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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我们这班江苏上海跟着贝勒爷的人，没有不晓得的。贝勒爷教训我们——办洋务，中堂的这段话，要奉为圭臬！”
曾国藩没有说话，但脸上露出了真正意外的神色。
“不过，贝勒爷也说，此一时，彼一时，现今的情势，比之前两年，已经颇为不同。”
“洋务若求大兴，独独行于口岸，自嫌不足。现今，贝勒爷领袖中央机枢，主导全国之洋务；那班卫道守旧之士，也暂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上上下下的情势，似已到了‘南北并行，互为表里’的时候了！”
“南北并行，互为表里？”
“是！贝勒爷说，拿洋人的说法，京城为国家之‘大脑’，欲身强体健，屈伸如意，‘大脑’一定要灵活转动！他下定决心，要在京城推行洋务了！”
曾国藩心中猛地一震，微微闭上眼睛，移时开目，叹了口气，说道：“贝勒爷的见识胆魄，吾不及也！”
“中堂说哪里话来？贝勒爷说，直隶辇毂之下，京城推行洋务，非直省密切配合不能收功。刘新宁虽然勇于任事，清廉自守，但对洋务毕竟不大在行。贝勒爷说，环顾天下督抚，直督一职，我不求之于曾湘乡，更何往之？”
刘长佑籍贯湖南新宁，曾国藩籍贯湖南湘乡，以籍贯代指某人，是特别尊重的意思。但这种称谓，只能用在资历深、威望高、功劳大的人物身上，普通士人、官员、将领，是当不起这种称呼的。
曾国藩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缓缓吐出一口气，气息粗重。如此形容，在讲究“养气”的曾国藩身上，是很少见的。
“惭愧！”曾国藩面色凝重，“是我小人之心了。”
这个——话说的如此之直白，于曾国藩，就更加少见了。
自责并不稀奇，可是，直承“小人之心”，等于自认，之前确实有过怀疑，朝廷将他由两江调直隶，是“明升暗降”，其中隐有猜忌压制之意。所以，曾国藩才会在十三首寿诗中，专挑那三首念给赵景贤听。
这三首诗，每一首都在抱屈，都在埋怨世人的猜忌和不公；每一首都在自辩：我没有任何僭越的心思，我所思所想，尽是功成身退，学屠羊说，大隐于市，泯然众人，如“婴儿中酒”，醺醺然，昏昏然，了此残生。
至于为什么要说给初次谋面的赵景贤听，自然是因为，赵竹生是关逸轩一等一的心腹人，这些自我表白的话，会通过赵景贤，及时转给关卓凡，而且，不虞在传话的过程中，扭曲、变形、走样。
曾国藩的陟罚臧否，“湘系”和曾国藩个人的感受，是有着微妙的差异的。曾国藩去两江，郭嵩焘进军机，一减一加，“湘系”对被“削藩”的敏感度，远不如曾国藩对自个儿陟黜荣辱的敏感度。这一减一加之间，这位“湘系”领袖，于庞大的“湘系”，会生出莫名的孤寂感，甚至，可能会隐有被自己人抛弃、取代的不安和落寞。
曾国藩曲曲折折，剖陈心迹，赵景贤坦然应对，十分之“光棍”、漂亮。
首先，他不藏不掖，直接捅破了窗户纸，示人以诚。
接着，他转述的关卓凡办理洋务路数之“升级换代”，非常有说服力。以曾国藩之能，自然能够判断“关式新洋务”之价值；也自能判断，在这个大背景下，关卓凡调他出任直督，确有携手并肩、共谋大事的必要和诚意。
“倚俾甚深”，不算虚言。
当然，这并非说，曾国藩不再怀疑，他去两江就直隶的安排，朝廷没有任何猜忌和裁抑的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意思”，远不是他原先猜想的那么严重，一大半的心放了下来，他可以接受这个安排了。
赵景贤漂亮，曾国藩也漂亮，因此才有“小人之心”的自责——这是“把话说开”的意思，用意和赵景贤的“捅破窗户纸”是一样的：示人以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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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到上海，江苏上下，迎接曾国藩的规格，完全比照关卓凡。到码头迎接曾中堂的，包括：江苏、上海所有四品以上的官员，身上有功名的本地士绅的代表，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各国驻上海的领事。
除此之外，曾国藩坐船到埠之时，黄浦江上各国军舰，依次鸣放礼炮致意——关贝勒还是关贝子的时候，“观风巡阅”上海，都没有这个待遇！
曾国藩并非国家元首，各国军舰并没有鸣放礼炮致敬的义务，这自然是赵景贤等人，事先在洋人那里，做了足够的“疏通”的关系。
当然，以曾国藩之勋名威望，为他鸣炮致意，各国军舰也不算“掉价”。
这个场面，如果换了好面子的左宗棠，一定“掀髯大乐”。但曾国藩却深感不安，对赵景贤说道：“竹生，场面太过了，这不合适！”
赵景贤说道：“以中堂之勋望，这点儿场面，恰如其分，何过之有？”
顿了一顿，放低了声音，说道：“回中堂一句实在话：现今这个时候，要说‘避忌’，关贝勒才要有所‘避忌’。中堂这儿，尽管放宽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全然不必‘避忌’什么的！”
这是极有意味的一句话！
曾国藩转着念头，默喻如下：一，明确表示，“上头”——当然包括关贝勒——对你没有猜忌，你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二，“关某人才要避忌”——在你面前说这种“私房话”，表示：我们拿你当自己人对待，毫不见外。
赵景贤陪曾国藩进了公馆，刚刚坐定，一盏茶还没喝完，巡抚衙门的戈什哈来报：“菲尔普斯医生到了。”
曾国藩微微一怔：“是位洋医生？什么事儿呢？”
赵景贤笑道：“菲尔普斯医生是专看眼科的，中堂案牍操劳，目力微恙，请他来给中堂看一看眼睛，再配两副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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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该不该避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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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素有眼疾，视力不佳。他读书治学，案牍劳形，本就用眼过度，偏偏唯一的嗜好——围棋，亦是要攒眉凝目，大费眼力的。近年来，情形愈发不好，右眼尤甚，“看字常如隔雾”。有时发作起来，眼痛头胀，到了难以视物的程度，奏折、廷寄、塘报，都得幕僚念给他听。
多年来四处寻医问药，离奇古怪的方子试了无数，始终一无效用。
不过，这洋医生，却是第一次看。
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但他的生活起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洋派”，不吃洋餐，不喝洋酒，生了病，不会去看洋医生。
这一点，和恭王、宝洌У热耍蟛幌嗤�
和关卓凡比，就更加天差地别了。
这一来，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惯性”使然，二来，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我推行洋务，完全是为了国家，其中，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我若受了洋风熏染，则无私亦有私，推行洋务，就理不直、气不壮了。
这个情形，有点像民国肇始，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又如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强调性欲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实际生活中，弗氏却循规蹈矩，私德极谨极慎，生怕予人话柄。
话头又稍稍扯远了一点，回到曾国藩的眼疾上来——主人家盛意可感，曾中堂并没有对赵巡抚请洋医生给他看眼病表示异议。
菲尔普斯是位英国医生，很客气地说，能够给曾侯爵看病，他深感荣幸。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之后，英国人的眉头却皱了起来，说道：“眼压过高，眼内发炎，右眼已经有了早期的青光眼的征兆，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眼压”、“青光眼”神马的，这个时候，是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的，通译只好翻译成“眼瞳负担过甚”“眼疾甚重”，等等。
“我很奇怪，曾侯爵的眼病，很大程度，是由于用眼过度所致，而曾侯爵的近视、老花都很严重——为什么不早一点佩戴眼镜？哪怕早个三四年佩戴合适的眼镜，都不会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
洋医生的口气中颇有责怪的意思，曾侯爵和赵巡抚都颇为尴尬，赵景贤轻轻咳了一声，说道：“前几年中堂戎马倥偬，循国忘身，这一两年不带兵打仗了，才抽得出时间，治疗自己的宿疾。”
“徇国忘身”，翻译成英语，又不大容易了。不过，菲尔普斯总算弄明白了，他点了点头，说道：“我对曾侯爵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不过，保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请今后一定留意。”
这几句话，翻译过来，大入曾国藩之耳，立时对这个洋医生刮目相看，他拈须微笑，说道：“先生责备的是，曾某受教。”
当下开了方子，包括眼药膏、眼药水，还有两副眼镜的曲率、眼间距什么的——曾国藩得配两副眼镜，一副近视镜，一副老花镜。
曾国藩虽然没有配过眼镜，但也晓得这种镜子要慢慢儿打磨，非一日之功可成的。可自己在上海只能待一个晚上，明儿一早就要坐汽船北上，这眼镜，难道是做好了再派人送到直隶去么？
不过，想着赵景贤等自有安排，也不必多问。
晚上的一切酬酢，曾国藩坚辞不受，赵景贤也不勉强。另外，曾国藩反复叮嘱，明天早上送行，千万千万，别再弄得跟今天接船那般场面了。
赵景贤亦不以为甚，反正该做的场面都已经做过了，不在乎少这一场半场。
第二天一早，赵景贤率在上海的江苏文武官员到码头给曾中堂送行，本地士绅和外国友人，就如曾中堂所愿，不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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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到达北京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京城虽然不比江南，但新芽剥吐，大地上已有了最初的春意。
先到宫门递了请安折子，再到贤良寺。进了贤良寺，坐定，透过一口长气，第一件事，是叫人打一盆热水来，浸泡已经肿胀起来的双脚。
堪堪缓过劲儿来，水温也凉了下来，正想喊人，赵烈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爵相，关贝勒来拜！人已经进了贤良寺了！”
曾国藩大吃一惊。
关卓凡是上官，自己是下属，只有下属去拜上官的，哪有上官来拜下属的？
这也罢了，更紧要的是，有清一朝，对亲贵和大臣之间的交往，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原则上，亲王、郡王，都不能和大臣私下往来。除了红白寿喜一类特殊日子，即如曾国藩这般勋望至高的重臣，不奉旨，亲王、郡王也不宜“过府探望”。
关卓凡是郡王衔的贝勒，和王爵已相差无几，加上他执掌中枢，比之普通亲王，分量其实更重，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
饶是曾国藩不晓得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一时之间，也惶惑无计。
人家已经进门了，不见是不可能的，曾国藩突然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