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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宽裕了，可农活也多了。在农村，每到秋夏两忙，中小学都要放忙假，一般为两个星期左右。师生们大都来源于乡村，家中都有几亩责任田，学生暂且不说，民办、“一头沉”老师多，他们可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小学生年幼，干不了重体力活，夏忙拾麦穗，秋收掰玉米棒子，晾晒粮食，翻红薯，颗粒归仓，都是力所能及的活路。况且古诗都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倘若暴殄天物，对不起辛勤劳作的父母，更对不起赐予五谷杂粮的上苍，说不定哪天老天震怒，降下罪责，来个三年大旱，颗粒无收，岂不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责任制后，我长成了小伙子，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1985年“三夏”大忙，我面临高考，而八亩小麦却同时成熟，“鲤鱼跳龙门”与“虎口夺食”狭路相逢。夏天的天气如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一阵大风袭来，雷声阵阵，顷刻之间大雨倾盆，到手的粮食就要泡汤了。
学校也有升学压力，给其他年级放了忙假，留下初、高中毕业班照常上课，但我不得已，还是请了假。一天，我天不亮起来，拿着镰刀，上了坡地，头顶烈日，忍着酷暑，水米未进，一口气干了七个小时。渴了，舔舔嘴唇，饿了，坚持坚持，待将六分小麦全部割完，自己却因高温作业，劳累过度而中暑，晕倒在田间地头。
学校对复读生的环境是宽松的，放任自流的，你爱学不学，反正又不花老师的钱，考不上，明年继续复读，学校照收银子不误，还多了一条创收渠道，何乐而不为？
引镇中学后面有座塘库，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的产物，责任制后，多年不用，早已干涸。这里，冬日背风向阳，空气新鲜又安静，铺些柴草，坐着，躺着看书，累了，睡一觉，醒来再看；春夏秋季，塘库旁的田间小道，绿树成阴，凉风阵阵，鸟语花香，正是读书学习的好去处。不经意间，我发现了这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告诉了另一位孙姓同学，于是，我们俩成双结伴，带上干粮，一大早便来到此处，天黑方回，难怪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年课，竟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这么个调皮捣蛋的学生。
在这里，我们不受老师授课的限制，自由安排，针对各自的薄弱环节，突出重点，各个击破，学习上突飞猛进。后来，我考取北大中文系，孙姓同学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父母争了气，为学校争了光，引镇中学也算放了两颗大大的卫星。
学校有个习惯，明天考试或者测验，今天晚上授课老师必定辅导，辅导内容必与试题有瓜葛。有的同学得了高分就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学习确实了得，不然怎么能得九十多分一百分呢？可惜的是，该校老师并不参与全国高考统一命题，真正考试时便露出了马脚。我对于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屑一顾，每每冷嘲热讽。老师就说我轻狂，“一瓶子不响，半瓶子才咣当。”
1985年，我以531 分，陕西省第十四、长安县绝对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村子里打了锣，乡亲们奔走相告，说那是天子脚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呆过的地方，了不得啦，祖上烧了碌碡粗的高香，几辈子修得的福分，出了人中龙凤，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脸上都有光彩。父亲更是喜上眉梢，一改以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脾性，割肉打酒，几次在家中大宴宾客。
1985年8 月28日，我第一次远行，带着简单的行囊，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盼，独自一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那年，我一十九岁。
临行，亲戚朋友为我送行，走到村口，我叫他们回去，送人千里，终须一别，况且奶奶年纪大了，又是小脚，行走不便。他们也答应不送，挥手言别。我继续前行，走过一段，感觉身后有些异样，猛一回头，父亲搀着奶奶，就在身后。那情，那景，深深地印入脑际，至今想起，依然历历在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多少穷酸秀才梦寐以求飞黄腾达的捷径。我，一个来自大西北穷乡僻壤的山村穷小子，一旦踏上京师的土地，总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掐掐鼻子，撕撕耳朵，疼疼的不是梦境，于是心中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首都，共和国的心脏！我在心底祈祷，但愿自己不是这繁华都市的一位匆匆过客，更不是南柯一梦。
初来乍到，人生地疏，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更来不及欣赏京城旖旎的风光，放下行李，急忙来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连同平安家书捎回家。
军训之后，学校正式开课了。我的专业是汉语语言学，研究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师们是蜚声中外的，而专业课却是枯燥无味的。在我的意识里，中文就是文学，与中小学学过的语文是一码事，只是到了大学，故弄玄虚，叫法不同罢了。我喜欢小说，故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系，以后无论搞文艺创作、文学批评抑或其他文字工作，都是我所钟爱的，岂料语言与文学根本就是两回事。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而今，距离孔乙己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代老夫子的不懈钻研，“回”字可能已经发展成八种写法。中学里，语文老师从未讲过，可见，偏远中学如何孤陋寡闻，对大学课程的设置又是如何陌生。
我们的班主任张猛老师，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的研究生，现已移居日本。他曾在一次班会上告诫我们，学习、研究语言要耐得住孤寂，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有坐坏板凳的精神，则必成大器。
尽管专业课很乏味，但一些老先生的讲课依然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何九盈的《古代汉语》风趣幽默，王理嘉的《现代汉语》一丝不苟，裘锡圭的《古文字学》高深莫测，唐作藩的《音韵学》晦涩难懂，陆俭明的《语法研究》简明扼要，许嘉璐的《训诂学》触类旁通，郭锡良的《汉语史》有板有眼，冯其庸的《红学研究》考证枯燥，王扶汉的《易学研究》不知所云……
最有趣的当属叶蜚声老先生。对于叶老，同学们久闻大名，不见其人。想像中的叶老先生必是鹤发童颜，白发飘逸，神仙一般的人物。一天，上《理论语言学》课，铃响了，一位边幅不修，衣冠不整的老者走进教室，同学们以为打扫卫生的工人师傅来了，纷纷将废纸、果皮等垃圾拿出，不料老者却走上讲台，同时以多种外语讲授“比较语言学”，这才知道老者竟是人如其名的叶蜚声教授。
还有一次，是初冬季节，同学们相约去燕南园欣赏落叶，却看见叶老先生在储存大白菜，大家很奇怪：解放前已蜚声海内外的叶老先生咋还吃大白菜？问之，答曰：“旧社会老师月俸一百块现大洋，那时一块大洋可买大米一袋；而今老师的工资每月二百六十元，可买八十斤黄瓜，将老师吃得满脸菜色。”
入学之初，有一门公共课《中国通史》，上大堂，好几个系几百人挤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坐在后排，既听不清，又看不见，而且都是中学时学过的，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倍感无味，就经常逃课。到后来，能容纳三百余人的大教室竟只剩下寥寥五六个学生。老师不动声色，依然照本宣科，我行我素。我们以为老师平和，颇有大教授的风度，但期终考试却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当头棒喝。他全考讲义，照教科书内容答题者一律判错，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同学不及格，我也仅得55分，放寒假后提心吊胆，春节都无心思过，操心第二学期补考。
在北大，累计三门功课不及格就取消学位。有了《中国通史》的教训，同学们再也不敢妄自托大，以后凡是必修课，无论如何乏味，均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认真记好笔记，给足老师情面，唯恐某些老师心胸狭窄，打击报复，到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丢了学位，寒窗苦读，付之流水。
“清华如花羡云端，北大秋水隔婵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大崇尚科学民主，对各种思潮“兼容并包”，学生视野开阔，思想活跃。许多学者以能在北大演讲为幸，甚至连一代大侠、武学宗师金庸先生都曾喟叹平生做过三件不自量力之事：草堂题诗，兰亭挥毫，北大讲学。我等农家子弟，鲜有家学渊源，业余爱好极少，除了基础课、专业课、公共课等必修课程外，把不少精力和时间投放到选修课和各类讲座上，以拓展自由发展的空间。
可惜人生没有未卜先知，倘能预测以后要从事杀猪卖肉的行当，求学之际，就该选择“中国屠夫学院”，苦心钻研开膛破肚、剔骨、剥皮的技艺，这样以后开店会更专业。即使不幸考上了北大，也不必每日“帮、旁、并、明、非、敷、奉、微”的瞎捣鼓，节约出时间，多与学三食堂的大师傅们亲近亲近，先取得感性认识，免得后来走了不少弯路，折了老本。
引镇中学有一位老师是鸣犊镇嘴头村人，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学过几年俄语。大众场合，对党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修理地球多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他改行当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该老师讲课声音洪亮，地方口音浓重，同学们戏称“口头英语”，简称“口语”，讲起英语，假洋鬼子略知一二，真洋鬼子可听不明白。高考时我英语成绩之所以不错，是占了不要求听力的便宜。到了大学，这种哑巴英语很不合时宜，老师讲课，几乎不知所云，一度曾经灰心，所以选修日语，希望听、说、读、写从头学起。
有一位青海民族学院的进修研究生，叫程凯，日语很流利，现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他身患残疾，行动不便，北大对进修生又不解决住宿问题，这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我被其精神所感召，常常上课、自习帮其占座位，又通过同学关系在数学系帮他找到一张床位，而在日语学习上，他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还认识一位日本人，叫菅健，来自东京大学，很有优越感。他研究中国文化，在学习上我们取长补短，我辅导他汉语，他教我学日语，顺便了解日本的风土民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尽管信仰不同，却非常投缘。一次，我鼓足勇气，问了他一些我在肚子里憋了许久的问题：“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
小日本鬼精鬼精，笑而不答。
“你到中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学会了睡午觉。”
“毕业后，你准备干什么？”
“在日本赚钱，来中国生活。”
…………
我愕然。
那时大学门槛高，尤其像北大这样浪得虚名的学校，每年在几百万毕业生中挑人，竞争之激烈绝不亚于诸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人才辈出的世界级名校，学生们自幼就将脑袋削尖，过独木桥似的想尽法子往里边挤，即使万分之一跨进校门，也有许多条条框框约束着，丝毫也不敢懈怠。
如今高等院校大规模地扩招了，百分之六十的升学率，连我的母校——引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