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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牛凯的朋友，《东山财经日报》首席记者张雷赶赴房山采访房山禁酒令。但房山市委市政府的所有部门都拒绝接受采访，尽管张雷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房山市市长助理庄宁，但庄宁在这种时候怎么敢接受采访，也就推辞了采访。
后来，张雷又通过房山报业集团的一把手李湘，联系上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试图采访安在涛。但安在涛虽然不排斥采访，但当时安在涛却正在资河开发区视察一个生态农业项目工程，一时间也赶不回来，对于安在涛的采访也旋即告吹。
当然了，就算是在市里，安在涛也未必就会接受张雷的采访。他也犯不上在这个事情上，与宋迎春“过不去”。毕竟，在很多事儿上，他这个市长如果公开与市委书记态度相左，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好。
无奈之下，张雷只得在房山采访了一些市民。然后又根据其他媒体的报道以及各报的评论文章，结合他在房山采访的实际情况，综合写出了一篇重磅报道：《房山禁酒令半年省出3300万，数字从何而来？》
张雷在报道里不仅追问了“3300万”这个数字的来路，还言辞犀利地批评房山有关部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认为所谓的“禁酒令”有行政形式主义的嫌疑，所谓的“成果”也是来自于某种“虚构”。张雷在报道里呼吁，房山市有关部门应该立即公开公布2004年全年的行政招待费信息，还公众一个知情权和监督权。
这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在报道的最后，张雷还提到了《东山日报》评论员因为一篇批评文章而遭遇房山市委“质问”和压力而不得不暂时休假，隐晦地提到了当前的舆论监督环境还不理想云云。
《东山财经日报》的这篇重磅新闻，在省内媒体圈引起了强烈反响，旋即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
宋迎春是在第二天早上9点多读到这篇报道的，当时他怒不可遏地从办公室里冲下楼去，将报纸摔在了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主任皇甫刚的办公桌上，咆哮着：“怎么会让这篇报道出来，是谁给记者提供材料的？给我好好查！”
《东山财经日报》是专业类都市报，宋迎春惹不起省委党报，但对于这家报纸的“故意挑衅”，他却觉得无法忍受。见报的当天，房山市委就给《东山财经日报》社发去了要求当事记者张雷接受质询的公函。
见《东山财经日报》不予理会，宋迎春恼羞成怒，利用市委书记的威权起用了司法公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联系《东山财经日报》社，身为警务督察室正副主任的潘春生、张玮两次直接到报社总编室要人，语气强硬，要求报社方面安排记者张雷来房山接受警方的询问。
报社方面一看事情有些不妙，就暗暗给记者张雷放了假，让张雷在家休息。
张雷没有料到自己一时冲动之下，竟然捅了马蜂窝。出于自身安全的担忧，他的行踪开始飘忽起来，白天在外游荡，晚上12点之前，他绝对不敢回家。他只能偷偷地回家，每次到家门口时，先躲在暗处，家人查看确认安全后他才敢闪进屋子里。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房山公安局的办案民警不断给张雷打电话、发短信：“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请你老老实实到房山公安局来接受调查”，“你回避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你报道的事情很严重，我们不想找你，这是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
张雷打电话请求，能否用书面材料回答警方的询问，遭到了拒绝。
1月11日，房山公安局警务督察室主任潘春生再次带人来到《东山财经日报》社，找上了分管副总编王希纶，要求报社赶紧通知张雷接受警方质询，而这一次，房山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带去了合法的“要求公民接受调查书”，上面赫然签署着现任房山市公安局黄秋生的大名，并盖有房山市公安局的公章。
“记者的新闻报道是职务行为，报社应该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不能随便让记者去接受调查，有什么情况应由组织出面。”王希纶扫了一眼房山市警方带来的“协助调查书”，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从业十几年来，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被舆论监督的地方政权竟然动用司法公器力量来向一个报社施加压力，试图“惩罚”一个记者。
“如果仅仅因为报道本身，相关部门无权、无理由传唤记者接受调查。既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坚持要传唤记者，就应该说明理由并拿出记者违纪违规的具体证据来。”王希纶又道。
潘春生撇了撇嘴笑道，“王总，我们是执法人员，该走的程序是会走的，这个你们放心……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张雷的报道严重污蔑了我市党政班子的形象，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躲避是没有用的，还是早一天让张雷站出来接受警方的调查，我们是警务人员，一切依法办事，还能吃了他不成？你们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必须要保护记者的人身安全……”王希纶见对方的态度强硬，心里也恼火起来。
潘春生冷冷一下，也没有再跟王希纶理论，拂袖而去。不过，房山市公安局一行人离开报社后却找上了报社的主管部门，东山省财经出版集团，指责报社袒护记者、不配合正常司法调查，集团领导责令报社妥善处理该事件，要求报社迅速与房山市委和房山市公安局正面交涉。
1月22日上午，东山财经日报社总编室和房山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黄秋生通电话，黄秋生在电话中显得十分恼火，不愿多谈。当天下午，报社三位领导赴房山市公安局面见黄秋生，想了解“传唤”记者的真正原因。
黄秋生不谈原因，指着鼻子问报社的三个领导：“一个小小的记者，为什么再三逃避警方的质询？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
“如果你们继续不配合，不把记者交出来，我们将采取下一步措施。”
黄秋生的嚣张和霸道，让报社领导无语凝噎，无言以对，当天的会面不欢而散。
1月25日，房山市公安局再次提出，可让报社派人陪记者一起到公安局接受调查，报社拒绝。随后报社向房山市公安局发公函表明态度：一、报社应该积极配合房山市局的调查工作；二、报社也应该保护自己记者的合法权益，记者履行的是职务行为，报社不能违背记者的意愿，强迫记者到异地公安局接受调查；三、请对方出示“传唤”记者接受调查的确凿证据和理由。
……
……
可以说，在一开始，报社的高层抗住了房山市的压力。但事情在1月底急转直下。或许是压力太大，报社领导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张雷被公开停职了。报社给出的说法是：给我们一段时间来处理，在这段时间你不要写稿了，就拿底薪吧，忍忍就扛过去了。
报社的一个高层还通过关系找到了房山市长安在涛，请求安在涛跟宋迎春斡旋一下，居中调停，平息事态。安在涛接完这个报社领导的电话，就把彭军给找了过来。
“彭军，这事儿是公安局谁在负责？”安在涛轻轻道，手里晃荡着一份东山财经日报。
“我问过了，是黄局长。”彭军小声说着，“领导，要不然我找找老邢，让老邢出面调停一下？这事儿确实闹得太大了，再这样僵持下去，还怎么收场呀？”
安在涛想了想，突然笑笑，“这事儿本来是宋书记在抓，黄秋生只是受市委指令罢了，找他没用……呵呵，黄秋生这回底气很足啊，看来是宋书记的态度很坚决。算了，暂时先不要管了，他们愿意折腾就折腾去吧，恐怕现在宋书记也是骑虎难下了。到此为止吧，他没有面子，不到此为止吧，还能真的把人家那个记者抓来绳之以法？”
“嗯，我明白了，领导。”彭军点头应是。
“多注意一下媒体对此的报道，我估计这事儿迟早会被捅出来引起全国轰动的。以司法手段打压新闻监督，这种事情虽然不是没有，但绝对不多——哎，这一回，恐怕市里想不出名都难了。”
安在涛叹了口气。他倒也不是看热闹起哄心理，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出乎他的预料，他也没有想到，宋迎春会闹腾到这个程度还不肯完事。看宋迎春这个架势，是不从东山财经日报记者张雷这里找回一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的权威，是不算完了。
……
2月2日，在无助和失望的心理下，张雷在网上以“东山财经日报记者：房山市委和房山市公安局因新闻报道非法传唤我”为题，发帖披露了自身遭遇。帖子迅即被转载，在网上引发热议。
当晚，报社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两个决定：一、向房山市公安局发函，说明这事是记者个人行为，不是报社领导指使，与报社无关；二、立即向各网站去函，说明“我报记者所说内容严重失实”，要求各网站撤销帖子，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
……
“张雷事件”在2005年2月初，震动全国，成为最近几年来新闻记者被公权力打压的典型恶例，在网上沸沸扬扬，全国很多媒体都刊发了相关的报道，对于房山市委的批评铺天盖地。
2月8日《东山晚报》在头版刊登了一篇关于“张雷事件”的稿子，其中引用了知名新闻侵权诉讼律师于泽的一段话，于泽认为，“这是一起滥用公权恫吓、打击记者，粗暴践踏公民批评、控告权利的事件，其间也显示出，有关官员滥用权力的恶劣后果已经到了让媒体噤若寒蝉的地步。”
“近年来，一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官员、公权机构被曝光后，动用权力对记者进行打压有泛化的趋势，全国各地接连发生以诽谤、损坏商品声誉、敲诈勒索等罪名对记者采取强制措施的事件，有的记者甚至被判刑，媒体也遭到整顿，新闻记者的处境更艰难。”
媒体的跟进，其中不乏有些媒体借机炒作大幅渲染这件事，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高度关注。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周宏伟在2月10日作出重要批示。
在省里领导的干预下，宋迎春不得不半路缩手，房山市公安局立即撤消了对于张雷的立案调查，向报社方面及记者张雷本人公开道歉，承认“因沟通原因，给记者张雷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和压力”。正式以书面材料向报社和记者本人深表歉意，撤回《询问通知书》，并承诺不再因此事影响记者的工作和生活。
“张雷事件”不了了之尘埃落定，张雷继续回报社上班，但此事对房山的负面影响力却不会因此而平息。当然，对于宋迎春本人来说，负面影响更大。
在随后3月初的全省厅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省委书记李大年言辞愤慨地就“张雷事件”发表公开讲话，不点名批评了房山市有关人员和有关部门的恶劣行径，要求房山市委市政府立即开展整风运动，查处相关责任人，挽回影响。
虽然没有被点名，但谁不知道李书记批评的就是房山市委书记宋迎春。宋迎春坐在会场上，面红耳赤心中忐忑不安。给新任的省委书记种下了这种不良的第一印象，宋迎春的下场可想而知。
不过，宋迎春也没有想到，省委这一次竟然对他动了真格的。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天，省委组织部突然来市里宣布干部任命决定。
……
……
全市干部大会临时紧急召开。省委组织部许副部长在宋迎春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