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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白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工螃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j‘分稀少，仅有十二枚，口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已发现的汉代金印请见下表〔按发现时间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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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年代│印面边长│钮│出土地，l｝； │发现时间 │
│││单位：厘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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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委奴国王 │东汉│2 。35 │蛇│日本国福冈县志贺岛 │1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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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宁王太后玺│东汉│3，3│龟│陕西阳平关 │｛一1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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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王之印│西汉│2甲4│蛇│云南晋宁石寨山6号墓 │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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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东将军章 │东汉│2。4 │龟│山东峰县陶庄│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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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东汉│1 │兽│广西贺县铺门│｝｝ 9？f｝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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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侯印│东汉│2。5 │龟│山东即墨县王村公社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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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侯印│东汉│2，35 │龟│河南省泌阳县│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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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陵王玺│东汉│2 。3│龟│江苏扬州甘泉山二号墓│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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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将军印│东汉│2。4 │龟│四川重庆聚贤岩 │19x。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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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洛侯印│汉 ││龟│山东沂南（？）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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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西汉│3，1│龙│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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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子│西汉│2 。55x2 。35 │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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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夫人玺│西汉│2，1│龟│广东广州象岗南越王墓│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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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扬州甘泉山2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印龟钮。197年长沙马工堆软侯利仓墓出土的“软侯之印”、“长沙承相”印，都是婆金铜印，龟钮。两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时草率刻凿，婆金是纯金的仿制品，可见列侯也是金印龟钮。17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钮。日本自1 ｝｝年在福冈的志贺岛上村民甚兵卫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志贺岛声名大噪，出土处已建立“金印发光碑”和“金印公园”。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出土资料，近2加年来，日方对金印真伪一直争论不休。中国这几枚金印的发现，其造型、款式和“汉委奴国王”印相类似，有力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7年）汉朝廷颁赐给樱奴国王的。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文帝印作龙钮，既不同于诸侯王、列侯的龟钮，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钮。咸阳出土的汉“皇后之玺”玉印和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边长都是2。 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即一寸见方）。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 3厘米，通钮高2厘米，重112。8克，与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宁王太后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魄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国的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印缓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汉制。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于汉朝皇帝印，印文与汉朝皇帝印大体相同，但质料和钮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潜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
第七章
南越称王
中原大乱，岭南震动，南海尉死前密嘱赵佗兴兵绝道，割据立国。赵佗依计而行，绝道筑城。越人部族趁机叛乱，赵佗发兵征讨，百越降服，赵佗称王。战火纷乱中，西汉王朝派陆贾出使南越，汉越言和，赵佗臣服……
岭南割据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后，整个中原山头林立、各路英雄豪杰虎争天下。就在这样一个大混乱、大拼杀的格局中，谁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考虑岭南这块土地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也就在这样一个契机下，偏于东南一隅的岭南，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突兀而出，并使岭南最终走上了割据之路，这两个人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朝廷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当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后，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朝廷、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就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也明显地感觉到了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并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当时的秦王朝垂相王馆等人，就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并积极主张“立诸子”以安天下。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而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也自然地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渐渐萌生了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当然，要想在岭南实施割据，就要有割据的资本和条件，那岭南的资本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岭南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秦王朝派住此地戍守的50万汉军，这股颇具实力和作战经验的军事力量便是称雄割据的根本。另外，随着秦对岭南地区的征服，源源不断而来的中原移民，也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因为这些汉族军民，在中原时深受秦暴政的摧残和蹂胭，早就有离绝秦王朝挣脱锁链的想法，许多人自走向岭南的第一步，就抱定留居南疆不再言归的决心和志向。当这些人来到岭南后，不再像秦派往北方屯戍，防备匈奴的汉人，会趁天下大乱面“皆复去”。相反的是，面对在任嚣治理下相对宽松的政治、人文环境，使他们对这块土地渐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未尝不深虑之面力卫之也”。如此一来，岭南便有了一个人心思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为了建设和保卫这个新兴的家园，一旦天下有变，他们自然会团结一心，全力支持任嚣。
当然，促使任嚣产生割据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条件，便是岭南在地理上易守难攻。就当时的交通条件面言，“自北往南，人越之道必由岭”。也就是说，岭南地区北部的五岭成了阻挡南北行进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难以逾越的程度，作为曾是秦军将领的任嚣以及所有南下的军民是领教过的。尽管在秦征服岭南的中后期，曾有灵渠的开凿以及新道的修建，但只要派少量驻军把守，灵渠和新道都将变成进退不得的死道，复成为难以逾越的屏障。除此之外，整个岭南地区多江河水道，这些江河水道又多急转直下，地理形势相当险要，若有不熟悉这里的船只过往，往往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鉴于这样的地理形势，作为岭南的军民完全可据此守之。假如五岭的防卫已破，仅凭这些江河水道也可以步步为营，和敌军对垒抗衡。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令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并引爆了整个中原六国人民反秦的大起义时，任嚣闻知立即感觉到这正是天赐良机，在兴奋之余也加紧了割据岭南战略性计划的制定，准备付诸行动。但令他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历史大转折的紧急关头，自己却一病不起了。
为了让心中的构想得以顺利实施，躺在病榻上的任嚣派人将自己的心腹助手、时任龙川县县令的赵佗召来，秘密嘱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