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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政权中具有不可动摇和挑战的领导地位，新中国的产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战争选择的结果，不是和平选举产生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实际上并不受其他政治力量的左右或政治形式的制约，没有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有权力和力量来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或来约束它，实际上，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了一元化领导。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具有理想、富于牺牡精神、高效清廉的政党，它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工人的真心拥护，其政治基础是相当稳固的，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组织不仅深入到广大农村和城市基层，成为城乡基层政府的核心组织，而且深入到农村和城市企业及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成为这些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核心。它的严明纪律，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强大的组织和众多的人才，使得它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治效率之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也是当时世界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经过28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经成熟起来，它不仅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并制定出相应的具体方针政策，而且也具备了治理国家的能力，即必要的成熟的干部队伍和比较成熟的政治手段、方式。
实际上，在一个生产远没有社会化、统一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地区和行业之间经济发展还非常不平衡的大国，要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特别是实行计划经济，就更加要求政府的权威和权力的集中，以弥补信息不足和上下信息不对称，以及地方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各自为政。而这一点，早在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权力的集中。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及前委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经济有面即规定：
（1）全国各解放区通用的经济、财政、金融、贸易政策的制定。
（2）各大解放区之间的财政调剂，货币贸易关系的调整，纸币的发行，白银、白洋等硬币的用途和分配。
（3）对外贸易（包括对外国和对国民党统治区在内）的方针及统一管理。
（4）全国性工矿企业的兴办。
（5）全区脱离生产人员的数量与人口数量的比例，全年财政预算及供给标准的提高或降低。
（6）货币发行计划（包括发行数量，用途分配和准备情形）。
（7）税收政策，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盐税（包括食盐管理办法）及进口税的征收条例，对其他解放区货物往来的限制和管理办法。
（8）工资政策，公营企业的，民营企业的和合作社的工资制度和标准，乡村工资制度和标准。
（9）区内铁路及重要工矿的恢复及建设计划，重要公路及河道的修筑疏浚的计划。
以上，一至四项的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但各地仍得提出建议。五至九项，由各地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后，决定执行，或由中央征询各地意见后做出决定。
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则规定：对外国的外交通商关系的建立，关于外侨、外商与外人经营的学校、教堂、医院、慈善和救济机关及其他涉外事项的处理方针（具体执行可委托地方办理，但必须事先请示中央）和外事工作人员之派遣……之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但各地得提出建议。三、经济背景和条件建国初期，我国之所以建立起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并以逐步加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为体制完善目标，是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民主革命所导致的巨大经济变革分不开的。例如，如果没有旧中国政府积聚的庞大的国家资本，就不会有建国之初的强大的国营经济；同样，如果不是建国初期的商品、资金匮乏和劳动力过剩这种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也不会形成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强化和手段制度化。
（一）政府经济职能强化的客观需要
建国前后，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尤其是苏联工业化的历程似乎都向中国证明：落后国家在外有国际列强压迫、内无充足资金的情况下，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经济职能，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和集中资源，从而加快工业化步伐。抛开国共两党性质和根本分歧不谈，在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工业化上两党的认识是一致的，似乎也是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圉民党上述认识导致了国家资本迅速膨胀，又由于其政治腐败，使其蜕变为官僚资本，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从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应该弱化政府经济职能和缩小国家资本，而是必须建立一个清廉、民主、高效的政府，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并确立了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基本政策。【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当时作了上述选择，是与当时我国经济状况和发展条件分不开的。
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如前所述，我国的工业非常落后，能源、交通、钢铁、机器制造等反映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基础性产业相当落后，这种投资大、起点高的产业，在当时人民普遍贫穷、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靠私人投资形成规模效益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必然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积聚发展过程，而依靠政府的动员能力则可较快地实现。而建国初期，中国恰恰是轻重工业发展失衡，基础工业成为制约工业化的瓶颈产业，在缺乏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当时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都尚未像今天这样摆正外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集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的地位），只有政府来承担迅速解决问题的责任。
第二，从市场发育程度和供求关系来看，建国前受长期战争的影响，使得本来就发展极不平衡、发育水平很低的市场四分五裂。同时，长期战争的破坏和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搜刮，造成了供求关系的严重失衡，短缺成为市场突出的特征。我们知道，供求平衡是保障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价格变动是实现供求平衡的主要办法，当供求关系不平衡时，价格就会通过变更资源配置和约束或刺激需求来使其达到新的平衡。但不幸的是，建国初期我国的供求失衡主要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这种需求的弹性特别小，仅靠价格的调节不能很快达到平衡，相反倒会导致一部分人因生活不下去而产生革命和动荡。因此必须靠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来保障这类生活必需品比较平均的分配。建国初期强大的国营贸易公司正是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第三，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即处于不平等和不利的地位，面对列强的压迫和外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中国只有发挥政府的作用，利用关税和统制外贸来保护自己和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改善贸易条件。1950年底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后，政府和国营外贸公司在对外贸另中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进一步反映出这种客观要求。
第四，从国内私营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我们知道，政府的强大是建立在私营企业经济力量、尤其是组织弱小基础之上的，正如统一集权的封建王朝必须以广大的小农经济为统治基础一样。建国前后，我国农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占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已成为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的个体经济，而城市私营经济在旧中国始终没有发展起来，绝大部分为分散、狭小的个体经济和小型企业，行业公会作为一种地区性的行业自我保护组织，在经济运行尤其是组织生产、统一市场等方面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这种极为分散、狭小的经济结构，客观上要求政府拥有统一市场、调节供求，提供必要的信息等调控和服务功能。
上述这些客观经济要求是落后国家在独立后普遍存在的，只是当时中国表现得更为强烈。当社会不能产生一个满足这些要求的政府时，社会就会陷入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如战后一些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由于长期的中央集权传统和民主革命造就了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因此上述经济要求自然要被这个政府所接受，转化为其经济职责。
（二）政府经济职能强化的经济基础在市场
发育成熟和法制健全的国家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通过税收、利率等经济杠秆和法令来进行，政府不一定要拥有强大的国营经济。而在市场发育不成熟，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尚为落后和极为分散的个体经济，税收、利率杠杆基本不起作用，行政办法又成本过高时，政府拥有强大的国营经济，以此来控制市场和重要行业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而国民党政府却为后来新中国强大国营经济的产生和领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国民党提供的有利条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了庞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使新中国政府通过接管没收即可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第二，国民党在节制资本和战时的借口下，压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软弱无力，从而为新中国政府顺利进入一些重要行业，确立其领导地位铺平了道路。
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汉奸、反革命分子资产，以及通过转让、征用等方式将外资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在金融、交通运输、电力、煤炭、钢铁以及机器制造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确立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地位，同时通过统制外贸、打击市场投机，建立了强大的国营商业外贸企业。
与此同时，本来就很弱小的私营企业，其中不少大型企业因为与旧政权的关系（如私人官僚资本、汉奸、战犯、反革命分子）而被没收或抽逃资本，小型企业则不少因为兼有地主身份而受到冲击和削弱，此外，在建国初期的打击市场投机和转轨过程中，又倒掉了一批企业，因此，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来看，私营经济的力量和对市场的影响怍用与旧中国相比，不是增强而是进一步弱化了。
在地域广大、占人口80％的乡村，土地改革的彻底性几乎使其变成了清一色的个体经济世界，过去由地主经济把持控制的政府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中间环节不复存在，农民直接面对政府和市场，这些都需要加强政府管理农村经济的职能。而土改对农村原有地主富农经营的商业的破除，又为国家控制的供销合作社（包括信用社）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52年底，全国农村供销合作社达到32788个，社员达到亿人，已占农村人口的27。8％主要农副产品收购量已占商品量的一半以上。供销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为政府提供了控制农村经济的非行政手段，同时也加强了政府控制城市经济的力量（挟农村以控制城市私营经济，是后来顺利实施城市经济公有化改造的重要因素）。
总之，建国初期经济结构的两头大中间小特点（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