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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微笑着说：“联邦调查局的声学专家，已仔细比对录音中的两个声音，其中一个年轻人的声音，确定就是本案被告。那位年长者的声音，确定为本案死者！警方在调查死者遗物过程中，发现死者生前有秘密录音习惯，悄悄将自己与他人的对话录下来，当然这看起来有些不道德。死者生前录音绝大部分遗失了，但根据他留下的部分录音，与这张光盘里的声音比对，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他本人。”
刹那间，我明白了！常青这个老变态，居然偷偷录下我和他的对话。又不知是哪个浑蛋——也许就是杀人真凶，为将我彻底陷害到电椅上，便把这段最为致命的录音，快递给时刻盼望给我定罪的检察官！
我绝望地仰头叹息，那个隐藏在黑暗中的魔鬼，真是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就在我的官司形势好转的时刻，却悄然在我背后插上最狠的一刀！
检察官简直已是狞笑，走到我面前高声问道：“高能先生，你能否告诉法官及陪审团，刚才这段录音里的声音，是否是你和常青的对话？”
沉默，但沉默并没有用，我该否认吗？既然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已经确认，再撒谎又有什么意义？只会让陪审团对我的印象更坏，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我承认，这段录音里的声音，是我和常青的对话！”
检察官如释重负地点点头：“非常好！”
萨顿律师垂头丧气地闭上眼睛。
“能否再告诉陪审团，这段对话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大约半年以前，在中国的上海市，常青住的酒店房间里。”
“你能否解释一下，录音里的最后一句话？”
检察官把录音快进到最后——
“你们究竟要怎么样？害死了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来害我吗？”
控方请来的华人又用英语翻译了一遍。
“你认为常青害死了你的父亲？甚至还想要害你？”
这个问题几乎是刺进胸口的刀子！
我无法抗拒，也无法说谎，只能怔怔地回答：“是，那是在我父亲死后两天，我通过父亲生前的电话记录，才找到常青所在的酒店。”
“在你父亲死后两天？”检察官敏锐地捕捉到了线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段录音的第一句话，也就是常青对你说的，英文大意是——昨天凌晨一点，他用酒店的号码，给你的父亲打了电话。”
致命一刀，我已无处遁形！
“是，我的父亲刚与他通完电话，就自杀去世了！”
“非常抱歉。”检察官故作同情地说，“但我仍要问下去，结合录音里最后一句话，是不是意味着，你认为是常青先生打的电话，导致了你父亲的自杀？”
最后一刀。
此刻，一个声音在我身体里高喊：“不！千万不要承认！承认了你就死定了！一定要说不！说不！”
这是梅菲斯特的声音。
不，我不会听从幽灵的摆布。
“Yes。”
敞开胸膛，接受这一刀刺破心脏。
对不起，莫妮卡。
我承认了，承认我曾经的推断——常青害死了我的父亲，这正是我的杀人动机。
萨顿律师已失望至极，他指望我拼命否认，或许还有胜算可能。
“谢谢！”检察官趾高气扬地向法官说，“我的问题问完了！”
法官异常严肃地看着我：“本次开庭到此结束，等待下次开庭的通知——下次开庭陪审团将作出最终裁定！”
2009年，农历除夕。
在美国阿尔斯兰州的看守所里度过。
没有年夜饭，没有父母双亲，窗外没有爆竹声，电视机里没有春晚，更没有小沈阳，只有囚室里沉睡的比尔，还有铁窗外漫天的大雪。
孤独地蜷缩在床上，双眼愣愣地盯着黑暗，怎么也闭不上眼睛。因为无论白天或黑夜，我看到的都只是同一种颜色，将我缓缓吞噬的颜色，一如梦中的那池湖水。
今天，萨顿律师单独来探监，他说现在情况非常糟糕——陪审团已掌握我的杀人动机，即便证明我与天空集团大老板的关系，也很难洗脱杀人罪名。所有最重要的证据，全都对我不利，包括字条上的“DAY DREAM”。虽然证据链条还不完整，但并不妨碍对我的有罪推定，从动机到时间直到凶器，全都符合杀人条件。何况一开始我就向法庭隐瞒了我和常青的真实关系——我说他是父亲生前的好友，其实他间接害死了我的父亲。还不如早点坦白这一点，等到被那段该死的录音揭穿，我已无路可退。
律师说官司打赢的希望已很渺茫，最坏的可能就是被定罪为一级谋杀，甚至并不排除死刑可能——尽管阿尔斯兰州上次执行死刑，还是在七年以前，据说那个倒霉的家伙，在椅子上坐成了电烤鸡。
不过，我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主动向法官认罪，不必等到陪审团最后来定我的罪名。美国司法制度奖励主动认罪者，以减轻司法程序负担。我很可能逃脱死刑，甚至不必终身监禁，也许只有十几年刑期，如果表现良好，蹲上七八年就有机会出狱。
如果不认罪的话，也可能因证据不足无罪释放——萨顿律师认为这种可能性，现在只剩下10％！剩下90％的可能，我将被判一级谋杀罪，面临最严厉的刑罚。
律师被这个案子折磨得彻夜难眠，强烈建议我现在就认罪，可以保证性命无忧。
思考了一分钟。
但这一分钟对我而言并不短暂，我想到刚刚醒来的瞬间，仿佛从母体来到这个世界，初生婴儿般看着周围一切，脑中完全空白一无所知……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转瞬就要在电椅上终结？
我不想死。
可是，不死的代价就是要说谎，要煞有介事地告诉法官，我确实杀死了一个人。
真的是我杀死了他吗？现在我倒希望是的！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撒谎，正大光明地去认罪，正当光明地被减轻刑期，又正当光明地蹲十年美国大牢再出来。
可惜这不是真相。
杀死常青的是另一个人，或者是另一群人，他们隐藏在黑暗彼岸，露出邪恶的微笑，盯着被困于绝境的我——只要我承认自己杀了常青。
不，我没有杀人！
为什么还要承认？为什么要替别人揽下罪名？为自己活命而承认杀害了别人的生命？
最近的一年来，我已说了无数个谎言，我不愿再说谎了。
我不认罪，永远都不会认罪，我要作无罪辩护！
当我最后一次拒绝萨顿律师的认罪建议，我能看透他眼睛里想的话——
“这个固执的中国小伙子！真是傻啊！谁知道你究竟有没有杀人呢？也许你一直在对我说谎，也许你本来就是杀人凶手，干吗要拼命死撑着呢？”
我即刻冷冷地说：“我没有对你说谎，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萨顿律师的脸色一变，马上收拾公文包告辞：“祝你好运！”
好运？
这个词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我，自从我醒来成为另一个人，一年来经历的所有事，从被公司裁员到父亲自杀，从飞来美国到蹲进牢房……
下次开庭是最后的裁决，等待我的是好运，还是厄运？
时间，已过了子夜十二点。
从鼠年来到牛年。
在我短暂的记忆里，去年这个时候与父母一起在家守岁。父亲面色红彤彤的，希望我能工作顺利，早日找到合适的女朋友。他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将我留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独自在雪夜的看守所过年。
轻轻抹去两滴眼泪，却听到一阵惨叫从比尔的床上发出，又是某个极度可怕的噩梦？
面朝雪山，春暖花开。
（请容许我篡改海子的诗句。）
阿尔斯兰州地方看守所，绝望地等待了近两个月，远方落基山脉的雪线渐渐上升，终于接到了开庭通知。
审判日。
还是莫妮卡给我买的那套西装，特意在看守所里理了头发，将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就像出席一场盛大的派对——末日审判的死亡派对。
这是我第四次上法庭，但愿也是最后一次。缓缓走进属于我的被告席，依然面对陪审团那些老面孔。我甚至知道了其中几位的秘密，有个男的一直瞒着老婆搞外遇，一个大学教授其实是同性恋，还有个老头每晚都会虐待他的菲佣。更有甚者是个家庭主妇，在五年前毒死身为牧师的丈夫，就埋在自家院子里，对外声称老公去非洲传教了。
检察官轻松地整理资料，我的辩护律师面色凝重。他并不担心我的命运，而是如果这桩案子打输了，会影响他以后接单的价格，尤其在金融危机之时，腰包会大大缩水。
旁听席几乎坐满了，几天前本地报纸刊登了消息，大家都想来看看审判结果。莫妮卡仍然坐在第一排，却异常低调穿着黑纱套装，乍一看还以为是孝服，让人想起《红与黑》里的玛蒂尔德，是来为我送葬的吗？可我与她非亲非故，更无肌肤之亲，顶多只是个冒牌堂兄，值得她这样做吗？当看到我走进被告席，她摘下大大的墨镜，露出一双幽怨的眼睛。这是她从未有过的目光，完全不像从前雷厉风行的性格。
忽然，莫妮卡将混血的双眼瞪大，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话——
“没人能够打败你！”
冰冷的心被她温暖了一下，我紧紧盯着这个女子，似乎整个法庭只剩下我们两人。
法官的话打破全场肃静：“现在，请控辩双方作总结辩论。”
率先出场的是检察官，他将按照对控方最有利的观点，对所有的证据进行总结。
他整了整西装向法官点头，又向陪审团点头，最后看了一眼被告席上的我，平稳地说：“尊敬的法官大人，陪审团的各位成员，今天你们将在此裁定这位被告，是否犯有一级谋杀罪？是否对一位美国公民的遇害负有直接责任？根据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将不会对被告是否有罪发表个人判断，而仅仅为大家分析一下，目前已掌握的大量证据，以及这些证据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
检察官丝毫不带感情色彩地陈述证据，当然每个证据都对我极其不利。从案发被捕的警方记录，到后来庭审时的各种证词，甚至我入境美国和酒店的住宿记录，凡是可以在美国境内采集的证据，他都事无巨细地一一呈现，直到最后发现杀人动机。已经不需要什么总结了，检察官已然将陪审团征服，就连法官听的时候也频频点头。
现在，轮到我的辩护律师说话了。
萨顿律师情绪有些低落，但还是满面笑容地对陪审团说：“尊敬的法官大人，尊敬的陪审团成员们。今天你们将在此审判一位年轻人，他从万里之外第一次来到美国，就像我的祖父渡过大西洋第一次登陆纽约。这位年轻人素来品性良好，能够熟练地用英语对话。他来美国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寻找失散多年的叔叔。就像从前许多电影里情节一样，他对于美国还完全陌生，刚刚入境两天的时间，就遭遇了可怕的意外，竟因涉嫌杀人而被逮捕。他行使了美国法律赋予他的米兰达权利，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他又列举了一些证据，其实基本都是对我不利的，但强调目前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比如杀人案发生当时的目击证人，抑或任何影像或图片资料。至于那段半年前的录音，仅仅作为我的杀人动机，却不能成为杀人证据。
确实是厉害的律师，能从那么多不利证据中，找到最关键的要素——警察虽然看到我拿着凶器，却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我仍有打赢官司的可能，接下来全得取决于陪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