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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室的大门走出来，一直向前走，走到同中央走廊交叉处“向左拐，走到最深处就是笠原班（研究病毒）研究室。从解剖室走到那里仅需几分钟的时间。
如果按相反的方向向右拐，沿楼梯向上走，就来到”口“字楼二层。在二层楼上，是拥有功率极大的冷冻室和保温室的吉村班研究室，以及凑班（研究霍乱），冈本班、石川班（均研究病理）。还有江岛班（研究赤痢）、太田班（研究炭疽）以及内海班（研究血清）。
从解剖室到二楼的这些研究室步行只需几分钟的时间。
解剖室通过秘密的地下通道同关押”马鲁太“的特设监狱相连，而且距各研究室很近。
设有铁制手术台的这间房子，就是731部队对”马鲁太“秘密进行活体解剖的地方。
据说从1939年731部队进驻平房附近的新设军事区后直到1945年夏季这支部队垮台为止，六年期间，通过这个秘密地下道送入解剖室的活”马鲁太“就有数百名。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调查时，高级队员冈本供称1945年解剖的”马鲁太“约在1000人以下。
来自恶魔的预约
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法庭未能弄清731部队所进行的无数活体解剖（据部分原部队人员说，刚死的人称“战死前解剖”——从法律上说，死体还有体温，不认为是尸体，解剖这种尸体，不是尸体解剖，而是称活体解剖）的真相。
这是由于受审的部队人员小心翼翼地掩盖着事实，包庇他们头目的缘故。
从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记录中，到处可以看到被告人为隐蔽或缩小事实而费尽心机的措词。也就是说，被告人敏感地察知了苏军当局的审讯意图和审讯的锋芒，然后在回答审讯中反复地供述已经暴露出来的犯罪行为，始终采取了一种“没有问到的事情，一句也不讲”的态度。
因此，在哈巴罗夫斯克所记录的“公审文件”本身，虽然是日本陆军进行细菌战犯罪行为的详细记录，但是却又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即把731部队的全部所作所为只限定于“公审文件”上所列的事实来认识。
资料、文件以及出版文件，都是利用铅字印刷的，从这些东西中，读者容易产生对铅字的“迷信”，但是为了揭露731部队的真相，仅靠涉猎印刷资料或硬搬已经提到了的事实，是不充分的。依靠那么一点证据就会陷入一种玄学式的表面调查研究之中。那只不过是现成资料的堆积而巳。继承、扩大现成资料的错误，也是有危险的。
山田清三郎写的《细菌战军事审判》和岛村撰写的《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作为记录来说，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虽然根据的是哈巴罗夫斯克军事审判的“公审记录”，但还通过笔者亲自的调查进行了证实。
上面提到的“口”字楼二、三层的各个班都利用设于部队一角的解剖室。
我在前面谈到“马鲁太”时曾写道：“马鲁太”是“按编号……作为731部队各班所有物分配的，成了他们根据不同研究目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
“马鲁太”为什么必须“作为各班的所有物分配”呢？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解剖室里的活体解剖。
从活着的人身上釆集新鲜的“标本”时，必须事先确定这些标本是哪个班的“所有物”。
据原部队人员的证词，在实际进行活体解剖时，解剖“马鲁太”人体的执刀和进行实验的权利，属于拥有这个“马鲁太”的那个班。执刀解剖和进行实验完毕以后，人体的内脏，根据各研究班的要求进行分配。
他们事先把解剖活体和进行实验的计划通知各个研究班。“解剖以后把小肠和胰交A班”，“B班要脑子”，“C班要心脏”……从那时起就开始进行预约。这是对被活生生地解剖了的人体部件的“预先订货”。
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大致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釆集标本。人患传染病时，心脏是否会肥大？肝脏是否会变色？感染各个时期的变化情况如何？在人活着的时候，查明各个部分的变化情况，解剖活体是最“理想的”方法。
并不只是采集感染疾病的标本，活体解剖的价值在于可以研究“马鲁太”服用一种药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此有关的内脏发生的各种变化。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给“马鲁太”“注射”了人们想得到相关结果的一切物质。从“马鲁太”的静脉注射进空气，观察身体的各种器官是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窒息的？部队人员虽然知道注射空气会导致人的死亡，但是他们对更加详细的经过抱有兴趣。
他们还把“马鲁太”倒吊起来，进行实验，看看多少小时多少分钟死亡，身体各个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把“马鲁太”放入一个巨大的离心分离器内反复进行高速旋转实验，直到“马鲁太”死亡为止。
把尿、马血注入肾脏，人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反应呢？他们用猴血、马血和人血进行交替的实验。究竟能从“马鲁太”身上抽出多少血液呢？他们利用针管进行过多次抽血实验。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榨取。
把大量的烟送入人肺中会怎么样？如果以毒气来代替烟，又会怎么样？毒气或糜烂性气体进入人的胃，会出现何种变化呢？
试用这种药物，不，使用那种物质时……那些平时甚至连念头本身都认为是一种邪念而禁忌的事情，在731部队里却满不在乎地付诸实施。利用X光射线长时间照射破坏肝脏，也是活体实验的内容之一。据说，也包括一些在医学界是早巳判明的毫无意义的实验。
解剖活体的手术刀，主要由研究班里具有助手资格的人（雇员）掌握……采集标本的想法，由班长一级提出。各班的班长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或医生。只对特别有兴趣的“马鲁太”，他们才直接动手。通常绝不玷污自己的手。一切事情都让部下来干。各班人员对活体解剖丝毫没有罪恶感，毋宁说各班里充满了一种这次能够采集到何种标本的期待气氛。
这是原部队人员做出的证词。经过全身麻醉或局部麻醉的“马鲁太”，一小时以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好的活标本”。
手术的“自助餐”
据原部队人员说，在这种解剖活体“实验”中，他们曾经接受过哈尔滨医科大学日本人教授和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大学的“委托研究”。
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虽然是只有很少几次，但是，大学教授也曾来过731部队。每次都戒备森严，下车时都是把教授的眼睛严严地蒙起来，进入大楼以后才取掉蒙眼布。
有一次，前往哈尔滨外游的“皇族人士”悄悄地来到了731部队，石井四郎部队长根据“无关东军司令官的许可，严禁任何人入内”的规定，让这位“皇族人士”在大门外等了很久，说了一番好话之后，才领他参观了设施。这段小插曲在有关人员中是人人皆知的。
石井四郎队长（军医中将）认为解剖活体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实验”，并把它作为对此有兴趣的日本医学人员参加部队的“诱饵”，不少教授既是731部队人员，又在当时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里教书。
“某有名国立大学的教授在战后日本医学上做过许多疑难的手术，博得高名，获得了政府的勋章……这位先生怎么掌握如此高明的外科手术技术的呢？如果那么难的手术遭到失败是不得了的！难道那位先生没有失败过吗？不，他的手术有过几十次失败的经验，……他在什么地方积累这些经验的呢？都是在731部队！”
在关西，我见到了原部队的一个队员，他说，以“马鲁太”为对象进行过多次疑难手术的“实验”。
“马鲁太”——是人，又并非是人。因为每个“马鲁太”都没有姓名，只有编号的管理卡片。当“马鲁太”被“消费”掉之后，就把他的编号改用在新“进货”的“马鲁太”身上。
但是，被731部队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并非都是“反日分子”。现在让我们介绍一个原部队人员当时目睹的一个实例吧！
1943年的某一天，他们把一个中国的少年带进了解剖室。据原部队人员说，这个少年并非“马鲁太”，估计可能是从哪里拐骗来的，详情不得而知。这个少年仿佛已经绝望，蹲在解剖室的角落里。站在解剖台周围的十几个身着白色上衣的队员，只露出经过消毒的双手。有一个人说了句简短的话，命令这个少年爬上解剖台。
可以“再造个活人”
中国少年按照命令脱光了上身，躺在解剖台上。这位少年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脱掉他的裤子。少年生殖器周围还没有长毛，也许中国东北地区的人体毛较少，从生殖器和其周围的情况来推测，这位少年年龄约为十二三岁。
他们首先把浸透了哥罗仿（麻醉药）的脱脂棉捂在那个躺着的中国少年的嘴和鼻子上进行了全身麻醉。然后再用酒精擦干净少年的身体。
一位资深的雇员从围绕着解剖台的田部班成员中走出来，手握手术刀靠近这个少年，然后他沿着少年的胸腔用手术刀开出了一个Y字型。再用止血钳进行止血，鲜血不停地流出，露出了白色的脂肪，活体解剖便开始了。
“少年并不是‘马鲁太’……孩子并没有进行什么抗日运动。后来，我才知道解剖他是为了取得一个健康的男少年的内脏。由于这个缘故，这个少年就活活地被解剖了……”，后来，一个原731部队人员回忆当时解剖情景时这样说道。
从这个沉睡中的少年身上依次取出肠、胰、肝、肾、胃等各种内脏，分别计量之后把它们丢进了桶里。放在计量器上的内脏还在蠕动，所以指针在摇摆，队员很难看准刻度。接着他们又把丢进桶里的内脏放到一个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大玻璃容器里，盖上盖子。沾满少年体液的手术刀闪闪发光。由于雇员熟练的“执刀”，少年的上半身在流血中几乎变得空无一物了。取出的内脏，泡在福尔马林液中，还在不断地抽动，进行着收缩运动。
“喂，还活着呢……”
不知是谁这样说道，这可以再造一个活人。取掉胃，切除肺部之后，中国少年只剩下头部，一个小小的光头。凑班的一个人把它固定在解剖台上，在耳部到鼻子之间，横切了一刀。在剥开头皮之后，开始锯头，头盖骨被错成三角形之后取了下来，露出了脑子。部队人员用手插入柔软的保护膜，像取豆腐般地把少年的脑子取了出来，又迅速地放入装有福尔马林液的容器中，解剖台上的少年只剩下四肢和一副空躯壳了。到此，解剖结束。
“拿走！”
呆在一旁的人员把装有少年内脏的容器一个个地拿走，而对这个被迫死去的少年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在他们看来，甚至连判刑都不需要。少年只不过是摆在恶魔餐桌上的一块肉而已。队员双手捧着玻璃容器在走廊上一走，由于摇晃，内脏在溶液里不时作响，收缩了起来。由于容器重，生怕摔倒，他们使出全身的力气，捧着它，缓慢地走着……
将要进入青春期的这个中国少年的姓名，恐怕同无数“马鲁太”一样，至今也无人知晓，他本人也不会知道自己被活生生地解剖的理由。在被迫短短的假寐状态中，他丧失了一切：
鲜血流如注，
活体解剖躯尽空，
五脏秤上动。
1940年9月，在浙江省杭州市郊外笕桥逮捕了一名便衣队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