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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特质：超强的军力，强权政治，文化帝国主义，恐怖加民主的帝国意识，先发制
人的战术手段等。
著名战略家张文木对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提法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
房宁的“最重要判断”“因为它打破了人们关于‘和平与发展’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若干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家们都认为，世界
总的趋势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不会发生大的军事冲突。就像房宁所描述的：“20世
纪后半期的和平与发展，又给人类一种历史进步的印象。人们以为世界、历史彻底
改变了，全球化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
面结为一体。”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让人们警醒：“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要结束了。”
中国如何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是房宁着重解答的问题。他认为，鉴于时代的
变化，鉴于美国的战略，鉴于美国的行动态势，我们应该对时代、对战略、对经济
与国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反思。
房宁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不取决于中国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
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无法回避的。鉴于这样
的情况，中国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
中国政策中经济优先的思路使房宁感到担扰。按照那样的思路，似乎“经济建
设搞上去，政治就稳定了，精神文明也发展了，道德也进步了，国防也会搞上去”。
他承认从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发展经济再搞国防，但中
间会有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发展上去以后，再转化为国防实力，但假如
这个过程中断了，我们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房宁注意到，美国的战略与此正好相反，美国认为，综合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
是军事实力。美国这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向来奉行实用主义的文化，它的眼中只有实
力，而且它认为这种实力的集中表现不是GDP ，更不是文化中国，而是军事实力。
房宁还看到，美国如果不能够用炸弹跟你对话的话，才能以文明方式，把对手当文
明人对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实力，那美国就认为你是野蛮人，用不着跟你
平等对话。他认为，“只有加速实现我们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具有了反侵略战争的
能力，我们才能防止美国用新帝国主义的办法削平对方，只有有了国防现代化的强
大保障，我们才有资格、有本钱去和世界平等地交往”，因此，“加速国防现代化
才是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
但是令房宁这类民族主义者气馁的是，中国人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总
是讲究“以德服人，有容乃大”。这样的一种文化其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历代
的政策走向。他认为，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一定总是要通过战争解决争端，但总
是把战争看成解决问题的积极方式。没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并不是不发动战争，而是
他们不能从战争和武力对抗中获得民族振兴的力量，也不把战争看成是解决问题的
积极方式，只把它当成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能够历数千年而不灭就要归功于和平主义的中庸思想。当
尚武的西方文明遇到麻烦时，他们便会注意到中国文明的价值。比如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西方学者号召西方人学习中国的和平主义。这些似乎证明了“有容乃大”是可
以胜过武力的。房宁认为，这种看法在当前对中国十分危险。当中庸文明与尚武文
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虽然西方一些学者可能欣赏中庸思想，但关键的是西
方政客对此毫无兴趣。因此当你的对手崇尚武力时，你仍然死抱着有容乃大的思想，
那不是智慧，而是迂腐。“拿枪指着敌人的额头，效果无疑超过一百部《论语》。”
房宁对时有露头的“绥靖主义”也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批评。在他看来，尽管
绥靖主义从历史上看不失为一种策略，但是我们不应该被绥靖主义表面的历史现象
所牵动。关键要搞清楚绥靖主义背后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绥靖主义可
以作为一种策略使用，在什么条件下不能。绥靖主义作为政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
件就是对手对你的利益欲求是有限还是无限。当对手对你的企图无限时，无论怎么
妥协都不行。
房宁认为，不应鼓吹和宣扬武力，但却决不能放松武力防备。“花钱在国防就
像是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付保险费。表面上没有创造价值，但防止了可能的
损失。”
我们可以把《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看作房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
的又一次集中阐述，又一次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样把鲜活的民族主义
思想具象化了。战略专家张文木称，读《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使人有了
“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锐感觉，进而感到，看到危险逼进却无力阻止的感觉更让
人心碎！他认为，该书对那些沉浸在新的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
安全环境熟视无睹的人敲响了警钟。
曾经有人给身处体制之内的具有官方学者身份的房宁出了一个难题：“您是怎
么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的？”
房宁当时笑答：“我觉得‘左’和‘右’或‘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实
际上是说给圈外人听的，戴上这样的标签，别人容易了解，否则不好定位。而我作
为圈内人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我不会先给自己定位，然后再让自己的言行、理论
都与之相符。我是从实际出发，面对具体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的，并不在乎‘左’
‘右’。”
这样的回答可以把房宁理解为一个执著于思考和探索的人。事实上房宁从没有
把民族主义当成一个符号，而是在努力探寻其具体的内容。他曾说，一旦民族主义
变成了一堆教条，被编成“四言八句”，写到教科书里，民族主义大概也就到了晚
期，快变成化石了。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
再到《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房宁对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最大贡献在于，
把中华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经济基础揭示了出来，那就是全球化自身运动的规律。
房宁或许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家，那就让历史来做结论吧。
房宁（8）
附录
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房 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
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
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
—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
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
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要时，能不能反过来说，
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
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
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
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
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
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
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
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
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
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
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夫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
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
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
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
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
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
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
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
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
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
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
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
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
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
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
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
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
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
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
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
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
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
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
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