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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自称接过了老师衣钵，可实际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传承曾国藩那作为一位真正理学家的本质精髓，缺少一种内在的精神贯注与严格要求，无论对己对人，都显得相当实际而实惠。他“好以利禄驱众”，重用人才着重谋略干练，将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他曾露骨地袒陈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他对部下以实利相诱，只要事情办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决不含糊。他紧紧抓住军权不放，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他对手下公然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此言一出，人人愿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鱼目混珠，泥沙俱沙，时间一长，势必影响士气，败坏风气，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乱局面。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不顾国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抢占地盘、争权夺利、你打我杀的内在根源之所在……
曾国藩对他的两个得意门生俞樾与李鸿章，曾恰如其分地评价道：“俞樾拼命著书，少荃拼命做官。”李鸿章一生执著官场从未言退，认为只有做官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上可忠君报国，下则为民谋利，“安能不热衷耶？”这也是他与老师曾国藩最大的区别之一，每有高封，曾国藩总是竞竞惕惕如履薄冰，一旦事不可为，就主动请辞，决不恋栈。李鸿章从来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上过一道辞呈，即使要挟清廷、以退求进也没有过。他太怕失去头顶的花翎顶戴了，只要有官做，能得到朝廷的加封，哪怕拼着身家性命，损害个人声誉，也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兵败日本议和归来，李鸿章成了人人喊杀的“卖国贼”，有人劝他引退，李鸿章极力强撑道：“于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因此，尽管陷入人生低潮之极，他仍保留几项官职，拥有几顶官帽，并期望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重握大权实权。李鸿章“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从1862年担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病逝，除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哪怕病重期间，也从未离职。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视之，也算得上一种担当与气概——不畏险阻勇于任事，面对困境从不退缩。
为了官位，他几乎不择手段，有时连自己的恩师曾国藩也不放过。当曾国荃部久攻南京不下时，清廷曾命李鸿章“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相机进取”，李鸿章念及恩师情谊没与曾国藩兄弟争抢头功，而是耍滑头找借口主动避让。可当南京攻下不久，清廷担心曾国藩尾大不掉，便有意调开，命其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围剿太平军余部及小股捻军，由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时，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到南京接署。而此时的曾国藩虽主动裁撤湘军，却为弟子从长计议，上疏朝廷保留淮军，面对李鸿章这一多少带有“逼宫”味道的举止，曾国藩大为不快。其实，皖鄂交界处的小股敌军根本用不着曾国藩亲往督军指挥，刚一接旨，他就上了一道辞官奏折。曾国藩不想立时交出两江总督的印篆，而是等到朝廷回复的谕旨再说。可李鸿章恨不得立时将曾国藩挤走，便在南京秦淮河边的一艘船上静候交接。等了半个多月没有动静，李鸿章愤然不已，欲与恩师断交。曾国藩得知弟子心情急迫，即刻交出印信。谁知过了两天，廷寄谕旨到达：“曾国藩无须交卸督篆，仍驻扎金陵，妥筹调度。李鸿章仍回江苏巡抚本任。”
后曾国藩正式奉旨剿捻，李鸿章还是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印信。因湘军大部已裁，曾国藩不得不倚重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将淮军视为命根子，有兵即有权，有权就有官，为了青云直上，哪怕对大力栽培自己的恩师，也不肯放权。军队调至前线，名义上归曾国藩指挥，可李鸿章却一直暗中遥控干预，淮军所有行动须经他点头认可。曾国藩无法调度，常常贻误军机，弄得他劳而无功，受到六次廷旨严责，四次御史弹劾。于是，他极力让贤，奏请李鸿章接任。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剿捻大任，实授钦差大臣，遵循曾国藩原来制定的战争方略，李鸿章很快取得一举荡平捻军的决定性胜利。
处置天津教案，曾国藩更是惹得一身臊，连他自己也认为“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又是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处置未能完全了结的天津教案，坐上封疆大臣的头把交椅，此后在这个位置一坐就是二十五年之久。接到新的任命，李鸿章自然大喜过望，可这次，他不仅没像上次暂署两江总督那样急煎煎地“逼宫”，反而在到达河北保定后就逗留不前了。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冒署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为休息”，希望恩师将事情处理得有一个眉目后他再接手。曾国藩已被教案弄得身败名裂，也不希望师生两人共同“赴难”，跳入难以洗刷干净的“泥坑”，便独自一人作出了鲜为人知的牺牲，待奏结第一批人犯之后，才让门生抵达天津。李鸿章接任后所做之事，不过将曾国藩原来议结中的二十名死刑减少四人，改判为十六名死刑，四人缓期执行而已，其余部分并无半点更改。而李鸿章却获得了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认为曾国藩办不了的事，他能办妥办好，实为清廷第一股肱之臣，不久便任命他兼任北洋大臣。北洋大臣权比枢廷，不仅佩有钦差大臣关防，还兼有通商外交、兴办洋务、从事海陆国防建设的重任。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1825年1月9日），李鸿章又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位居内阁各大学士之首。这一实际上的宰相之职向来都是满人“专利”，汉人得此职衔者以李鸿章为第一。
李鸿章为了爬上高位，可谓孜孜以求、全力以赴，哪怕对恩师曾国藩，在做官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也是“步步紧逼”、寸步不让。而曾国藩却总是为门生大有出息、薪火不息而感到欣慰。
只有当曾国藩逝世之后，李鸿章这才陡然间觉得少了一座靠山、一根支柱、一种依托、一片绿荫，日后艰难的危局，唯有独自支撑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自视其高、倨傲不恭，不会转弯抹角以退为进，不懂守雌藏拙适可而止，不会收敛锋芒韬光养晦，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除委曲求全、百般讨好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他不招光绪皇帝喜欢；他与光绪帝老师、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不和；他与左宗棠、张之洞等其他权倾一时的封疆大臣闹翻，相互发难，互不买账，特别是与左宗棠交恶甚深，两人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冲突，动不动就大动干戈；他惹怒了朝廷清议派，这就相当于捅了“马蜂窝”，招来永无止息的无端攻击；他既不是地道的维新派，也不是激进的革命者，这就使得他两头受气，多方掣肘；就连重用他的慈禧太后，也对他处处设防，将他视为随意控制的工具与玩偶……各种势力都明里暗里反对他、阻挠他，而所有的责任都要他一人承担，一切过错失败都一股脑地加诸其身。在一部百年屈辱的近代史上，李鸿章孤独而寂寞的身影映照在宽大的天幕前，几乎受尽了上自朝廷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来自方方面面的天底下最多的唾沫与骂名。
就连恩师曾国藩病逝后他呈上的那幅挽联，也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这一上联过于自诩、自负与自傲，惹来曾氏家人极为不满，结果藏而不宣。而挂得最高的一幅挽联，则是与曾国藩反目为仇的冤家左宗棠所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一向睥睨天下、狂放不羁的左宗棠不仅给足了曾家面子，还在挽联的落款自署“晚生”二字。相形之下，李鸿章似乎太不懂得传统的为人处世之道了，这恐怕也是他身前遭骂、死后负谤的缘由之一。
若论李鸿章的个人功绩，主要在于一个“洋”字——洋务与外交，也正是这两方面使得他备受争议。
自领兵独当一面从安庆赶赴上海，李鸿章似乎命中注定了要与洋人打一辈子交道。
洋枪队的洋枪洋炮，让他亲眼目睹了西方军事力量的巨大威力，用“震撼”二字形容他当时内心的感受一点也不为过。两相比较，中西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他认识到自我改革的必要，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他不遗余力地购置西方枪炮武装淮军。武器的先进，并不等于军队的先进与战斗力的强大。军事改革不仅在于将过去的大刀、长矛、剑戟更换为西方精良的洋枪大炮，也意味着与之相应的一整套军事模式的更新，诸如军人素质的提高，近代化的军事管理，战术、技术的改进，严格而正规的军事操练等等。
李鸿章在淮军各营雇用洋将，练手足、演枪炮，行军、测绘、战阵、号角、口号等项全部采用西法。他并不甘心于仅只习得一点“皮毛”，而是下决心训练一支类似于西方军队的“中国正规军”。1864年，李鸿章以戈登为总教官，聘请来自常胜军的若干军官及英国训练部队的数名教官，开始在青浦附近的凤凰山训练近千人的部队。可惜这一训练计划因缺乏清廷支持，内部管理混乱，没有制度性的训练方法等原因中途夭折。由点到面的改革没有成功，李鸿章的淮军及清朝的其他军队仍是支离破碎的指挥体系，缺乏正规标准的训练，拥有洋枪洋炮的武器装备而没有西方式的训练与管理，算不上一支严格意义的近代化军队。这也是清军虽然更换西方装备后与外国军队交战屡屡失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李鸿章囿于各种条件制约，未能完成当初的计划与设想。这一耽搁，直到1885年，清廷才建立起第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而全国性的军事改革，得等到20世纪初才真正开始。如果凤凰山军事训练营能够成为“中国的奥尔德肖特”，然后将这一成功经验推广、普及开来，带动整个清军的全面革新，一部中国近代外交史或许都要改写也未可知。
李鸿章以军事自强为切入点“用夷变夏”，全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为交通，办电报修铁路，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自办电报事业，在开平煤矿修筑轨距、质量与英国完全相同、全长十一公里的铁路，又组建开平铁路公司（后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修筑唐芦铁路、唐津铁路、关东铁路等；二为矿业，创建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矿务局，开办漠河金矿等；三为民办工业，创办轮船招商局，这是李鸿章创办最早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中规模最大、引进西方技术与管理方式最早的民用企业；四为商业，组织公司寻找机会积极与西人通商。
在李鸿章的积极主持下，洋务这一新鲜事物在中国大地不仅开出了堪称艳丽的花朵，而且结出了无数丰硕可观的果实，创下了许多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完全由洋枪洋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