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体系中，使中国成为体系内“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这才是美
国对华战略的根本目标。
楚树龙这种“接触与防范”的判断，在“遏制”之声四起的时候，显得着实的
孤独。但当他将这些分析形成内部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时，其基本观点得到了
肯定。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说：“楚树龙不是亲美派，但他肯定是知美派。”
楚树龙（3）
反美、反苏、反修——50年外交强烈的“反”文化色彩
楚树龙1957年出生在吉林省通化市，1978年考入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2
年毕业，一年后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所，后任北美研究室主任。2001年调入清华大学后，仍继续从事国际关系
研究和教学。楚树龙说他这一辈子与国际关系干上了。
有人说，楚树龙搞了20年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而且还
是一位具有斗争经验的中国外交高参。
说到斗争经验，这里先说说楚树龙的一个花絮。
2003年9 月1 日，楚树龙出席了在中国青岛召开的东亚安全会议，出席会议的
还有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外交官和学者。韩国外交部的一个司长在会上说，卢
武铉总统到中国访问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向卢武铉透露了朝鲜领导人不反对美
国在韩驻军的消息。
楚树龙感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当场澄清，否则朝鲜官员会对中国领导人
产生误解。楚树龙要求紧急发言。他说：“韩国官员讲的与事实不符，据我了解，
不是中国领导人告诉韩国领导人这件事，恰恰相反，是你们韩国领导人告诉中国领
导人这样的事。3 年前，我去韩国参加纪念朝鲜战争胜利50周年的一个活动，当时
的金大中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了我和其他6 位参加活动的外国官员和专家。金大中当
时讲过，朝鲜领导人表示不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驻军。这次会见是有记录的，你们
可以回去查一查你们的外交档案。”韩国官员当场没了话。
一位领略过楚树龙在外交场合斗争风采的外国官员说，楚先生给人的感觉是满
腹经纶、文质彬彬，谁也没想到他也是一位猛将。
其实楚树龙这些年对中国外交最大的贡献，是他对中国外交大战略的思考。
楚树龙曾在一篇有关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外交战略思
考。他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并长时间地因为对战略形势判断失误而导
致战略性失误。中国因为没有随着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意识，
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遇。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缺乏法制以及制度化、科学化的
不足不但影响我们的行为，而且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方法，
使我们在认识世界时不能在一个严肃的法治程序下进行全面理智的思维，进行各种
意见、看法的充分交锋，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去认识世界。其结果就往
往是拍脑袋，感情化、情绪化，而感情化、情绪化的结果就是更多地过“左”、过
激。过去这种以感情代替认识、感情代替利益、感情代替战略和政策的思维方式和
行为模式，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受害不浅。历史教训必须充分记取，否则中国将陷入
更多的恶性循环。
楚树龙认为，中国人看待国际问题也应该与时俱进，因为世界时刻都在发生着
变化。他认为中国看待国际问题的思路需要有新的调整。
他认为中国克服传统的“体制外”心理是很有必要的，不要认为世界是美国的、
西方的，我们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于是就要反对这个体制。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世贸组织，已经申请到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等等，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也都享有了，如果我们还抱着“体制外”心
理，就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了。
“以美划线”的倾向也是要不得的。在他看来，我们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
直，根据中国人的国家利益、价值观、理想、道德、文化来决定我们对国际问题的
看法和立场，不要总是根据美国来划线。不能“凡是美国同意的，我们就反对；凡
是美国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他看到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比较明确，
非常强调伊拉克的责任和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也强调半岛的无核化，这些都表明我
们的对外政策已经突破了“以美划线”的思路。
他看到，中国人一谈到国际问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感，联想起美国人过
去是如何如何压迫我们的，等等，这种“悲情”感常常使我们的对外政策不科学。
所谓“不科学”，就是用感情、情绪去思维，而不是用事实、程序去思维，容易感
情用事。如果谁平稳一点、实事求是一点、温和一点、全面一点看问题，谁就会被
认为是右倾、亲美、亲西方。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
楚树龙意识到中国50多年来的外交中强烈的“反”文化色彩是一种消极的政策。
50年代“反帝国主义”；60年代以后既“反帝”又“反修”，再加上反对各国反对
派；70年代虽然和美国等国家关系和缓了，但还是继续“反帝”“反修”。令人欣
慰的是，十六大后，中国的外交思维有了根本的变革。十六大报告对中国外交政策
的宗旨、根本目标的规定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这是第一次以正面
的方式阐述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根本目标。十六大报告虽然也谈反对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但属于一般性陈述，而不是放在国家战略目标根本宗旨的层次上来讲的。
他认为，对于违反国际关系准则、违反国际法，尤其是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事情，
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总是带着“反”文化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问题，就不是
一种健康的舆论取向。
尽管对楚树龙的这些思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其灵活和实用的部分已引起中国
高层的重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
1998年克林顿访华前夕，美国提出与中国签订“中美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
协议。当时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并不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楚树龙认为，
从军事上说，“互相瞄准”和“互不瞄准”其实都没有区别。坚持要瞄准也没有意
义，同意互不瞄准对我们的军事能力也不伤害。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不接受美国的要
求，势必影响到克林顿访华的成功，如果一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失败了，这也
是中国外交的失败。克林顿访华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达成某个协议，而当时中美之
间除了在这个问题上能达成协议，别的方面都不能达成协议。另外，楚树龙认为，
中国是有核国家中公开宣布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国家，这使美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
会很消极，不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综合以上分析，楚树龙在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所的协商会上，提出了接受美方条件的建议。后来在克林顿访华前20天，钱其琛
副总理主持全国外事领导小组会议，最后定夺这件事。现代国际研究所把楚树龙的
意见上报后获得通过。
争取让动荡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发展”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打破了相对平静的世界，在世人惊魂未定之时，以美
国为首的北约野蛮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再次引起世人震惊。中国人在愤怒之后开
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少人甚至党内人士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产生了怀
疑，他们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
长房宁先生是质疑“和平与发展”的知识分子代表。
房宁在学界被认为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家”。1999年，他在《全球化阴影下
的中国之路》一书中提出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陷阱”，并预言“和平与发展”将
因遭遇“后殖民主义”威胁，从而使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应该说，房宁对全球化及“和平与发展”的反思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思
想，因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
然而就在人们普遍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焦灼不安的时候，楚树龙对世界形
势的判断却与之相反。“5 ·8 ”炸馆事件不久，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会议上发言
指出：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 的，国际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
仍然需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
在他看来，世界局势总体上走向缓和，同时天下并不太平；多极化和全球化趋
势在发展；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形势变化面前沉着冷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等一系列
思想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过去 20 年来国内国际发展实际的，也是行之有效的。
美国、北约的暴行没有改变世界的全局，没有改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战略目标。中
国应当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维护世界和平的独立自主的外
交政策方针。
他还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题为《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
外交战略的几个根本问题》的文章，接着又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 期发表了
《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一文，呼吁要坚持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
判断，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坚持解决中国的一
切问题都取决于发展。
如果说，楚树龙当时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坚持“和平与发展”还能得到人们
的理解，那么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 ·11”事件却再次打破了“和平与发展”的
看法。
“9 ·11”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人们
又面临着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可就在世人对世界再次产生迷惘的时候，楚树龙仍
然认为，“9 ·11”给美国和世界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但它不能改变世界和平与
发展的总体趋势。他甚至认为由于“9 ·11”事件，大家都讲反恐，大家都在反恐
中进行合作，美俄、中美等大国关系有所改善，世界局势没有发生深刻裂变。他在
《解放军报》上发表题为《2001“变”与“不变”》的文章，指出：透过世纪初年
国际战略形势发展中的“变”与“不变”，可以看出，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
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发展的基
本趋势。国际战略形势总的发展态势是世界形势出现的短期、局部的经济、政治动
荡所不能改变的，新世纪世界的发展前景仍然是光明的，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
是机遇大于挑战。
但是房宁的研究结果却并不像楚树龙那样乐观。2003年，房宁在新出版的《新
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中再次质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房宁认为，产生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形成的相应经济、政治秩序，构成了我们所
说的“和平与发展”的经济条件。但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人们越来越多地
在反思，在发问，我们究竟处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