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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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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说,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或者诗词、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时候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因为中国武术的一般招式总是形象化的,根据那个名字,大致可以把动作想象出来。②

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金庸创造了一个神话,这是他意想不到的: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③

他说的是实话,他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只是为了完成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不料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就一路写下来了。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写小说对于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是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这是他内心的独白。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说破,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未必是有意的,却处处流露出来,那就是他的故国情怀、乡土情结几乎浸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射雕英雄传》开篇——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版,265、266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8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266—267页。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

乌柏树是江南的一个树种,南朝《西洲曲》中有“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柏树”的诗句,这是金庸魂牵梦萦的故乡风物,是他永远的梦,一打开记忆的闸门,他往往身不由己回到儿时熟悉的那片土地,回到少年时一再仰望过的天空。一个出生在世代读书人家,在战乱中成长起来、饱经忧患的读书人,因为大时代的变动,漂泊异乡,在小小的香港落脚生根,但他身上的文化因子全部来自那片古老的土地。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传达的首先是他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武侠小说仅仅是一个载体,一种市民文化的载体,他把内心的伤痛、时代的疮疤都寄寓在这一高度市民化的载体中,这一切,他本人也许完全是无意的。

(郭靖)当下昂然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与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留下了这番对话。金庸在战乱中痛失慈母,大动荡好不容易结束,父亲又遭不测,乱世的痛苦使他对功与罪、是与非有着自己的看法,“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是他深入骨髓的体会,他厌恶一切剥夺人类生命与幸福的战争,他鄙弃白骨换来的英雄,他借郭靖之口否定暴力与杀戮,写出了对和平的全部渴望,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和平更可贵的呢?

他一而再地提起兵火过后,到处是断墙残瓦,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都是他本人的亲身体验,是他铭心刻骨的记忆,他曾说,“若非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射雕英雄传》结尾郭靖与黄蓉一同南归,“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这正是他自身的感慨,他的伤痛、时代的伤痛尽在其中。

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完862段,那正是《明报》创刊的前一天。金庸在“全书完”后面有个告白:

各位亲爱的读者:我在本报撰写《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已近三年半,承蒙各位读者不断地来信指教和讨论,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我和《商报》同仁以及《商报》的读者们交情已不算浅,本来应该续撰新作,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将来一俟有暇,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

随着《明报》的问世,金庸当然不可能再为《香港商报》写连载了。

四、《雪山飞狐》

1959年2月9日,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故事本身不过是一个俗套,江湖恩怨、武功高低、藏宝图等,但在这部不算长的作品中,他引入了一些新的写作手法,比如完全采取倒叙的方式,改直写为暗写。比如将说故事与戏剧的方式结合起来,借“一天”来表现一百多年,小说交代,这一天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十五日,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一百三十几年。

《雪山飞狐》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胡斐,而是胡一刀,苗人凤与胡一刀的比武——

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场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地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①

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三个人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他却说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的启发,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再加上了一些戏剧的成分。②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的小说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刻画、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乃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现的善恶观念,对复仇的处理,直接影响了《雪山飞狐》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性格的塑造。③

《雪山飞狐》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有一次与金庸见面,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④

到1959年6月18日,《雪山飞狐》共连载了129天,《明报》创刊已近一个月。小说最后没有肯定的结局,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呢,让读者自行构想。

当时,金庸虽离开了《大公报》,与老同事的来往还是很多,在周榆瑞家的宴会上,他和羊朱、梁羽生谈起这个结局,他们都觉得比较新奇,虽然并非赞同。1960年10月5日,《新晚报》十周年,他写了《有没有写完》一文,他说,写这个结尾,他想到了西方中世纪著名的故事,公主、宫女和武士、饿狮,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世纪的传奇》。

① 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第1—3期。

②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143—144页。

③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7页。

④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页。

五、离开“长城”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1948年底创办的,专拍国语片。1950年,张退出,吕建康、袁仰安、费彝民等重组“长城”,袁出任总经理,整个指导方针逐渐左倾,并引入“读书会”等组织,灌输红色思想,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长城”和《大公报》一样都是左派文化机构,强调思想意义,重视社会教育,对影片题材的限制较严,天性不喜欢受束缚的金庸在“长城”虽也有成绩,但社会反响远远无法与他业余创作的《射雕英雄传》等相提并论。他工作了一段时期,未免感到失望,觉得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在“长城”却很难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一度遭到批评。他编的好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使他对继续留在电影界失去了信心。

1959年,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当初进“长城”,他以为电影圈会比较自由一些,和报馆不一样,想不到也是一样——

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特别是在“长城”此等左派公司,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比如他们很注重思想教育,当然,我不是否定他们,但自己的艺术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兼且到了五九年,左派公司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总括来说,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故转而办报。

他在另一场合也说过,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造环境,我没有待下去”。

他还在“长城”工作时,《明报》就已创刊。①

短暂的电影编剧生涯,金庸因受不了左派公司的思想控制而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情场失意,才决意离开。此后,他与左派电影圈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报》创刊当天仅有的两个祝贺广告都来自电影界,头版是峨嵋电影公司,第四版是新新公司,这是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办的一家公司。②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38、39、147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明报出版社2000年版,62—66页。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七章 《明报》初创

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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