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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林彪在常委会上指责他“有野心”、“是野心家”，他只作了委婉的否认。他说：“我有个人英雄主义，它给革命的危害很大。特别是在高级干部身上，个人英雄主义这种毒素，遇到适宜的条件和气候，很容易发展成个人野心，招致党的分化，给革命造成重撕失。”
8月7日上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重复了他在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批评。谈完，彭德怀提出，根据这次会议给予他的批评，他不愿再做军事工作了。
毛泽东说：“这几天我也在考虑这件事。”
当天晚上，彭德怀便授意秘书代他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请求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以及撤销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彭德怀说：“不当国防部长，我早就有这个意思，这次能辞掉，我是很愿意的。”
彭德怀一面起草自己的书面检讨，一面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黄克诚这个参谋长也不能干了，这对军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有些工作可能要中断。现在把几个主要条令都算搞出来了，如果再过几年，能把战史、军史都搞出来那就好了”。“我国的民兵制度是有历史传统的，是一种强大的战略后备力量。这几年已经摸索到了适合国家经济建设情况的组织形式，假使因为我的问题把它废弛了，可太可惜了。”
彭德怀对人民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他与这支军队一起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共同战斗了30多个年头，现在，他不得不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它。
在8月10日的批判中，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在黄克诚住所议论说毛泽东到了“斯大林晚年”等问题，被追了出来。“秀才”们的议论对本来已很激烈的八届八中全会，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批斗进一步升级。这种情况可以从毛泽东在8月11日中央全会上的一席讲话中看出来。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从世界观、方法论谈起。说历来犯错误的都是唯我主义，极端唯心主义，他不指名的批评彭德怀等人说：30几年，阶级立场没有变过来，总是格格不入。这些同志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参加党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符，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毛泽东说，高饶事件，有的人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还是彭高联盟？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个地方没有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
毛泽东继续讲下去，说到犯错误的人有两重性：革命，反动，说完全不革命不是事实。
最后毛泽东说：31年的关系，难道庐山就此分手，不应当分手。欢迎最近几天同志们的进步。
随后，即宣布散会。
在8月13日的全体会议上，彭德怀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检讨，几天来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包括毛泽东那些极尖锐的批评）； 他基本上都接受下来。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到会的中央委员，每人收到两份刚刚印好的文件。一份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另一份是《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这天全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通过这两个决议。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大约有4500字，共分5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严重性和危害。“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大、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这个进攻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
第二部分是说彭德怀问题的由来和性质。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其实质是：“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 “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土义性质的右倾机会土义路线的错误”。
第三部分是说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还说彭德怀“闹独立土国”； “最不民主，最专制气对下粗暴、专横，“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说他“恶毒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说他“封官许愿”； “拉拉扯扯”； “挑拨离间”； “造谣扯谎”“进行宗派主义分裂党的活动”。由于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由于他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能迷惑而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这“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有很大危险性的”。因此，“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第四部分是说彭德怀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说彭德怀本质土是民主革命中参加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挂着马列主义招牌，“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 “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思想方法”，说彭德怀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党和军队的。并说“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如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事件，彭德怀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和军队内进行活动”。
第五部分是说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说鉴于彭德怀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鉴于“他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全会本着团结——批评或斗争——团结的方针，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在他“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条件下，继续同他保持同志的团结”，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采取同样的方针。“当然，把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可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这个“决议”显然是对彭德怀等几个人很不公正的处理。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材料上写过一段著名的指示，对庐山会议的性质作了最后结论：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在这里，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中党内不同思想的矛盾，直接看成了阶级斗争。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造成庐山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囚。
8月19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准备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新的一轮批判。
第二节 “肃清影响”
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于1959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开会的通知是在8月11日庐山会议结束以前发出的。为了在军队系统最大限度地肃清彭德怀的影响，这次军委会议扩大的范围是空前的：大军区领导除留一名值班外，全部参加；省军区司令员、政委和野战军军长、政委全部参加。此外，全军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实际到会人数为1070人。
会议前10天是听取关于庐山会议情况的传达，阅读会议主要文件。从8月29日起，把原来的15个小组改编为两个综合组，彭德怀、黄克诚二人各参加一个组，接受批判。
彭德怀参加的第一组，会场设在中南海怀仁堂。
在传达庐山会议情况时，军队的高级干部，听到了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令人心悸的话，诸如毛泽东说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气“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许多人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他们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反党”的罪名和自己心目中那个刚正无私的彭老总联系起来。
会议对彭德怀揭发和批判的问题是极其广泛的，从平江起义的思想动机到庐山上书的政治目的；从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到1958年炮击金门时的组织指挥；从红一、三军团的关系问题到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活动等等，无一不加以追查和批判。
以后，彭德怀在其《自述》中，是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和自己心情的：“在会议的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检讨。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逼迫现象，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号：‘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骗我们了！’逼得我气急了。我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有几个同志说我‘太顽固’；‘太不严肃’。其实，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作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接替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一次又一次把会场上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9月3日上午和下午，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这本来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但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最先提出来的，彭德怀不得不耐心对待。包括一些人提出来的十分幼稚可笑的问题，他都一一认真作答。
会议开始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彭德怀解释说：“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上首先提出来的，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并没有具体指出还有什么人。其实，‘军事俱乐部’组织是没有的，只是我们几个对问题的认识上观点比较一致，事先并没有什么策划。”
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俱乐部”问题，其实也仅仅是根据下面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