战外，你来我往的情报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很快就被中国统帅部侦知。
1939年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为确保南昌，需先发制人，现在命令你于3月1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从3月15日对日军发起进攻。
由于在武汉会战，特别是万家岭大捷中建立奇功，薛岳声名鹊起，荣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名义上虽仍是陈诚，但实际上已由他全权负责。
薛岳当时人不在南昌，而在长沙，被他派驻南昌的是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后者认为来不及准备。
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的部署，第一期整训从1938年11月底开始，到1939年3月底才能结束，此时南昌前线的部队都还在处于整训当中，只给两天时间，确实过于仓促。
薛岳打仗素来极有主见，很少能听得进别人的话，但对罗卓英不一样。
罗卓英是陈诚的手下，而薛岳又系陈诚一手推荐和提拔，因此薛岳爱屋及乌，罗卓英说什么，他几乎是言听计从。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薛岳是极少敢对蒋介石说“不”的人。有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电文，别人都诚惶诚恐，奉若神明，他则不管这一套，凡是跟自己意见不合的，一律要进行争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
能跟你争，那还算态度好的，有时老虎仔索性采取了更省力，当然也可以说更“无礼”的办法，他在电令上直接写上“存”“待办”——所谓“存”，就是存在抽屉里，束之高阁；所谓“待办”，实际上就是永远不办。
3月9日，薛岳致电蒋介石：部队尚在整训，补给困难，准备不及，必须延至3月24日才能实施主动进攻。
见蒋介石那边没理睬，薛岳第二天又发来一封电报，还是一样的内容。
见此情景，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复电：延迟就延迟吧，可是无论如何不能推到3月24日以后了。
薛岳和罗卓英都没料到，就相差那么九天时间，主动马上变成了被动，对方反而先发制人了。
3月20日，第十一军强渡修水河，南昌会战由此开始。
让人深感意外的是，冈村此次遣出的进攻主力，并非熊本、金泽这样的老牌师团，而是两个“弱弱组合”——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
冈村如此将将，并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用兵方略，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面子。
占领武汉，虽然收获了一大把鲜花和赞誉，但冈村其实并不是很爽。尤其万家岭大捷，本来想出奇制胜的，没想到会栽在薛岳手上，一个师团几乎全都送进了对方嘴里。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是冈村做第十一军司令官，你换一个，武汉也未必就拿不下来，何况那几乎也是人家主动让出来的。
作为“日本第一名将”，就这点料水，岂不惹人笑话。
两个“弱弱”没准都抵不上一个“强”，这道理冈村也懂，可你要是派熊本和金泽这样的“强强组合”去进攻南昌，即使赢了，又能怎样，别人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冈村要出彩，就必须用“弱弱”。
在备战期内，听说将要派这两个活宝去攻南昌，大家都震惊了。
经过冈村此前的使劲儿埋汰，第一〇六师团在日本已变得臭不可闻。许多补充兵听说自己加入的是“日本最弱师团”，都面如死灰，痛哭不已，宛如一只脚提前踏进了棺材板。
第一〇一师团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商贩师团”与“最弱师团”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距离。
冈村的作战计划传到日本国内后，连参谋总长载仁亲王都吃惊不小。
打仗非同儿戏，冈村这小子别是被我一通胡吹给吹晕乎了吧，靠两个垫底的就能成事，以为自己是天神？
他派一名大佐到第十一军做副参谋长，用意就是劝阻冈村，找机会把那两个衰货调到后面去担任警备。
可是这名大佐到任后，两个师团已在进行渡河训练，他连嘴都插不进去。
罗卓英对古诗情有独钟
冈村派的是“弱弱”，罗卓英在修水防线组合出来的却至少是“强弱”。
罗卓英，广东大埔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他在“土木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陈诚。
第27章 哪一站（2）
民国由于去清末不远，所以古风犹存，很多人的国学功底很深，军队中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不在少数。比如黄绍竑就善于写词，而且据内行评判，已具有相当水准。老记者曹聚仁在采访淞沪战役时，曾碰到过一位参谋长，后者侃起宋明理学来竟然也头头是道，连一般读书人都知之不详的“鹅湖之会”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罗卓英从小喜读古文，并专攻古诗。即使在征战沙场，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都手不释卷，一边听着炮弹落地的声音，一边就能吟出“战尘扬处马蹄轻”之类的绝句。
罗卓英与陈诚既是保定同期同学，也是莫逆之交，更有趣的是，两人性格还能形成互补。陈诚为人严厉，主观性强，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一手拍板，别人无从置喙，属于善“断”之人。罗卓英却宽厚儒雅，最喜欢和部下攀谈交心，同时也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属于善“谋”之人，因此他常能帮助陈诚起到一个上下沟通的桥梁作用，在“土木系”里面，陈、罗二人的关系，几乎就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
然而有时候，人的优点也往往就是他的缺点。罗卓英多谋，却有些偏于寡断，听听这个意见对，听听那个建议亦有道理，往往就会动摇决心。他对薛岳说准备不足，无法立即投入进攻，实际上也是听取了下面各部队的意见。
作为基层部队来讲，你说准备两天，他可能会认为起码需要两周，你说准备两周，他也许会要求两个月，因为责任不同，和决策层的想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战场形势又是瞬息万变的，某种程度上，抓住战机就等于抓住了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将领看似苛刻，但往往能取得成功的道理所在。
罗卓英吃亏就吃亏在他太民主上，这个结论也许会令他自己都感到吃惊，却又是个事实。
来不及攻，那就只有守。冈村以弱兵师团为主力，但熊本第六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等部队也不是坐着不动，它们同样从两侧不断进行策应和佯攻，所以罗卓英不可能把重兵全都汇集于修水南岸正面。
所谓强弱组合，是一左一右，左为李觉第七十军，右为刘多荃第四十九军。
但在安排好这一组合后，罗卓英又犹豫起来。
李觉的湘军在金官桥经受过考验，属于挺得住的。最可能挺不住的，是刘多荃的东北军，后者武器还行，但战斗意志一向薄弱，跟湘军相比，恰恰是一个相反面，要是垮下来怎么办？
思前想后，罗卓英决定再把作为后续机动兵团的夏楚中第七十九军调上去。第七十九军是一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土木系”劲旅，死守宝山的姚子青即出自其麾下。
夏楚中到修水后，被置于刘多荃右侧，这样“两强”夹一“弱”，组成了一个防守三角，从而加固了修水防线。
重甲包装
一方是“弱弱组合”，另一方却至少是“强弱组合”，谁的赢面更大一些，一看便知。
冈村的决策，就连被抬举的“弱弱”自己心里也在打鼓。最弱的第一〇六师团一烂到底，不敢言语，第一〇一师团却憋不住了，他们自恃参加过淞沪会战，可以卖卖老资格，便一再向第十一军司令部诉说困难。
一直到强渡开始的前两三天，这个师团还在嚷嚷，说是按照“上海经验”，南昌没有一个月拿不下来，到时伤亡必然不小，得给我安排补充兵员啊。
对于这两个未战先怯的家伙，冈村很不以为然，他让自己的参谋幕僚作出答复：占领南昌，晴天七天，雨天只需一到两天。
他没有说出的话是：你以为我真要依靠你们啊，错！
冈村不惧水，只惧山。
按照他的“三百米理论”，南昌一线没有庐山、幕阜山那样的高耸山地，原先没充分发挥作用的特种武器这次都能派上用场了。
在武汉会战时，特种部队是被分配到各个师团的，结果没起到多大效果。冈村这次作了调整，将特种部队全部集中起来配给两师团。
两个弱兵师团名为侵略南昌的主力，其实是被第十一军的大轿抬着的，冈村对此直言不讳，此战动用了第十一军所有的战斗力量，军直属的特种部队倾巢而出。
在发起南昌战役之前，步兵师团已与特种部队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协同作战训练，本来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了，只是由于一直下雨，影响了部分特种装备的推进，才不得不一拖再拖。
直到3月20日下午，修水上空还飘着小雨，雨一下，飞机就没法来帮忙了，但冈村认为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先上炮兵部队。
日本侵略军阵地百炮齐发，疯狂轰击达到三个小时。炮击时，冈村带着幕僚们坐镇两师团的后方，看着眼前这一情形，他自己也扬扬得意，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炮战，纵非绝后也属空前。
在中国军队的阵地上，从防守前沿到纵深，一时间均为日军炮火所覆盖。沿岸守军十分吃惊，很多老兵参加过淞沪会战，进攻上海的日军火力算猛了，可修水炮战的密度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明显动用了超出平常范围的炮兵，有人估计是“六七十门以上”，谁也没想到实际数字竟然是这一预计的很多倍。
第十一军排列于对岸的主要是野战重炮兵旅团，合计火炮共有一百七十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榴弹炮和加农炮，两个步兵师团本身也有炮兵，经过混搭，加起来的火炮超过二百门，炮兵与步兵达到了一比一的比例。
日本侵略军百炮齐发，开始了疯狂的炮战
与之相比，第九战区虽然有直辖的特种部队，但因为提前破坏了南昌周边的道路，导致重野炮兵开不到一线。在岸边可用于阻击的，仅为各部队自带的山炮之类，火力不论，光数量就不及人家一个零头，炮战中自然只能显得软弱无力了。
第一个回合，守军已经非常吃力，到第二个回合，就开始晕头转向了。
冈村竟然用上了毒气。两万个烟雾喷射器一起发射，烟幕弹和毒气弹如雨点一样飞了过来。
此时夜幕降临，在猛烈炮火和重重烟雾笼罩下，各部队的协同配合受到很大影响，“防守三角”变成了“防守三段”，大家都只能埋着头各顾各。
在南岸守军陷入一片混乱之际，第一〇六和第一〇一师团趁机发动强渡。
前面重炮轰击时，冈村十分得意，但等真的强渡了，他也忐忑不安起来。
因为一开始挤进去的不可能是大部队，只能是小股先锋，试想一下，这些人背后是水，前面如果遇到强力抵抗，处境绝不美妙。同时，在步兵实施登陆后，炮兵的发挥也受到限制，不可能再闭着眼睛乱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