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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硕特统治西藏时期，一切行政权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达赖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务；准噶尔袭杀拉藏汗，取和硕特而代之，情形依旧：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权力，达赖喇嘛局促于教务一隅。
朝廷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设驻藏大臣，开始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驱准之战中的“有功藏人”来治理西藏，代表人物为颇罗鼐。此人在驱准之战中脱颖而出，由一个小税吏一跃而为“一等台吉”，然后一路固山贝子、贝勒、多罗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总揽西藏地方大权。
这个时期，达赖喇嘛依旧只能管理教务，不能插手政事。为防达赖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还把达赖喇嘛之父诏传至京，给了个“辅国公”的衔头，请他在北京安生呆着，没啥事儿就甭回西藏去了。
颇罗鼐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当政期间，西藏地方无事，民人安居乐业，前后凡二十年。
颇罗鼐表现不错，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准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继续总理藏政。
这下子麻烦来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台之后，胡作非为，先是杀兄逐侄，构衅达赖喇嘛，继之自立名号，阻断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准噶尔勾搭在一起——他老爸当年可是靠打准噶尔起家的。
得到准噶尔发兵支援的承诺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决定跟朝廷翻脸，他布置兵马，打算屠尽驻藏大臣以下客军客民。
危急关头，驻藏大臣傅清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驻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纵火，围攻驻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战殉国。
傅清、拉布敦虽然死义，但叛军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朝廷镇压下去，没有酿成全藏范围的大乱。
事后，高宗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再不能给某个藏人以统管全藏的权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远，时日一长，不论是谁，都会骄狂难制、蓄萌逆志。
嗯，那该怎么办呢？
好吧，放达赖喇嘛出来吧。
高宗的算盘是，名义上，把最高行政权力交给达赖喇嘛，但实际政务，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这样，达赖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噶厦政府呢，只有办事权，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达赖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
应该说，高宗的设计，颇为精巧，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虚君”的意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
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
摄政和噶厦、噶伦和噶伦，谁也不服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下绊子，打黑枪，直至撕破脸皮，大打出手。
热振和夏扎之争，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噶伦地位平等，相互不服气好理解，摄政和噶厦，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这是因为，摄政上任之前，都是某大寺的“堪布”——即主持，都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噶厦政府的噶伦，却个个政务精熟，对新官上任的摄政，难免看不上眼。既然轻视，便不会服气：昨儿你还在我们下头，今儿就爬到我们上头来了，人五人六的，凭什么？
达赖喇嘛由“灵童坐床”至“成年亲政”的“空窗期”，偏偏又特别之长，摄政和噶厦，乃有足够的时间，你来我往，你争我夺，整个西藏的政局，便没完没了地摇摇晃晃。
牺牲品不止西藏的政局，还包括达赖喇嘛本人。
不论摄政还是噶伦，权力掌握既久，交出去的时候，就不那么痛快了。
九世达赖喇嘛十一岁亡故，没活到亲政。
十世达赖喇嘛亲政第四年亡故，年仅二十二岁。
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当年亡故，年仅十八岁。
这几位达赖喇嘛，死的都不明不白。
十二世达赖喇嘛现在六岁，他未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算一算，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以来，七世达赖喇嘛至十一世达赖喇嘛，摄政执政的时间，比达赖喇嘛亲政的时间，要长得多。
政局不稳，对西藏也好，对朝廷也好，自然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是对于朝廷来说，在某个层面上，也能够从这种混乱中得到某种收益：西藏上层，光顾着争权夺利，没空儿来动朝廷的脑筋了。
分而治之嘛。
可是，《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带来的第二个副作用，对于朝廷来说，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
达赖喇嘛掌政，西藏政教分离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宗教势力迅速膨胀，西藏的政治体制很快变成了政教合一。
一僧三俗的四噶伦，名义上地位平等，但僧噶伦作为黄教寺院集团的代表，排名第一，是为首席噶伦，实际的权力和影响力，超过三个俗噶伦。
比噶伦地位更高的摄政，百分百出自于黄教寺院的高僧大德。
“拉萨三大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的“堪布”，例行参加噶厦政府的扩大会议，直接参预政事，与闻大计。可以说，这三大寺的“堪布”，算是噶厦政府的“编外噶伦”，寺院集团的主张和意志，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得到直接的实现和贯彻。
“三大寺”都拥有大面积的直辖领地，“堪布”可直接向所辖地区派遣各级官吏，权力等同噶厦政府所派同级官吏。
非但如此，法条明确规定，寺庙和百姓发生纠纷，由寺庙自理；寺庙判决的案件，和政府判决的案件，有同等法律效力。
就是说，寺庙拥有超越和凌驾政府的“治外法权”。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许多官员其实都是僧人出身，或者取得了僧籍，或者毕业于僧官学校。
许多黄教寺院的高僧，在政府中“挂职”或拥有名誉职位。
更不必说，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与日俱增，直至与神祗无异。
当时的朝廷，并不能充分意识到政教合一的危害性，利用密宗统治藏、蒙，本来就是国策，清朝的皇室自身，和密宗也有密切联系。后宫普遍崇佛就不说了，就是皇帝，也多有同密宗瓜葛甚深的。
世宗信佛，高宗有自己的“上师”，事实上，这位名叫章嘉若必多吉的“上师”，是说动高宗准许达赖参政的重要幕后推手。
但政教合一的危害性，来自于二十一世纪的关卓凡，是清清楚楚的。
好吧，面对西藏官制现状，我该如何着手改造呢？
*（未完待续。）
第十章 新官制，新王爷（）
朝廷对于西藏的治理，是通过驻藏大臣完成的。驻藏大臣拥有西藏一切重要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但并不直接管理藏政，说到底，朝廷对西藏的治理，是一种间接的治理。
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治理，西藏出现了什么问题、矛盾，必须累计到将近爆发的时候，甚至到爆发之后，才能被发现，并着手解决。就算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损失也已经造成，事倍功半，代价过重。
还有，如果西藏内部出现了对朝廷的离心力，也不能及时发现，未雨绸缪，预为之备。
改革西藏官制，关卓凡定下两个原则：一，改间接治理为间接治理、直接治理并举；二，削弱黄教寺院集团在政府中的影响力。
先说第一个。
仿朝廷的六部，改革噶夏政府。四噶伦增加到六噶伦，犹如六部堂官，两正四副，其中，一正二副为藏人，正噶伦为僧噶伦，副噶伦为俗噶伦；另一正二副，则或汉或满，由朝廷委派。这个情形，被称为“半朝半藏”，亦仿佛六部堂官的满、汉各半。
朝廷一伸手，就拿走了噶夏政府一半的行政权，藏人“自治”的权力，自然是被大幅度削减了。不过，僧噶伦名正言顺变成正噶伦，又似乎巩固了寺院集团的势力，一班藏人上层，面对新官制，面面相觑，五味具陈。
新噶夏政府，名义上，一如其旧，位居摄政之下；副噶伦亦位居正噶伦之下。可是，即便黄口小儿，也晓得，摄政如何支使得动“朝噶伦”？正职的“藏噶伦”又如何支使得动副职的“朝噶伦”？副职的“朝噶伦”，只有正职的“朝噶伦”才支使得动，而正职的“朝噶伦”，自然是越过摄政，直接对驻藏大臣负责的。
则新官制之下，摄政的权力，也被间接地削弱了。
噶厦下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机构，一个叫“译仓”，相当于秘书处，主事者为两名四品僧官；一个叫“孜康”，相当于审计处，主事者为三名四品俗官。同时，这两个机构也兼组织处的功能，“译仓”管理僧官，“孜康”管理俗官。
新官制中，“译仓”和“孜康”的主事官员，统统增加到四名，各为“二朝二藏”。这样一来，噶厦政府三项最重要的办事权——文秘机要、财政赋税、人事管理，每一项，朝廷都拿走了一半。
至于“黄教寺院集团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嘛……
嗯，这样吧，咱们以后就不召开什么“噶伦扩大会议”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对与会的“三大寺”不够尊重嘛！
嗯，为隆重其事，咱们成立一个“大参事会议”，请帮办大臣和摄政做“名誉主任委员”，请一僧一朝的两位正噶伦做“主任委员”，请四位副噶伦和“三大寺”的“堪布”做“副主任委员”。
看，“三大寺”的“堪布”，同噶厦政府的噶伦，名正言顺地平起平坐，这，才是尊重各位活佛的道理嘛！
你问“委员”都是些什么人？哦，这个“大参事会议”的“委员”，包括前藏其余所有黄教寺庙的“堪布”，也包括重要的官员、头人，等等等等，总之——“各界贤达”。
你想一想，“大参事会议”召开，前藏朝野要人全部与会，帮办大臣和摄政，既为“名誉主任委员”，自然也要莅会的，也会带来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训谕。这个“大参事会议”，群贤毕集，济济一堂，何等气魄，何等热闹？委员们畅所欲言，共商藏是，有所得的，便可上书，“大参事会议”的“译仓”整理之后，即上呈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审阅，说的有理的，自然就会发下来，噶厦自然照章执行。
呃，请问，这个“大参事会议”，多久召开一次啊？
这个嘛，开得太频繁，就显不出“隆重其事”来了，再者说了，前藏地方这么大，拉萨之外的堪布、官员、头人，来会议一次也不容易，这样吧，一年一次如何？
啊？
还是太频繁了？那就两年一次吧！
呃……
千万只草泥马在心头奔腾而过……
改了政府，改了寺庙参政议政的形式，还有一样要紧物事，也是要改的——藏军。
国初的时候，西藏并没有正式的军队，平时就是耕作、放牧的普通百姓，既不进行军事训练，更没有固定的编制，遇有战事，当政者按各部落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