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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正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赛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谈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着名战略。同时，张赛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都得到汉武帝的支持。
张赛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说乌孙王东返，又未成功，乃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不宜、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汉朝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2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和西域各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日趋密切。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着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传，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16。赵过创立“代田法”。
赵过是西汉武帝末年人，做过“搜粟都尉”，是我国古代着名的农业科学家。武帝时推行赵过创造的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使我国农业获得了重大的进步。
赵过创立的新耕作法，叫“代田法”。“代田法”是一种适于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推行“代田法”以前，实行的耕作方法，是翻地之后，即在地上散布五谷¨wén rén shū wū¨，不分行列，叫做“缦田法”。“缦田法”是原始的耕作方法，地力用尽，必需休耕，上田一年，下田要三年。这种落后方法，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代田法”是在地上开沟培垄，作物种在沟内。随着作物的生长，在中耕的同时，将垄上的土培到苗的根部。最后，沟变成垄，垄变成沟。来年沟垄再互相轮换。这种耕作方法，能够经常保持地力，并且有利于抗旱保墒，防止庄稼倒伏，也节约了人力。显然，“代田法”较之“缦田法”，是一次耕作技术上的重大革新。
赵过在创立“代田法”的同时，还改进了农具。根据史书的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就实行牛耕，但很不普及。赵过改进旧的耕作方法，创制耦犁，推行牛耕。据说，二牛三人，每年可种田5顷。由于当时一般农户无力养牛，赵过提倡用人力犁，最多一天能耕30亩。赵过又在过去一脚耧和二脚耧的基础上，改进成三脚耧。一人牵牛，一人扶耧，一天可以播种一顷。
由于实行了“代田法”和改进农具，史书上说，每亩每年可增产一石以上，好的甚至可以加倍。
在赵过的建议下，大司农增设由赵过主持的手工作坊，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工人专门生产新农具，又令全国郡守派遣县令、力田地方小农官和乡村老农到长安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
赵过的“代田法”，曾在皇帝的离宫内，由宫卒进行试验，打的谷子一般比其他的田地多出一石以上。于是，汉朝廷又命令在关中“公田”和边郡居延等地，进行试验推广。以后，又把“代田法”推广到河东、弘农等地普遍实行。史书上说，这些地方的农民都称赞“代田法”好，“用力少而得谷多”。
根据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上记载，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地区。贫户缺少牛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代田法”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有“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从“代田仓”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代田法”后，粮食是得到了增产的。赵过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17。盐铁会议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同时设立“平准”、“均输”制度，加上“算缗”，“告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侯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侯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负担过重，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断爆发小规模起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汉武帝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决定在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适当调整一些政策。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
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
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威胁，指出，“疲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单靠酷刑镇压，“不可久也”，汉朝政权有可能步秦后尘，迅速垮台。贤良、文人主张实行“德治”，是要求汉朝廷变换统治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
儒法之争，是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儒法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有它的特定含义。尔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产生儒法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儒法逐渐走上了合流。盐铁会议正是在儒法日趋合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18。司马迁写《史记》
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牧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京城长安受了屈辱的腐刑，正在发愤写一部历史书。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写的这部书后来被题名为《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系统的历史着作。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政府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