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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臣贪婪地呼吸了几口之后笑道：“徐老板，这味道闻久了，都能百病不生。”
徐天宝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做声，旁边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男子冷冷的插嘴说道：“迷信，愚昧~！”
李尧臣顿时变了脸，瞪着眼睛，厉声问道：“谁在胡说八道？”
年轻男子毫不客气的道：“就是区区在下，闻闻草药的味儿就能百病不生？那还要大夫和药物干嘛？”
说话的人名叫伍连德，南洋华侨，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896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1899―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1902年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后返回原马来亚，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1904年在马来亚槟榔屿开设私人诊所。这次，是徐天宝从南洋重金聘请过来的。
“朋友，说话可别太冲~！”李尧臣怒目圆睁，“中国人几百年来都靠这种要治病~！”
“医疗是一门严谨的科学，是要经过无数次实验才能得出结论，你的这种草药经过多少次实验？”武连德揶揄道
徐天宝开始打着圆场，说道：“李大侠，说句不好听的，你还别不服气，你的金创药是很灵验，可是为什么灵验，你知道吗？是哪几味药起了作用，你可知道？”
李尧臣只能强压不满，梗着脖子摇了摇头
武连德冷冷的说道：“所谓中医毫无科学依据可言，能否治病全凭运气，根本就不是一门科学。什么阴阳五行、什么热性凉性，全是骗人的迷信。”。
晚清时中医的现状也确实令人头疼，使用药材的理论则更是匪夷所思，治疗肝病引起的肝腹水就用敲破的铜鼓皮，因为水肿又称为“鼓胀”，所以用破鼓的皮就能压服；水蛭会吸血，就认为把它晒干了入药能活血化瘀；蚯蚓在土壤钻来钻去，就认为它晒干了入药能够通络利尿；夫妻同饮一杯立春后的雨水，能治疗不孕不育
鲁迅更是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对中医进行猛烈的批判，一方面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所接受的西方科学西方医学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与他父亲的去世也不无关系。在鲁迅看来，父亲应该是给庸医害死的。他在《父亲的病》一文集中表达了对中医的批判态度：为给父亲治病，周家卖光了田产，就卖首饰和衣服，最后请来所谓的“名医”（陈莲河，即何廉臣）。但“名医”的药方实在希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嫁，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父亲肚子胀的像鼓，但“名医”自有办法，他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用鼓皮入药，以毒攻毒。父亲终于在这位“名医”的折磨下死去。
“你胡说~！”李尧臣举起了拳头
“Dr。伍，你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徐天宝也严厉说道：“古代的欧洲人一样认为世界是水火土气四元素组成，和中国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一样的，中世界的时候，欧洲人一样认为通过放血和水蛭吸血可以治病。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段历史，是不是一样很迷信和愚昧？”
伍连德点了点头，“确实如此，可是一种医疗方式或者是药物的诞生是需要大量实验数据积累来支撑的。”
徐天宝说道：“中医许多秘方之所以能够一代代传下来，正是因为千百年来在实际运用中被证明了有效，难道几百年的数据积累还不够？哪种西药有这么长的实验时间？”
伍连德沉默不语
徐天宝继续说道：“祖宗留下的东西精华和糟粕都有，后人必须懂得辨认，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怎么辨认呢？只有不停的实验，拿出真凭实据来，不能祖宗说什么就是什么，真金不怕火炼，精华通过试验越证明它的珍贵。西洋医学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从半巫半医展过来，传统的西洋医学和国医学没什么两样，都是糟粕和精华并存。找出国医学的精华扬光大，彻底抛弃其的糟粕，总结出规律，以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重新构建医理论，如果做到这些，你们这些医生就真的是功德无量了”
伍连德若有所思，不时的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看着怒气冲冲的李尧臣和半信半疑的伍连德，徐天宝只能竭尽全力去糅合这两股力量，随后，徐天宝又与天津知名的达仁堂的乐达仁合作，并聘请著名中医师胥紫来担任坐堂医师，希望通过众人的努力，使得古老的中医能够从此摆脱巫术的困扰浴火重生，成为祖国医学宝库最耀眼的明珠
111冯如、报纸
振华厂东北角一栋空旷的仓库，里面摆放着切割机、钻孔机、折弯机等等等等的工具，从铭牌可以看出，它们大部分是德国货，少部分是振华公司自行生产。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正在专心致志的加工零件，在他身边还有两个和他年纪一般大小的人在从旁协助。他生得浓眉大眼，额骨饱满，鼻子略有些塌，嘴巴也挺大，但是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满是工作的热情。
冯如，原名冯九如，祖籍广东恩平。幼年在私塾读了几年书，辍学后在家务农。甲午之战后，清廷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冯如，虽然不懂国事，但也尝到了家庭窘困的滋味。他从小喜欢制作风筝和车船等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他目睹美国先进工艺，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到旧金山之后，经乡亲介绍，在耶稣教会做童工，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生活十分艰苦却也相当的充实。通过学习英语和科技知识以及目睹日新月异的先进机器，看到美国发展的日新月异，令他身为触动。国家富强，必有赖于机器，于是更加发愤学习，专攻机器制造。
冯如为了救国，决心去纽约学习机器制造技艺。他打算将来亲手替中国造一艘新式军舰，打败小日本报甲午年的一箭之仇。冯如先后在船厂、电厂和机器制造厂当学徒和工人，历时近七年，备受种族歧视和失业的折磨。终于学会了多种机器制造技能，也增进了机器制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出了飞机，圆了人们千百年来飞上天空的梦想，这个消息也令年轻的冯如怦然心动，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制造飞机。就在这时，受雇于徐天宝振华公司的特斯拉回到美国，在申请插头插座的同时，找到了冯如
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事迹，冯如也有耳闻，特斯拉简单说明来意之后，递给冯如几张图纸。
冯如接过来看来几眼，一阵欣喜和激动。图纸上的飞机是一架单翼飞机，机身下有两个硕大的船型浮筒，两个机翼尖部挂着两个小浮筒，船型浮筒实在是太大了，看起来就像是插了两支翅膀的游艇。
冯如仔细看了半天后问道：“这架飞机操作是用副翼？船型的浮筒？这是谁设计的？
特斯拉笑了，他故作神秘地答道：“年轻人，这个问题你得回中国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就这样，好奇害死猫，冯如被半骗半请的来了元宝山
第一眼见到振华公司的时候，冯如就被这规模庞大的工业巨擘给震住了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徐天宝见到冯如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号，不是夸奖，而是“鼎三兄乃我国之瑰宝，于我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君之一身，关系万千，我愿意资助鼎三兄做任何研究，惟独不允你亲自试飞~~”
历史上的冯如在美国试飞自己的飞机时就几次差点摔死，后来回国之后，在最后一次试飞时冯加急于升高，操纵过猛，致使飞机失速坠地，机毁人伤。医院抢救无效，冯如以身殉国，时年仅29岁。在弥留之际，冯如犹勉励助手：“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
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把冯如从美国弄回来，打死也不会让他试飞了。
冯如苦笑道：“我知道徐大人的好意，可不试飞，怎么知道飞机好坏呢？”
徐天宝说道：“可以让别人代替，何必一定要自己以身犯险？”
冯如说道：“大清国有几个人懂飞机的呢？让别人试飞，根本无法查出问题和缺陷在哪里。”
徐天宝摆了摆手，笑道：“简单，建立一个飞行学校，鼎三兄你任校长，专门培养飞机人才。”
就这样，冯如留在了元宝山。徐天宝除了为他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以及人员之外，还提供了一些差不多同时代的飞机设计图纸。很快，冯如就发现之前自己的飞机为什么缺陷、故障多的原因。除了设计上的缺陷，自己之前因为缺少科研经费，所选用的材料质素不佳，再加上半手工制造出来的零件比较粗糙，因此故障不断。现在这种问题统统不成问题，而且，冯如还能优先得到狄赛尔发明的一系列柴油发动机作为飞机引擎。
冯如好似久旱逢甘霖，急于拿出成绩来报答徐天宝的知遇之恩，但是徐天宝反倒一再劝慰冯如，千万不要心急。做飞机是件精密的活儿，稍有闪失便是机毁人亡。虽然咱们找人代替你试飞，可人家也有妻儿老小，你总不能不把别人的命当儿戏吧？
如此这般，冯如便渐渐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每一个零件都精雕细作，力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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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下来的徐天宝一面喝茶，一面翻越今天新到的报纸，这几天，《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全面揭示革命与保皇派的原则分歧。
《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民报》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
“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