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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条主义问题，他说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看来有一点，份量可以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的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后，好象意犹未尽，在23日，他又把军委委员和各组组长召集到中南海游泳池，座谈两个来小时。他在插话中说，说军队中没有教条主义是不存在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的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接着，在6月29日，毛泽东又召开第二次组长座谈会，比较集中地谈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指名批评了刘伯承（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和肖克（训练总监部部长），说他们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因之，大会在7月1日以后，人们的发言便全部集中到反对教条主义。在7月9日和10日的大会上，刘伯承、肖克和其他被认为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被迫进行了检讨。批判性的发言一直持续到15日。在这期间，彭德怀主持起草大会的总结发言，在起草过程中，他听取了主席团其他成员提出的意见，亲自主持逐字逐句的修改，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观点和态度。
在7月19日的全体大会上，彭德怀宣读了这篇总结发言。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几年军队工作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三部分是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第四部分是思想工作和领导工作。
在前两个部分里，他错误地指责训练总监部和军事院校说：“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甚至指名批评个别干部是“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军队的面貌”。由于这种过火批判，使功勋卓著的刘伯承元帅蒙受委屈，被迫在大会上检讨，导致对肖克和训总的一批干部进行了错误的组织处理。他的这篇总结发言，是1957年反“右派”以后党内“左”的思潮的产物。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肖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肖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肖克道歉。
这次军委扩大会后，在全军范围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致使绝大多数担任过训练工作和军事院校工作的领导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迫进行检查，引起许多干部不安心训练工作和院校工作，严重地伤害了这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同时由于批判和否定某些旧的作法之后，一时又拿不出新的作法来代替，打乱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使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遭受很大危害，给军事建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这次运动彭德怀虽然不是主要的发动者，但他的思想和发动者是完全一致的。加上他是这次会议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后人认为他对会议的错误应负更多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彭德怀在会议的总结里，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严厉批判，这当然是错误的。但他在这篇总结中，根据毛泽东讲的要“搞出自己的一套”的指示，还详细阐述了军事工作要“以我为主”的方针。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推进国防事业的发展，曾经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节 积蓄后备兵员
彭德怀为建立中国军队的后备力量，解决“平时养兵少、战时用兵多”的矛盾，通过不懈地摸索、实践，创立了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积蓄后备兵员的有效办法。但他的探索历程是相当曲折的。
早在1955年，彭德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兵役法时讲：“志愿兵役制，在中国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对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优良制度。但是，由于志愿兵役制度缺乏定期征集和定期退伍的制度，已不利于积蓄强大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军队建设的需要了。”
按兵役法规定，复员兵和适龄青年均需登记，编为第一、二类预备役，由省、市、县兵役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定期实行军事训练。这是学习苏联的办法。由于登记工作量大、表格项目繁多，对地方政府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任务。1956年3月31日，军委会议讨论了一个登记和训练计划，提出：“今年先搞几十万作试点，重点要放在实战应用训练上，不要搞形式。训练的时间也要尽量缩短，每年可以训练10天，每天训练 6小时，每人每天发给一角至一角五分的伙食补贴。”
计划讨论后，彭德怀于4月1日批发的国防部指示中又特别说明，登记预备役的工作“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期、分批逐步完成，在完成的时间上不强求一致。条件较好的地区，在今年、明年两年内完成，条件较差的地区，可以推迟到1958年完成，不能进行的地区，还可以暂不进行”。
尽管如此，指示下达后，不少地方政府仍感到执行起来难度很大。6月10日，邓小平把河北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地方工作任务重、时间紧，最好把预备役登记工作推迟一年的意见和毛泽东表示同意一事写信给彭德怀考虑。彭德怀在6月20日给邓小平的信中说： “4月1日国防部发出的指示中，规定得是很机动的”，但“为了照顾地方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国防部准备再发一个补充指示，把军官、军士和兵的预备役登记工作一律推迟到1958年完成”。补充指示发出后，预备役登记工作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停顿下来。彭德怀己感到，这一积蓄后备兵员的办法不能解决我国的问题，必须作很大改进才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还采取过组建预备师的办法。1955年6月15日，彭德怀在军委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为应付突然事变，光靠常备军不行，要搞国民训练，成立预备师，就地训练，训练后解散，必要时集中，好处很多。”会议责成黄克诚主持同各总部研究提出方案。8月14日，彭德怀签发了先组建10个预备师的命令。规定预备师机构组成后，集训4个月；于1956年2月15日接收新兵，4月1日开始训练，期限为一年半。
预备师开始训练后，显露出不少矛盾：预备师的待遇是否相同于正规师的标准？而且组建这么多预备师，突破了全军原定350万的总定额。
就在这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把军费和行政费用限制在国家总开支的 20％左右。并在9月的第八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彭德怀在军委会议上说：“怎样使国家军政费用降至国家财政的20％？军队是否应继续缩减？这件事我同林彪同志商议过，军队原定额是350万，去冬今春突破定额达到380万。”接着又说：“搞预备师是错误的，此事虽经集体讨论决定，但责任在我，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现在看来，钱用的很多，也妨碍群众生产，行不通了，所以10个预备师要取消。”
1957年5月30日，军委会议检查兵役法实行后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彭德怀说：“毛主席同我谈过几次，要把义务兵役制改为志愿兵制，我都没有表示态度。因为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叶剑英说：“我去缅甸访问以前，主席找我去谈，也说依靠义务兵积蓄后备力量，不能解决问题，每年最多80万人，100年才能积蓄8000万人，跟不上战时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需要。”会上研究了义务兵役制实施的情况，大家认为工作进行顺利，做法稳当。缺点是登记18至30岁男性公民和有技术的女性公民3327万人，面太宽，手续过于繁杂，费力不小，作用不大等等。彭德怀听取大家的意见之后说，“平时常备军如何尽量少，而战时又如何尽量多，要解决这个矛盾，义务兵役制和募兵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1955年9月我到汕头，同南澳岛驻军团长交谈过这个问题，今年3月又到舟山作了调查，都说必须把民兵和预备役结合起来。民兵要分为一般民兵和基干民兵，把每年复员的士兵编入基干民兵作骨干，同18至25岁的基干民兵一起进行训练，每年打一次靶，要求能作班排动作。按这个方法训练1200万至1500万后备兵员，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可以达到”。
6月19日，彭德怀把会议上大家讨论的意见，整理成《中央军委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报送毛泽东，并亲笔写了一封信。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并送给政治局常委传阅后下发全国。
民兵与预备役合二为一的原则就这样正式确立下来了。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受批判时，还担心去职后这项制度会被废弃。
第二节 为新式武器开道
1954年9月9日，彭德怀同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应邀赴苏联参观原子弹实爆的军事演习，同去的有粟裕、陈赓、许光达、刘亚楼、邓华、陈锡联、宋时轮、周希汉、王尚荣。在演习总结会上，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赠给彭德怀，内中装有飞行员投原子弹的金钥匙。会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争相传看，陈赓说：“光给一把钥匙，不给原子弹有啥用？”彭德怀说：“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咱们还是自己干吧！”
彭德怀去苏联之前，8月20日，请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讲解原子弹、氢弹的构造原理和生产方面的问题，还交谈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条件。钱三强说，生产原子弹原料，反应堆比气体扩散方法省力，但应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准备条件。
新中国建立5周年，苏联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率代表团来参加庆祝盛典。同时与周恩来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成员有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会谈。会谈前彭德怀对李富春说，要把建造试验性原子堆的问题，提请苏联帮助。宁可削减别的项目，这个堆一定要争取尽早建起来。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汇报发展原子能问题。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从各方面努力把这一工作开展起来。2月18日，彭德怀在向毛泽东书面报告1954年的军事工作中，提出“要逐步研究和争取生产核子武器”。
1955年5月，彭德怀去柏林、华沙返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赫鲁晓夫接见时，主动提出可以看看他们的核动力潜艇，随后安排彭德怀和随行人员去列宁格勒访问波罗的海舰队。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