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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对我指控的检察官，四十岁左右的白人男子，像个老实巴交的美国农民。然而，当他靠近我的瞬间，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令我心惊肉跳。
我恐惧地将头转向另一边，才看到我的律师萨顿先生，他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看来刚才的开场陈述效果不错。旁听席上坐了几十个看热闹的，莫妮卡醒目地坐在第一排，栗色长发束起绾在脑后，混血的双眼直勾勾看过来，读心术发现了她的心里话：“加油！”
我默默给自己鼓劲，却随着检察官的脚步声，下意识地往后退着。
现在是审判的第二阶段，起诉方应当向法庭提供证据，出示物证和传唤证人出庭。检察官微笑着取出物证，展示给陪审团和法官看——包括杀人凶器，沾有大量我的指纹，我被捕时带血的衣服，还有凶案现场的照片。面对这些骇人的物件，让我不时闭起眼睛，更不敢与检察官对视。检察官在描述这些证物时，不断采用“凶残”、“血腥”、“冷酷”之类的字眼，试图让陪审团对我深恶痛绝，认定我就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鬼。
起诉方的证人出庭，先是逮捕我的两位警察——“黑白双煞”。这两位仁兄宣誓所说的都是事实，对他们大概也是家常便饭。警察先对我进行辨认，回答检察官的提问，陈述案发当晚接报911，赶到现场在电梯口抓住了我。
然后，是法庭上最精彩的部分——交叉询问，辩护律师当场向证人询问。
萨顿律师走到警察的面前，指着我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当事人杀人？”
警察看了看我说：“我看到他浑身是血冲向电梯，手里还拿着凶器。”
“对不起，我只要你回答——有没有亲眼看到，我的当事人杀人的过程？”
警察无奈地瞪了我一眼：“没有。”
“谢谢！”律师转身对着法官说，“我的问题完了。”
法官俯身对检察官说：“起诉方有没有要再问的？”
辩护律师交叉询问后，检察官可以再直接询问证人。通常证人没有说到要点，或被律师抓住小辫子，需要检察官澄清证词的模糊之处。但辩护律师也可以再度询问，持续攻击证人的可信性。这就是庭审片里常见的唇枪舌剑，检察官与辩护律师你来我往，经常把证人或被告折磨得半死。但是，如果某一方触犯法庭上的规则，比如询问方式有诱导之嫌，或者询问与本案无关的内容，另一方可以当场反对。但对方也会向法官简短解释，这样提问的理由和必要。法官会决定反对是否有效，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对查明案件真相很有效。
可是，检察官出乎意料地放弃再度询问，要求第三位证人出庭，也就是负责此案的警官。
我也见过这位警官，但因为我履行了米兰达权利，从未和他说过话。他在法庭宣誓之后，陈述了现场勘察结果，还有法医的验尸报告。这些证据都对我非常不利，现场到处留下我的指纹和脚印，包括常青的死亡时间与伤口情况。
接着，辩方律师作了简短询问，检察官也像上次一样没有论战。
法官宣布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萨顿律师终于走到我的面前，用目光示意我不要紧张，朗声问道：“高能先生，你能用英语回答吗？”
“No—pro—pro—problem！”
该死！怎么第一句英文就结巴了！同时听到陪审团和旁听席上一阵讽刺的笑声，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真想马上宣判死刑送上电椅得了！
律师的表情也很尴尬，只能安慰道：“请别紧张，你能用英语回答吗？”
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说话，嘴唇皮都发紫了，陪审团像看傻瓜一样看着我，而我只能慌张地躲避他们的目光，却撞到旁听席上莫妮卡的双眼。
“坚持住！”
她的眼睛在对我说话，混血的美丽脸庞如同雕塑，笼罩在幻影般的白色灯光下，仿佛她才是这次审判的主角。
“No problem！”
刹那间，我口齿伶俐起来，美式英语也变得异常标准，自信的目光对着陪审团，让那十二个人刮目相看。
“很好，高能先生！”律师赞许地对我点头，“你可以继续陈述下去。”
按照事先与律师商量好的方案，我从来到美国的那一刻说起，来到马丁？路德市，被自称天空集团吴秘书的人，接到案发的公寓楼，在513房间发现死者常青，然后我慌忙地逃出去，被及时赶到的警察抓住了。
我没有说蓝衣社的情况，只说常青是我父亲的好友，帮助我与天空集团大老板取得联系，并为我安排签证手续。当然，我更不可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在这里我就是高能，我是以高能的身份接受审判，来美国也是要找我的“叔叔”高思国，那个遥远的古英雄早已死了。
其余情况都是事实，尤其在案发现场，餐桌上那张神秘字条，引诱我拿起凶器，成为对我最不利的杀人证据。律师听完频频点头，旁听席的莫妮卡也给我鼓劲，陪审员们都没有发出声音，看来我的英语表达能力还不错。
律师出示最重要的物证，那张来自警方现场勘查的字条，保存在透明的证物袋里，一张皱巴巴的白纸，有着手写体的两个英文单词——
DAY DREAM
白日梦！
我站在被告席里一阵颤抖，就是这张可怕的字条，这段直白的英文，像一张嘲笑的大嘴，把无辜的我吞入这桩审判！
陪审团和法官都看了一圈物证，最后轮到检察官手上，他皱起眉头停顿片刻，迅速作出反应，走到我的面前说：“高能先生，你说你没有杀人，而是走进凶案现场，发现了这张字条，为了看清字条上的字，而拿起了压着字条的刀子？”
第一次与检察官对话，我紧张地只说了一个字：“Yes。”
这也是律师关照的，与检察官说话越短越好，免得被他捉到漏洞。
“你认为这是一场针对你的阴谋？”
“Yes。”
检察官的表情异常严肃，我已看到他心里的话——“这个小子不好对付！”
“请问你在拿起刀子之前，有没有看到刀刃上的血迹？”
“有，看到了红色的污迹。”
“既然已看到了血迹，为什么还要拿起来？”
面对他犀利的目光，我说了早已准备好的话，其实也并非谎言：“当时我没认为是血迹，因为刀子是放在餐桌上的，我以为是西瓜汁或番茄汁，根本不会想到有杀人案。”
“好，回答得很合理。你说为了看清字条上的字，所以把压住字条的刀挪开，却为什么还一直握着刀子？”
“我刚拿起刀子，就看清了字条上的‘DAY DREAM’——当时把我吓住了，紧张得双拳握紧，就再也没有把刀子放下来。”
检察官耸了耸肩膀：“提请陪审团注意，按常理来说有些奇怪，就这两个英语单词，能让被告紧张成这样吗？”
“我……”赶紧让自己镇定下来，“因为这两个字，让我感觉这是一个陷阱，但又不知道具体什么危险，一刹那就很紧张。”
“陷阱？两个字就代表陷阱了？这个世界岂不是到处都是陷阱？”
“是，这个世界上，确实到处都是陷阱。”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跑题了，低下头说：“对不起！”
他盯着我的眼睛摇摇头：“看来你是一位悲观主义者。”
“Yes。”
“再次提请陪审团注意，当你看到写有‘DAY DREAM’的字条，就会拿起一把沾着血迹的刀子到处乱跑吗？”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尽管确实不合常理，但又无法描述案发时的心情。从接到冒充高能去美国的任务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没睡过一天安稳觉，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就在那晚走进公寓楼时，无数种情绪交织在心中，既有将要见到高思国的兴奋，又有谎言与面具被戳穿的担心，更有对黑暗中不为人知的危险的恐惧。当看到刀子底下“DAY DREAM”这八个英文字母，“白日做梦”的声音在耳边响彻，刹那间所有幻想都破灭了，彻底坠入黑暗深渊。当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没有意识到凶器握在手中，直到浑身是血冲出房间。策划这桩凶杀案的人，肯定深入剖析过我的心理，抓住我性格上的弱点，判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脑般的精确计算，无论时间、地点还有一切细节，都是一张捕捉我的阴谋大网。
看着我不再回答，检察官眼里露出一丝满意。他举起透明的物证袋，朗声对陪审团说：“我不怀疑这张写有‘DAY DREAM’的字条的真实性，也不怀疑警方报告这张纸上沾有死者的血迹的事实。但现在谁也说不清楚，‘DAY DREAM’究竟是谁所写？而根据被告的陈述，这行字使他坠入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拿起刀子被警察误认为是凶手。所以，查出是谁写了这行字，对于证明被告所说的话是真是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建议法庭对这行字做笔迹鉴定！”
法官点了点头说：“好，不过检察官先生，这张字条要和谁的笔迹作对比呢？”
“死者！”
陪审团一阵小小的骚动，我也摇摇头说：“不，怎么可能是常青写的呢？”
法官严厉地瞪了我一眼：“没有法官允许，被告不得擅自说话！”
我哑口无言地缩了回去，但那还用问吗？肯定是杀人凶手写给我看的，只有找到真凶才能鉴定笔迹。
“同意检察官的请求。”法官回头对书记员说，“准备鉴定这张字条与死者常青的笔迹。”
在法官的示意之下，检察官继续对我询问：“请问被告，你说有一位自称天空集团吴秘书的华人男子，从机场接你来到案发现场？”
“Yes。”
“但根据警方现场的勘察，并未发现所谓吴秘书的任何踪迹，这是否是你杜撰或想象出来的呢？”
没想到会有这种问题！当我不知所措之际，萨顿律师站起来说：“反对！这纯属控方的想象。”
“反对有效！”
法官托着下巴厉声道，大概他也是把这场官司，当做一台难得上演的好戏。
狡猾的检察官见好就收，微笑着说：“法官先生，我的问题问完了。”
“现在，辩护律师可以询问被告了。”
萨顿律师看了看我的眼睛，摇摇头：“我没有问题了。”
根据我们事先的战略，律师会让我尽量少说话，先适应美国法庭的气氛。
法官揉揉眼睛，疲惫不堪地说：“中午了，今天到此休庭，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下次开庭时间？
这一等就是几十天。
我仍然每天在看守所坐井观天，而高墙外的美国已发生剧变。
白宫有了新主人，第一次有个黑皮肤的中年人，登上了美国总统宝座。就连看守所里的犯人们，每天也看电视关心选情，他们分成两派支持麦凯恩与奥巴马。不过囚犯大多是黑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等少数族裔，奥巴马在这里明显占了上风。11月5日大选结果揭晓，看守所还增加了许多警力维持秩序，以免两派囚犯大打出手。
至于我这个中国公民，既无权投票也不是很关心。就连关系我性命的案情，似乎也不放在心上了。每周一次“接见”莫妮卡与萨顿律师，而每次分析案情，律师都强烈要求我说出所有秘密。但我要么装傻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干脆就说：“对不起，我不能说。”
我悄悄地瞥一眼莫妮卡，而她苦笑一声，显然对一些家族秘密，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