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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脸色惨白：“东条先生还说，由于在野外使用细菌武器见效慢，一般染上疫病几天、十几天人才死亡，所以我们使用立竿见影的化学武器比较多。”
他又把头低下去：“我这样说，并非把责任推到东条先生身上。总之，研制这两种杀人武器的罪魁祸首是我石井四郎。”
向哲浚问：“你们在中国使用过多少次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致使多少中国人民死亡？”
石井又翻开小笔记本：“细菌战一共进行以下几次。第一次是一九四○年七月，我亲自率领一支由五架飞机组成的航空队，飞到中国华中战区，将装在投撒器里的八十公斤伤寒菌、六十公斤霍乱菌和八公斤鼠疫菌，投在浙江宁波和金华一带。据驻华中日军总司令部调查报告，这一次有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感染疫病，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同时感染两种疫病，死亡率比较高，共有二万二千六百多人死于非命。”
他起身向向哲浚一鞠躬：“我罪孽深重！”
向哲浚手一挥：“坐下继续交代！”
石井捧着笔记本的双手微微发抖：“一九四一年四月间，我派六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新乡、滑县、浚县和晋绥边区的河曲、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投下四百公斤鼠疫菌。半个月后，接到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的报告，共有三十五万人感染鼠疫，死亡者多达一十五万六千余人！同年六月，我又派出两架飞机从吉林长春，那时叫新京，飞到武汉，再转常德，在常德投下五十公斤鼠疫菌，造成八千五百多人死亡！”
他取下老花镜，放在嘴边呵口气，掏出手帕擦了擦又戴上：“一九四二年七月问，我派一支由三十五人组成的远征队，由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带领，乘火车抵达南京，由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配合，先去南京两处战俘营，将一百公斤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五十名战俘吃，然后将他们释放出去，让疫病四处传染，具体感染和死亡情况，由于无法跟踪不清楚，但死亡惨重是肯定的。”
“但中国政府很清楚。”向哲浚说，“你们那次犯罪，使两种伤寒疫病传播到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八个省的大部分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死亡十八万七千多人！你真是罪大恶极！”
“我罪大恶极，我死有余辜！”石井起身向向哲浚鞠躬又坐下，“接着，这支远征队又乘飞机分别飞往四川的万县和重庆，浙江的金华。义乌和衢县，江西的赣州等地，将三百公斤炭疽热菌、一百公斤霍乱菌、五十公斤鼠疫菌投撒在这些地方，据驻华中日军总司令部调查结果，总共有六万五千多人感染这些疫病死亡！”
石井四郎开始交代使用化学武器残杀中国人民时，雷宁克从皮料提包里拿出加拿大渥太华国立公文馆保存的一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和中期，日本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的资料复制件念道：
“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使用刺激性毒气即催泪性毒气和喷嚏性毒气开始的。以后，随着毒气研制的变化，杀伤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惨无人道。一九三八年四月，在台儿庄使用的是窒息性毒气；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山西南部前线使用的已进化为糜烂性毒气。”
这份资料最后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止，日军用飞机投放毒气弹九百六十五次，致使中国军民死亡三十五万八千六百余人。”
雷宁克念完问石井：“这份资料上记载的是不是事实？”
“写材料的人情报准确。这都是我派人干的，我罪该万死！”石井翻了翻笔记本，“这份资料上说的情况是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为止。下面我补充交代，一九四一年六月到十二月，还进行过八十五次化学战；一九四二年为一百二十六次，一九四三年为二百三十七次，一九四四年为五十八次，一九四五年一月到八月日本投降为止是三十二次。让我计算一下，”他默默计算了大约五分钟。“一九四一年下半年到日本投降这段时间，进行化学战五百三十八次，致使中国军民造成二十一万四千三百余人的死亡！罪恶，罪恶，就是千刀割万刀剐我也应该啊！”
向哲浚与三位法官低声商量几句，宣布休息十分钟，石井坐在原地不动，脑子里乱七八糟，一个劲吸着香烟。翻译、记录员和记者们来到阳台上呼吸一会新鲜空气。四位法官坐在里面的休息问，低声商量着预审怎样继续进行。
十分钟很快过去，预审继续。向哲浚将两本记录让石井看一遍，要他在上面签字。石井看得很仔细，足足看了半个小时，然后在两本记录上分别写道：“以上所记全为我所交代。石井四郎，三月十五日下午五点三十五分。”
向哲浚对石井说：“你的犯罪行为暂时交代到这里。你回监狱后认真反省，明天上午继续交代。如果你真的是你在《报应》一诗中所说的‘只求无人步后尘’，那就将你保存的一切资料都交出来。”
“一切资料？”石井一怔。
“是的，一切资料。”向哲浚说，“诸如你们进行各种细菌研究、各种毒气研究的全部技术资料，两种武器的各种试验，包括在人身上的各种试验和动物身上的各种试验的全部资料，等等。”
“这些资料都毁了。”石井说，“这并非我交代罪行的态度不诚实，的确是毁了，我把问题说清楚了，你们就会知道我不是在说谎。”
“你说吧！”向哲浚说。
石井说：“去年八月，苏联对日本宣战，百万苏军向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时，我奉命回国接受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化学战的任务，许是天理难容，我回国后就重病不起，住进东京大医院接受治疗，才使我少犯一次罪。我离开七三一部队回国时，将这些资料装入十二口大木箱钉好，交给我大哥虎男保管，如果关东军失败，就要他用飞机将这批资料运回东京，并要我大哥亲自押运。但是，我大哥迷信关东军是战无不胜的日本王牌军而不可能失败，大意了。等到眼看关东军的失败已成定局，想把这批资料运走时，东北地区的几处机场已全部控制在苏军手里了。虎男打电话向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先生请示怎么办？山田先生指示将他们统统烧毁。”
他叹息连连：“可惜了！这是若干资金和若干条人命换来的科研成果，也应该算是人类的财富啊，真是太可惜了！我这样说，并非我还想研制两种武器杀人，相信法官先生们也不会这样看问题。”
格伦斯基问：“真的统统烧了？”
“无半句谎言。”石井说，“你们可以调查。山田先生关押在巢鸭监狱，他可以作证。烧毁这批资料时，七三一部队的生产部长川岛清、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勇正、七三一部队情报部调查课长山岸研一郎等三人在场。他们现在被关押在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监狱，可以让他们出庭作证。”
“我们会作调查。“向哲浚说，“难道你家里没有保存任何资料？”
石井想了想说：“还保存八千张用人和动物作两种武器试验的幻灯片，我愿意交出来。那是非常残酷的画面，看了令人发指！我之所以愿意交出来，因为我已经作了死的打算，没有什么畏惧的了。”
“这批幻灯片保存在那里？”向哲浚问。
石井说：“保存在千叶县山武郡芝川町家里，由我的妻子秋子保管，你们派人去取。”
向哲浚不甘心：“那批技术资料，难道你家里没有保存任何副本？”
“没有，的确没有，”石井说，“我之所以没有保存副本，因为那些科研项目的每一个程序，每一个细节我都十分清楚。要说有副本的话，副本深藏在我脑海里。现在，只能带到火葬场去了。这样也好，免得再有人步我的后尘去害人。”
同盟通讯社的两个记者，于当天下午六点四十分向日本各新闻单位，向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世界各国新闻单位发稿，详细报道了预审石井四郎的情况。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和有关国家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同盟社的消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石井四郎说研制细菌和毒气的技术资料藏在脑海里只能带进火葬场”一句话作肩题或副题。
美国陆军细菌化学战研究基地特托利克研究所细菌学博士艾特温，于同盟社发表这一消息的六小时后，从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特别新闻里，获悉石井四郎接受预审的情况，马上给杜鲁门总统打电话：
“石井四郎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研究权威。他深藏在脑海里的东西，是耗费了大量资金，用六千多活人作试验，经过三十年才获得的科研成果，只要保住石井四郎一条命，就能不付出任何代价使这一成果成为美国所有。”
他生怕杜鲁门不接受他的意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我们的细菌和毒气研究远不如日本，原因之一始终没有用一个活人作试验，但有些项目又非用动物作试验可以代替的。如果我们也像石井那样用活人作试验，是美国人道主义原则所不能允许的。仅从石井用六千多个活人作试验这一点来说，他的科研成果是无价之宝。而这一无价之宝的获得，只需要保留石井一命，只需要大总统阁下在麦克阿瑟先生面前一句话。”
“一条命”，“一句话”，像两大块黄金，在杜鲁门脑海里闪闪灼灼，他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
“好！我马上与麦克阿瑟先生通无线电话。”杜鲁门想起西半球与东半球的时差，“对了，马上不行，亲爱的艾特温博士！因为现在的华盛顿时间是二月十五日上午十点，而东京时间己是十五日晚上十二点了，麦克阿瑟先生正在睡觉呢！这样吧，等他十六日清早起来，也就是早晨六点，我们这里的十五日下午六点，我与他通话。”
东京时间晚上十二点，莫斯科时间是下午六点。就在艾特温与杜鲁门通电话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从苏联塔斯社的报道中，得知国际法庭预审石井四郎的情况，马上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他将收到的消息扼要向斯大林说了一遍，然后说：
“正在研制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美国人，一定会对石井四郎感兴趣，也一定会想方设法为石井开脱罪责，让他把两项科研成果写出来。”
斯大林那敏锐的眼光射向莫洛托夫：“你也一定对石井四郎感兴趣，是吗？”
莫洛托夫说：“是的。如果斯大林同志同意，就说苏联已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军事法庭，正在审问川岛清、柄泽勇正和山岸研一郎，必须让石井四郎出庭作证，然后制造假象，说石井突然患急病死亡，再将他保护起来，让他将藏在脑海里的科研成果写出来。”
他顿了一会，又说：“即使我们不研制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将这些资料收藏在苏联国立档案馆，也是一份价值连城的财富。”
斯大林沉思好一会才说：“我们不需要这两项科研成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消灭人类战争，从而实现世界大同。我们的立场是坚决处死石井四郎，为消灭细菌战、化学战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他果断他说：“请莫洛托夫同志在晚上十二点，即东京时间十六日清早六点，与习惯起早床的迪利比扬格同志通无线电话，将我们这一不可动摇的立场告诉他！”
莫洛托夫两手一摊：“我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