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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铁路收入方面，原本京沈铁路的收入是要用来归还庚子赔款的，但是自打徐天宝夺取山海关之后，这部分收入直接进入了东北大都督府的财政账户，一分钱也不对发。弄得英国人每过一个月就要来抗议一次。最近才开通的沈赤铁路，完全由中国人出资并设计建造，所得收入更加不会有一分钱外流。
最后是盐税，也是东北财政收入的大头，本来同样是用来偿还庚子赔款的，结果同样被徐天宝截留。同时，王永江、王树翰也参照徐天宝的意思，制定了《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规定盐税的征收以“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税不重征”为总则。
从量核定的意思是盐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以吨为单位分别不同产区﹑盐种和用途确定差别税额；就场征收﹐实行源泉课征﹐一般在盐的销售出场（厂）环节或在盐产区的运销﹑公收单位分配销售环节征收﹐以保证盐税地区差别税额的执行；税不重征﹐盐从生产到消费﹐不论其间经过多少加工﹑流转环节﹐只在规定环节征一道税﹐严格实行一次课征制度﹐纳税人用已税原盐加工﹑精制后销售的盐﹐不再缴纳盐税。
同时，《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还规定酸碱工业、制革工业、肥皂工业、饲料工业、渔业用盐，可以减免税。
当然，规范盐税管理，是东北财政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东北盐税管理办法》的最后一条规定，则是徐天宝为了一个人而专门设定的。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是湖南湘阴县人，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
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但是洋人秘技自珍，范旭东的考察又处处碰壁。
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
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这时候，一直让黑皮不断扫描检索资料，为自己搜索人才的徐天宝果断地向处在人生事业低谷中的范旭东伸出了橄榄枝。
徐天宝邀请范旭东和他的夫人许馥一起来沈阳参观。这时的沈阳正在进行新城市建设，原本低洼的道路被填平，并铺上水泥。路边有了路灯，城内居民七成通了电灯，八成通了自来水。大街上有交警站在四岔路口用小旗子指挥交通，有巡警用警惕的目光到处巡逻，看到谁乱倒垃圾，乱泼污水或者随地便溺就上前喝止。
新沈阳给范旭东夫妇的第一印象就十分美好，于是，范旭东站在徐天宝的奔驰汽车里就开始侃侃而谈。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眼下中国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我范某人虽然不才，也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范旭东的夫人也笑着说道：“我先生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真是痛心疾首。所以他才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徐天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象范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象要重新利于世界强国之列，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范先生，只要我徐某人帮得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
219反击开始了1
范旭东苦笑道：“当初我在财政部，工作是做货币的化验分析，进而将市面流通的“龙洋”，改铸成印有袁大头。民国法律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七钱二分，含纯银量在九成半以上，结果却只有五钱二分。我便写了一封长信上报此事，现在是民国了，有总统、有总理、有议会，我还真就不信没人管了！当时书生意气，现在回想一下，铸币厂、财政部、总统府、国务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袁大总统点头，谁有那胆子中饱私囊？既然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肯定各有利益在其中。”
范夫人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那时候可没少干傻事。”
范旭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在欧洲，奥地利的制盐在欧洲算是先进的，他们有详尽的盐专卖法，还有科学的制盐技术和先进的设备，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在号称“世界碱工厂”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时，我还想见识一下“苏维尔法”制碱工艺。可英国人对“苏维尔法”工艺对外不公开，负责人十分傲慢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锅炉房吧！真是气死我了！你大爷的洋鬼子！”范旭东不知不觉爆出了粗口。
范夫人在一旁赶紧偷偷拉范旭东的袖子
徐天宝莞尔，说道：“范先生真是性情中人，要是我遇到这样傲慢无礼的洋鬼子，也会骂人。”说罢，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要办新式盐场，不知道选址何处？东北正在整顿盐务，如果范先生不嫌弃是当个地方官的话，东北盐运使的一职，只要先生点头，随时可以上任。”
范夫人大喜，盐运使是个肥差，如果范旭东当了这个官，一来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二来也可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举两得。范夫人赶紧朝范旭东拼命打眼色，示意他答应下来。
哪知范旭东的书生之气又上来了，他笑道：“多学徐都督的美意，我打算在天津滨海塘沽一带开设盐场。之所以选择塘沽，一方面因为那里临近渤海，是天然盐都；另一方面，塘沽海陆交通方便，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炭支援。”
徐天宝眉头微微一皱，范旭东选的地方距离自己控制的大沽船厂不远，自己也能照应到。“不过~~”徐天宝说道：“那里现在都是十二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断壁残垣，还造着外国人的兵营，恐怕多有不便吧？”
范旭东一脸正色道：“起初我也以为天津是开埠较早的工业城市，塘沽离天津又近，那里一定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外国兵营一带空地，原来本是渔村的中心，现在只剩稀稀拉拉的几间空庐舍为墟；车站和码头上，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耀武扬威地守在那里。路上人迹罕至，偶尔能看见个把缩着脖子、踽踽而行的中国人。一种悲愤猛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要抹去这片土地的屈辱，在这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开垦中国化学工业的处女地。”范旭东的神情异常坚决。
“好吧！”徐天宝到也十分欣赏范旭东的这股子书呆子气，“天津的周学熙大人与我也有些交情，如果有什么问题，范先生也可以请周大人帮忙。”
“多谢徐都督！”范旭东伸出手来，要和徐天宝握手
徐天宝一手握住范旭东的手，一手从怀里衣袋内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一百万四名银行的支票，算我的投资。”
范旭东大喜，这笔投资不单是钱的问题，更是告诉所有人，范旭东后面站着权倾一方的东北大都督、巡阅使徐天宝，你们想找范旭东的不痛快，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
1912年8月，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100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为此徐天宝专门发来贺电，范旭东表示只等厂房建设到位，便可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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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刚刚稳定内蒙，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独立”的阴谋失败后，不甘心失败的沙俄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
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
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木丁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
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入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骚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