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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道当时想要探讨究竟，李诚中解释不出，只能耍赖，他对冯道说，你觉得我有权任命文官么？冯道说没有。李诚中又问，既然不是正式官员，你管我叫他们什么，我喜欢这么叫，不行么？冯道又问，那副主任和主任又有什么区别？李诚中道，他们干得好，我就给他们升职，享受相应待遇和职权，这才能给人盼头。于是冯道无语，科员这个职务便沿用了下来。
但仅靠这些人还是不够，冯道又启用了几个契丹人使用过的文吏。这些文吏大都是品部大长老完失明结交和使用的文人，是柳城里的真正的读书人，不仅写得好文章，也能写得好字、作得好诗。他们在读书一道上比白狼山来的几个“科员”强上不止百倍，但身份上却属于“降臣”之列，因此虽然对“科员”们不服，当面的时候却又只能陪着笑脸。
如今大堂之内正在议事，大唐朝唯一一个在柳城有品级的文官——司士曹冯道居于正中，白狼山“科员”们和柳城“降臣”泾渭分明，分列左右。
“……经过再次核计，城中居户为四千一百八十一户，丁一万七千二百九十；城畿居户三千一百二十七户，丁一万两千四百三十八……”程奢几乎不看手中的文卷，侃侃而谈，一应数字，清晰道来，分毫不差。他在白狼山中专司管理仓库，每日里统计进进出出的物品，对数字十分敏感。调到柳城之后，对“降臣”们上报的数据心存疑虑，在冯道的同意下重新组织人手进行了统查，一查之后果然不符。
第二次柳城人口普查的数字比“降臣”们上报的数字多了五千余人，对于丁口不到三万的柳城来说，差异率太过巨大了一些，令一旁的“降臣”们羞愧不已。品部大长老完失明喜好汉人文化，对于诗词曲赋、琴棋书画有着偏好，这些“降臣”平日里更多注重投其所好，对于民政实务便不加关心，上次回报冯道的时候，也只是按照习惯做了大致估算，是以出现了很大的误差。
程奢继续道：“目前契丹人手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奴律，大多是奚人、靺鞨人、霫人，当然也有少数契丹同族，数量约为三千到五千。”自从占据柳城之后，不用下令，契丹人便将手中所虏掠的汉人奴隶全部释放，只是对其他各族奴隶仍然舍不得出手，静观时局。
当初攻入柳城的时候，李诚中兵力太过单薄，为了顺利控制柳城，他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即对品部各长老予以优待，保留其财产和地位，并借助长老们的兵力。这项政策在巩固了平州军的占领事实之外，也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消除隐患的时候，因此冯道和李诚中对这些长老们暂时不予处置。
对丁口的统计是必须进行的，只有统计清楚确切的丁口数量，才能真切地实施征税、加赋、派役等官府行为，因为所有上述行为的基础都是依据丁口而来，这就是中国实行了千年的人头税，与后世以财产和流转环节为征税标的的税制有着巨大的区别。
人口数量的多少，不仅关系着税赋的多少，同时意味着可募兵员的多少。按照唐末募兵制，藩镇常备军队的募兵比例大约为三十比一，这些军队是职业兵，随时可战，随时敢战。当大战发生时，除了募兵外，还可征发民夫，征发比例为一户一丁，即十人一丁甚至五人一丁。这些民夫平时承担辎重后勤的徭役，遇到紧急情况时，则需加入作战。
以柳城目前的丁口来算，常备募兵应为一千人，战时可征发四千至六千民夫。用后世的话来说，这就是柳城现在的战时动员能力。当然，这种动员并不是极限动员能力，在守城战中，有深得民心的守将往往能赢得全称军民的效死，无论男女都会上城帮助防守，这种城池也是最难攻克的。
程奢报告完毕，冯道开始布置，将在场的部分人分作数组，准备从柳城出发，前往柳城以南五十里外的营州南部地区查访，统计各村各寨各堡的丁口人数。这项任务非常艰巨，预计将遇到各种困难。
自从契丹人占据柳城以后，四处虏掠各族人口为奴，许多百姓都逃离了原来所居的村寨，很多村寨已经没有人烟，同时，在许多契丹人势力达不到的地方，结成了不少新的村寨。
而在很多大户的带领下，许多村寨则结寨自保，构筑寨墙，组织团练，以武力抵抗契丹人的进犯，保护村寨不被流民哄抢。这些村寨形成了具有军事形态的堡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营州南部的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能否顺利将这些堡寨纳入治下，也是此次南下的关键。为此，冯道亲自书写了许多公文，加盖平州刺史府司士印和前营指挥使印鉴，全数派发给了南下的各个“工作组”。
通过对柳城城中和城畿五十里的两次“人口普查”对比，白狼山“科员”们的实务能力显然高出柳城“降臣”们不止一筹，因此，冯道在分派“工作组”的时候，都以“科员”们为首，以“降臣”为辅，这在事实上承认了白狼山“科员”们在民政架构上的领导地位。
议定之后，刘子旭将手头的一起案件重新提了出来。这起案件发生于五日前，具体经过是这样的，一位契丹人将自己手上的汉人奴隶释放后，双方在街头不经意间相遇，愤恨于往日契丹人对自己的侮辱和残害，汉人当街辱骂了自己过去的“主人”，契丹人适逢酒后出行，冲动之下拔刀当街杀人，结果被巡城的军士当场拿获。
这个契丹人当街杀死汉人的行径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令所有契丹人感到惶恐，同时让新加入“狼军”的契丹兵人人自危。对于如何处理这起案件，整个柳城都陷入了热议之中。意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重处，即将杀人的契丹人全家处死，持这种意见的是品部各长老及军中将士，尤以小郎君兀里为甚。当时兀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冯道面前哭诉，仿佛不如此不能表其昭昭之心。
二是轻处，即只处死杀人的契丹人，而不论及家人，持这种意见的以中下层百姓为主，包括各族普通百姓及行商。他们不希望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在此陷入动荡，害怕引发汉人和契丹人之间的族群报复与仇杀。
对于如何处置，冯道一直在考虑，如今文吏们即将南下，负责刑名的刘子旭也是其中之一，再压在手头显然不行了，便又将这一案件提了出来，请示裁夺。
第三十章 营州经略（二）
发生在柳城街头的杀人事件是如今各方关注的焦点，冯道也知晓此事不能再拖延下去，便问：“日升，谈谈你的想法吧。”
日升是刘子旭的表字，这个表字还是冯道当初在白狼山时给他取的，因此，刘子旭其实也算冯道的弟子——虽然他实际年龄比冯道还要大上十岁。
刘子旭道：“司士，若依某而言，杀人者偿命，天经地义。只是是否牵连本家，则由司士定裁。”刘子旭虽然读过几年书，又在白狼山受冯道教化了半年，但毕竟没什么世面，说不出太多。他只是依照固有的思维，简单认为应当“杀人偿命”。至于是否牵连罪犯家人的问题，则习惯性的生出“小民思想”，觉得应当由上位者来判断。
这么简单的回答当然不能令冯道满意，他看了看大堂上正襟端坐的众人，指了指“降臣”中跃跃欲试的吴中佐道：“汉元，你说说。”
吴中佐表字汉元，是柳城大户，祖上原是故营州都督府从事，兼行商业，家财丰厚。吴家是柳城少有的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上千，子弟饱读诗书。柳城被奚人占据后，舍不得抛弃家财的吴家向奚人屈服，以重财贿赂奚人，同时积极为奚人出谋划策，使家族得以在柳城延续。其后面对契丹人，吴家施以相同的策略，算是勉强保住了家业。
只不过无论奚人也好、契丹人也罢，对于积极报效的吴家，所看重的都是其财货输殖之能，他们本身就文治不太感冒，或者说压根儿不懂，当然也就不会设立官衙管理柳城，一直想要出仕的吴家便无法重振家声，可谓报效无门。
李诚中占据柳城之后，吴中佐意识到其中蕴含着的良机，主动投到冯道麾下充任幕僚，希图踏上仕途。对于契丹人杀人的案子，吴中佐利用这几天时间翻遍了家中藏书，对此信心满满，极想在冯道面前加以表现。听闻冯道指名，当即大喜，稳了稳激动的心神，恭敬道：“司士，某这几日也对此深思良久。此案为当街相遇，双方并无预见。受者辱人，而后受刀，案例清晰明了。依《永徽律》斗讼篇所录，杀人分六等，即谋杀、故杀、斗杀、过失杀、误杀、戏杀，此案显然出于激愤而将受者杀死，但因抽刃临于受者身，则当属故杀之列。疏议曰：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合当斩。”
吴中佐的话引用律典，可谓判罚有据，同时明确了罪犯犯罪的性质及应当处以的刑罚，与刘子旭相比，高下立判，因此得到了冯道赞许。
唐律承隋代《开皇律》而来，经武德年间和贞观年间两次修改之后，于高宗朝最终形成完备，名为《永徽律》。其后则天皇帝的《垂拱律》和玄宗皇帝的《开元律》都是以《永徽律》为基础进行修改，在使用方面并未超出其范畴。因此，大唐天下仍旧以《永徽律》为法律依据，朝廷在科考取士时的明法科中，所考的内容便以这部法律为主。
中国古代的许多法律原则，都是在这部法典中最初得以集成和体现的，比如五刑之说，即处罚的五种刑罚——笞、杖、徒、流、死。比如十恶之行——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免等特权，所谓“十恶不赦”就是这个意思。又比如八议制度——八议的对象主要指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也就是皇帝的亲戚故旧及官僚贵族，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恶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减轻或免于处罚。
此外，《永徽疏议》还确立了许多延续至后世的法理原则，包括划分公罪与私罪、自首减免刑罚、共同犯罪、合并论罪、累犯加重、区分故意与过失、类推、老幼废疾减刑、同居相瞒不为罪、涉外案件等处理原则。可以说，一部永徽律，奠定了中华法系在世界上五大法系之一的地位。
吴中佐的言论以《永徽律》为据，可见其家中必然藏有此书。冯道一边认真听着，一边已经开始打起了他家中藏书的主意。
吴中佐接着道：“至于是否祸及家人，则看司士是否依据前例。”
冯道问：“此话怎讲？”
吴中佐道：“若依营州都督府羁縻旧例，唐人为胡人所伤，除伤人者依律惩处外，其部族当偿付一定的牛羊，具体数额视犯者情节轻重。”
冯道问：“此为何时旧事？”
吴中佐道：“元和年间节度使刘总旧事。”
冯道被勾起了兴趣，又问：“天宝年间如何？”
吴中佐道：“天宝年间，安节度每遇此事，着即兴兵，必屠胡人部族方归。”
冯道默然，吴中佐又道：“此为营州都督府羁縻旧例，营州为胡人占据后，依照胡人旧例，胡人可以牛羊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