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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这时，蒋介石要在石家庄与他会见，张学良只好乘车前往。
这次会见不是在宾馆，而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时，蒋、张二人的专车并停在一处，张即下车，独自登上蒋的专车。
说起来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实际却是千真万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的一角，在一节很不显眼、不大为人注意的车厢里，蒋介石向张学良面授机宜，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
读者也许会问：此话怎讲？回答也简单，说它不寻常，主要是指这次会见的突然性和他对时间地点的选择，而谈话的内容却并没有多少新东西，蒋介石无非是对张学良放心不下，提醒他日本人很可能挑起更大的冲突，但我们绝对不能打，并把他那套“战必亡”的论调重述一遍，给张学良再打一次“防疫针”而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国弱民穷，不论在哪些方面都是不能与日本人相比的，不抵抗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如若抵抗，就会家破国亡。所以，日本人是万万得罪不得的，并特别强调对日本的侵略“我们不要还手”，“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这使张学良颇感为难。他唯蒋之命是从吧，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会落下骂名，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如果拒绝听从，就是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不说，还会使东北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所以，这次在石家庄的匆忙的会见，他从蒋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摆脱困境的妙策，反而更加重了他的不安。赵四小姐见他自打从石家庄回来后，就心神不宁，总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就关心地问：“汉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张学良摇摇头，却不说话。
赵四小姐是何等聪明的人，她的眼睛比镜子还明亮，张学良有什么心事，怎能瞒得过她？她这时虽然不能完全猜准，但也知道了个十之七八，她认为这肯定与石家庄之行有关，所以，又问道：“那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东三省出事了？”
张学良不想把事情说破，只摇头苦笑，象有什么难言之隐。
赵四小姐见他这样，越发觉得事关重大，而必须让他把实情讲出来，也好有个商量，所以进一步询问道：“在石家庄委员长跟你谈了些什么，是不是挨了他的训了？”
“挨训，不，不，”因对前不久的那次谈话想不通，这些天一直忧心忡忡的张学良见赵四小姐单刀直入地把问题挑明了，才不得不停住脚步，谈论这个使他很不愉快的话题：“委员长要是真的给我个下马威，要是他真的因我抗日不力而训斥我，那我倒高兴了，可现在事情刚好正相反！”
“相反？是怎么回事？”
“哼，一提这事我就冒火！”张学良愤慨地说，“他找我谈话不是鼓励我杀敌报国，而是怕我感情用事不听命令，原来他害怕日本人，怕我抗日，怕我在东北给他捅了漏子，不好收拾。”
“啊，原来是这样？！”赵四小姐觉得问题复杂了，她立即产生了许多疑问，“那么，现在形势到底如何？日本人打的什么主意？难道他们真的要挑起战争吗？”
“是的。”张学良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日本人在东北调兵遣将，磨刀霍霍，看来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既然如此，就得早作准备。”赵四小姐也疑虑重重地说，“我甚至还觉得，这次会见是有点反常的，他早不见你，晚不见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你找去，这会是偶然的吗？”“嗯，有道理。”张学良好象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关于东北局势严重的事，他提到了，只是说得较为含糊，或者也可说是有所暗示。但是对于不抵抗问题却三令五申，生怕我一时冲动同日本人发生冲突。”
赵四小姐听他这么说，联想到蒋介石在张学良病入医院后发来的《铣电》，以及最近一个时期频繁的指示，匆忙的召见，这一切显然都不是孤立的，说不定东北要有什么麻烦，还是让他果断决策为好，所以她提醒少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人是怎样谋害先大帅的，这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汉卿，此事关系重大，可万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但张学良却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他默默地在室内走一走，停一停，似乎极力想寻找一条比较稳妥的出路，终不可得。
一向关心国事、沉着冷静的赵四小姐，同样为此感到不安。但她知道，张学良决不是那种贪生怕死、逆来顺受、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人，他之所以面有难色，显然还是与那个不准抵抗的电报和前不久的石家庄谈话有关。然而，那个电报是有问题的，她觉得可以不理睬，如果把它当作一个金箍咒，使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把国恨家仇完全置诸脑后，这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不论从局部还是全局来看，也不论是从当前或长远来看，都是会带来严重后果的，所以，她不顾一切地向少帅大胆进言：“我看硬叫对凶恶的敌人不加抵抗是不对的，这个命令是下错了！人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守土抗战，抵御外侮，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个公民、特别是军人的神圣职责，这是连小学生也都懂得的道理，难道他堂堂委员长竟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吗？”
“啊，这个，他当然是清楚的，”张学良停住脚步，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嘲弄地微微一笑，“可理归理，做归做，在国民党内部，言行不一的人，难道还少吗？他们有几个是言行一致的？再说，你讲他错了，可他却认为他满有道理，比如说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危急！
东三省危急！
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着戎装，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竭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
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象被烫了一下似的，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象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