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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象岗古墓的殉人中，有六人是可以确知用铜镜覆面的，其余的人骸因为骨殖腐朽已无从分辨了。这种用铜镜覆面的葬习，在其他地区未曾见过，不知这是南越人特有的一种葬习，还是具有某种宗教意识，此点尚需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七名女人之死
就从纯粹的考古发掘方面而言，东侧室的收获颇为丰硕，尤其是那枚龟钮金印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在大出意料的同时又惊喜万分。由于东侧室和西侧室几乎是同时开始发掘的，那么这个西侧室的收获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面，与主棺室并列，并有一门道相通。此室为长方形，经测量，长7米、宽1。 62米。考古人员清理时，首先在过道内侧中间和北面中部墙根处，发现了两个铜环。由此推断，过道原有木门，但不知是由于年深日久还是另有原因，竟没有发现安设痕迹。考古人员将过道内遗存的器物作了清理后，开始进人室内工作。在此之前，大家己从录像资料中观察得知，西侧室内覆盖的土层很少，故随葬器物多暴露在外，不难辨别，且四周尚有空隙可落脚清理。针对以上情况，考古人员采取了从上而下，由外及里，先易后难，保留重点的清理方法。在清理过程中，除发现较少的金、玉、银、铁以及漆木器之外，还发现了七个殉葬人遗迹。从安葬的位置看，其中有五人位于室内的南半部，另外两个殉葬者在北半部，部分骨骼和牙齿己混在其他随葬品之中，由于两人的残骸己被水浸后产生浮移，出土时考古人员只是根据人牙、铜镜和小玉饰等器物确定了殉人的大体位置。从室内的遗迹推断，以上七个殉葬人均无棺具，都是直接放置于木板之上的。木板的黑色朽灰厚约1厘米左右，呈南北走向铺就，根据这些殉葬人的随葬品比较简单且质地较差等特点来看，殉葬人生前的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奴仆隶役之类。经后来鉴定得知，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其余六名年龄在20一35岁左右。从其随身陪葬的小玉饰、带钩及铜镜等饰物看，这几个人属于女性的可能性较大。
继七个殉人之后，考古人员在室内还发现能辨明字样的封泥5枚，印面皆方形，其中打印“厨承之印”的3枚，形状为小篆阳文，有田字格。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属下有厨，厨有长垂。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顾名思义，厨垂当是掌管皇后太子家饮食之事的长官。“厨巫之印”的出土，说明南越王国也设有厨官署，置厨承。这个室的随葬器物应是厨承检验缄封的。
在此之前，广州考古队曾在广州1120号、1121号两座汉墓出土的陶罐、陶瓮上发现过“大厨”的戳印。经研究，这两座均为南越国高级官吏墓。戳印“大厨”的陶器，应是南越王国少府属下司陶工官专为“厨”官署所监造，后由南越王室赐与或蹲赠于墓主的。而贵县罗泊湾l号墓随葬针刻“厨”字和烙印“布山”的漆器，则又说明南越王国册封的西匝君家也有厨官署的设置。
除“厨垂之印”外，西侧室还出土了2枚“泰官”封泥，其大小书体皆同，阴刻篆书，印面有竖隔。有边框。
据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人研究，泰官即太官、大官。古籍中，泰、太、大三字互通但以写作“太官”为常见。《通典·职官·光禄卿》载：“太官署令承，于周官为膳夫、危人、外赛，中士、下士盖其任也。秦为太官令垂t属少府，两汉因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下有太官令承，颜师古注：“太官主膳食。”（续汉书·百官志三》载：少府属下“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汉旧仪（补遗）》载：“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鼎姐撰具。”《汉官仪》载：“太官主膳懂4”由此可证太官是掌管皇帝饮食的职官，其衙署称“太官署”，其长官称“太官令”。从出土文物看，大多写作“大官”，少数作“泰官”、“太官”。
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官”封泥，表明南越国也有“泰官，’设置，其职责也掌管南越王的饮食。挂有“泰官”封泥匣标签的器物，应是南越国泰官令署检核缄封，然后放人墓中随葬的。
“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
与东、西两个侧室齐头并进的，是后藏室的清理。当主棺室内“头箱”和“足箱”的随葬器物全部起取之后，在靠近后藏室门道处已腾出一小块地方，从而大大方便了后藏室的清理。
后藏室略呈方形，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与主棺室之间仅用两条石柱分隔。作为门道，从残留的痕迹看，门道原来安设木门，只是当发掘时早己腐朽成灰，仅有2个铜门环遗落在两根石柱的附近。从门环扣有铁片折叠而成的销钉以及钉上残留的木痕推知，门板原厚4厘米。
据初步观察，后藏索曾数次进水，并使一些小型器物浮漂移位，散落在室内各处，东壁顶卜一块条石断裂并塌落一「来，将一件越式大铜鼎的口沿砸塌变形，一些陶瓮也被砸破：：由于此室面积较小，随葬的大小铜、陶器等100余件堆叠在一起，塞满全室，已无立足之地。所幸的是此室因未受人十扰，顶部落下的泥土也不多，器物全部露出，稍加清扫即可绘图、拍照。
清理工作开始后，主要考古队员杜玉生、冼锦祥决定先起取门道位置处3—5厘米厚的木炭，然后按白荣金创造的老办法，搭起木架伸人室内，把从东墙头上断落掉下并砸在越式大铜鼎上的那块断石移出室外，然后由外至内渐次向前推进。
后藏室地面纵铺木板，清理时可见到少许的朽木与板灰痕迹，随葬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盟洗器为主，如鼎、烤炉、提筒、鉴、盆以及陶瓮、陶罐等相互叠置，共有130多件。从各种器物的用途推断，此室应为储藏食物、放置炊器和储容器的重要库藏。以此类推，那最早在门道边清理和后来在室内东南角地板上发现的木炭堆，应是与其他随葬品一同放进墓内，作为象征性烧煮食物的燃料而储备的。
在出土的器物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据推断，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根据《汉书·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郡的记载，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辖县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都。”由此得知番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但是，明确写作“蕃禺”地名的仅见于此前发掘的广州1伪7号南越墓出土漆仓烙印和象岗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铭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