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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平静地点点头又说：“你们不愿意和我们一起革命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阻止我们革命。我方希望你们能借道让我们通过，并且协助我们沿途采购补给，而且还要对北京方面保守秘密。”
“此事事关重大，请周先生容我和家父商量一二，过几日再给你们答复如何？”马鸿逵对借道一事也不敢做主，表示要请示马福祥。
马鸿逵和包述铣离开以后，瞿明眉头紧锁着问周恩来说：“恩来，你看马福祥会不会答应借道？”
周恩来笑着答道：“他不敢不借道，他不借道我们就要来打绥远，他借了道我们就去打吴佩孚，呵呵，你说他们这些军阀会怎么选择？”
“我倒是宁愿他不借道。”瞿明摇头说道：“我们现在越过绥远去打察哈尔是孤注一掷的无后方作战，万一有个闪失，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是毛泽东的意见，瞿明现在明显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
周恩来沉重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榆林河一战暴露出西北新军的很多问题，这支部队毕竟是新组建的军队，新兵几乎占到100％，连很多团长、营长也都是第一次上战场，全军上下对于战争经验极度缺乏，而对手又出乎意料的强悍。此战虽然以平局告终，但新军内的国民党军官都对西北诸马产生了一些畏惧，认为如果进军绥远，新军甚至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打败诸马站稳脚跟，这样就赶不上进军北京的机会了。因此，于右任和邓演达向苏联顾问巴甫洛夫和加伦将军建议找马福祥借道，并获得了苏联顾问的支持。不过毛泽东坚决反对改变计划，他认为宁愿不进北京也不能放弃绥远计划，绥远地域辽阔，紧靠苏联又连接陕北是最佳的发展方向。
“希恩，进军北京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周恩来到口气非常严肃，他说：“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完成党托付的任务，绝不能因为自己的主张而影响到党的决议的实施，你明白吗？进军北京同时在察哈尔开辟根据地的计划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收益也同样巨大，察哈尔连着外蒙和北京，我们占领了那里，苏联的援助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北京，我们在察哈尔也能组建起数量庞大的革命军队，而且我们还能以察哈尔为基地进军东北，彻底挖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埋下的定时炸弹！”
第0098章 红星闪闪（二）
就在周恩来、瞿明和马鸿逵谈判的同时，马福祥也在都统署的另一个院子里和大胡子书法家于右任秘密见面。
“右任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孙总理的病到底严重不严重？”身材肥胖的都统马福祥靠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于右任则坐在他的对面，两人边饮茶便谈事，气氛比周恩来那头倒是轻松了不少。
“唉。”于右任摇了摇头捋了捋大胡子，没有回答，只叹了口气。
看到大胡子的表情，马福祥自然是知道总理病情有多严重了。他皱着眉头言语道：“如果孙总理在，国民党有主心骨，自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要有一天他老人家不在了，只恐要走北洋的老路了。”接着马福祥又问：“总理以后是公子接任吗？”公子就是孙科，现在在做广州市长，官也不小，不过民国是乱世，一个和枪杆子不沾边的市长没什么大用处的。
“哲生公子？呵呵，不会的。”于右任摆了摆手说：“我们那里不兴父死子继了。”
马福祥有些遗憾地说道：“老的死了小的做，多好的制度啊！你们国民党怎么就不用呢？我们西北五马都打算这么办，张雨帅那里看着也是要少帅接班的。这样好，能服众，也稳定。”马福祥说的也有道理，孙中山的学生有一大堆，儿子只有一个，要真能传儿子，国民党倒是也能有个老大，虽然这个水平差一些，但是和一堆小老大在那里打生打死比起来，好像还是强一些的。
“呵呵，我们那里是不行的，再说，哲生也不赞成总理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不好。现在总理已经安排了四人主席团和九人军委会，以后要集体领导的。”于右任一边捋着胡子一边介绍中山先生的“后事”。孙中山为了这个“后事”是绞尽了脑汁，而且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还主动疏远了共产党人，使国民党的斗争性和革命性大大打了折扣，连带着现在整个南中国的革命热情也有渐渐熄灭的苗头。
“孙少爷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不好？是怎么回事？”马福祥也不喜欢共产党，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不让信真主。老马虽然是个再温和不过的穆斯林，不过仍然还是相信有真主的。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不好说了。”于右任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6月份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提出了一个《弹劾共产党案》，而孙科就参与其中。自5月底苏联和北京政府签署《中俄悬疑问题大纲》，以及身为国民党人的李大钊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支持苏联在外蒙驻军，支持外蒙人民民族自决以来，国民党党右派就对共产党展开了新一轮的进攻，这些事件孙科都站在了国民党右派一边，当然在这个时空现在的广州城也没有几个国民党左派。
马福祥从于右任的话语中也听出了一些端倪，似乎现在国民党内两派斗争激烈，看来孙中山似乎国民党是难免要分裂的，如此就更加不能得罪正冉冉升起的新星共产党了。
“右任先生，您对这次新军攻打北京可有把握？”马福祥又将话题转到了进军北京上来。
“嗯，有把握的。这次我们和张雨亭、段芝老说好了一起动手，我们现在已经有五省半的地盘，有二十多万军队！张雨亭的兵也不少于二十五万，加上卢子嘉的七万，陕北的四万，我们三方可用之兵有六十万以上！所以我还是奉劝云亭将军和我们站在一起。”说起接下来的大战，于右任倒是信心满满，现在的国民党可谓是兵强马壮，虽然有分裂的危险，不过那是中山先生死后的事情，现在中山先生可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马福祥没有多想边摆了摆手道：“西北回汉世仇，右任先生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反对中央那没什么，而我要说反了，那就是回回造反咯。这样吧你们尽管东进，我能配合的就配合，不方便配合的我也不会阻扰。这样总行了吧？”他这些年一直是致力于西北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尽可能的避免回汉冲突。而且还一直想要模糊回汉，自称是汉族而非回族。所以他不想参与进攻汉族中央政府的战争。
“好吧。云亭将军能给我们提供方便，我们就很满足了。我在此代表中山先生谢过将军了。”于右任见任务达成便不再劝说马福祥出兵了。
次日，周恩来和瞿明也见到了马福祥，并且和马福祥举行了新一轮的谈判，马福祥同意借道给共产党，不过要求共产党沿途不得入城，不得向蒙古族农牧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此周恩来也没有提出异议，向蒙古族农牧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使命将由以乌兰夫同志为代表的蒙古族共产党人来承担，不是西北新军眼下的工作重点，西北新军的目标现在就只有北京城。
8月底，完成使命的周恩来等人顺利返回了宝塔山下的红都延安。刚刚回到共产党西北局驻地王家岭的周恩来和瞿明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便被瞿莹拉到了烟雾缭绕的会议室，原来在周恩来离开陕北后不久，中央特派员张国焘便到达了延安。
张国焘一到便和毛泽东等西北局领导同志发生了冲突，而起因是为了是不是要保留陕北根据地以及西北新军东征后的策略。张国焘的意见是放弃陕北，集中全部力量东征，争取夺取察哈尔、直隶、北京、山东、河南，然后联合山西、绥远、陕西的进步军阀一起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且阻止东北的张作霖和皖系的段祺瑞参加。这个意见是代表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思，所以张国焘也不做说服教育，便强令毛泽东等人服从。
对于这个几乎有些荒唐的冒险计划毛泽东当然不能同意了，他的主张是以第三师保卫陕北根据地，并且帮助杨虎臣夺取关中。以西北新军主力两万两千人东征夺取察哈尔，然后伺机进取北京、直隶。控制北京以后召开由各方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组织联合政府事宜，不排斥任何一方，但是要联合国民党和一切爱国将领。
当周恩来走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时，张国焘正在罗哩啰嗦的强调自己的观点代表中央代表国际，他挥了挥手臂说道：“同志们，党中央和第三国际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这个高潮是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奏。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义务走在世界革命的前列，为世界革命的高潮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整个生命！党中央和第三国际所提出的全力东征方案正是考虑到这个高潮即将到来，考虑到中国人民即将觉醒，帝国主义行将就木的总体形势而作出的，是完全正确的，是毋庸置疑的。”呃，当然，张国焘自己也是不相信的，为此他在广州也没少和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争吵。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然后便起身反驳，他说：“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很弱小，这次东征成功与否的关键完全是在敌人之间的混战会不会给我们机会，我们不能把革命的前途寄托于这样的机会，这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而陕北这块根据地是我党同志的心血，是我党的根基，只要有这块地盘在手，我们东征即使遭受了一些挫折仍然可以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所以我坚决要求保留有力一部在陕北，并且帮助杨虎臣将军夺取关中。”毛泽东此时已经看到周恩来走了进来，他深知周恩来的重要性，如果张国焘要贯彻他的主张就必须获得周的支持，要不然以张国焘在军中毫无根基，是根本指挥不了西北新军的：“恩来，你来说几句吧，你来说说看陕北根据地还要不要保存？”
周恩来知道了双方的争执原因后，立即就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在他看来中央和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的过于乐观了，此次东征夺取察哈尔或许不成问题，但进北京、取直隶难度不小，更别说是山东、河南了。想到这里周恩来神色有些凝重地说道：“同志们，我的意见是陕北仍然是需要保留的，我们保留陕北和东征北京的并不矛盾。”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就分散了。”此时苏联顾问巴甫洛夫将军插话说：“我们一共只有三个师，如果分出一个师，那就是少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这样会影响到我们东征的战果。”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道：“我们这次东征胜利的关键有二，一是军阀之间的混战会给我们这个机会。二是突然性。巴甫洛夫同志，您知道吗，从延安到北京有上千公里的路程，沿途行军时间要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一支部队在陕北虚张声势，那敌人就会想：陕北那支革命军队去哪里了？是不是冲着北京来了？如果吴佩孚在长城各口严密布防，我就算多了一个师也很难突破进入北京，反之如果他毫无戒备的话，我们就可以突然袭击达到目的。”
周恩来巧妙的绕了一个道，把留兵陕北和作战的突然性结合起来，一时间反对留兵陕北的同志居然都被他说服了。由此会议通过决议，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新的西北局，领导西北新军第三师留守陕北，并且负责帮助杨虎臣进攻关中。以周恩来为西北新军东路军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