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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艺州口的长州军真的是度日如年。
长州藩的决策层也知道，对中国大军来说，在军事层面，这区区千把人已不足道。但轩军进入山口城后的动作迷惑了长州人，包括高杉晋作在内，都以为是存在着妥协的可能的，只是讨价还价的问题。而艺州口一撤，幕府的军队必趁虚而入，那就没办法和中国人讨价还价了。
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只好按照藩厅的命令，硬着头皮，呆在原地不动，天天过着如芒在背的日子。
好啦，这种日子终于到了头了。
轩军以第四师第十七团、第十八团执行艺州口战役，战役指挥为第四师副师长刘玉林。
刘玉林和原属第五师的十七团、十八团，都是没有到过美国的，在轩军的体系中，自然而然，成为“乙等部队”。本来就在兄弟部队面前矮一头，现在爵帅把这个轻巧活交给俺们——如果办得不够利落、漂亮，回国之后，那是再也不用抬头做人了。
如果一不小心没办下来，那就连国也不用回了。
长州藩艺州口部队发现中国人大举来攻，立即向中国山地方向急退。但他们晚了一步，担负正面攻击任务的是十七团，而十八团则已提前迂回到长州人的退路上。
当长州人看到大量穿着蓝色军装的中国士兵出现在去路上，这支已经被绝望和恐惧折磨了多日的部队迅速崩溃了，绝大多数人举手做了轩军的俘虏。从始至终，并未发生过于激烈的战斗，刘玉林的这个差使，办得意料之外的顺当。
井上馨切腹自尽，可是没有找到伊藤博文。
不仅如此，点算人数，俘虏的加战死的，这支部队只有不到八百人。在十七团、十八团的夹击下，能够逃逸的应该很少，就是说，大概少了两百人左右。
审问俘虏，原来伊藤博文数日前便奉藩命，率一小部精锐，离开了驻地，去了萩城。
这个情况，山口的轩军事先并没有发现。
战果报到山口城，关卓凡心想：高杉晋作还是做了两手准备啊。不过，对于“最后的结局”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早一点晚一点而已。
关卓凡下令，第三师配属炮兵团，越过中国山地，进军萩城。
同时，派人给马关送去密令，接受者包括中美联合舰队司令官杜立德、轩军海军提督丁汝昌、中国海军总教习乔百伦、“杜里奥号”管带小爱德华。
第三师进军萩城的策略，和艺州口战役“一战灭此朝食”的策略完全不同，一路上大张旗鼓，并保持着一个“合适”的速度。
轩军到达萩城的时候，小城显得异常安静，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海腥味，蝉鸣鼓噪。
没有任何人过来和轩军打任何交道，或者像马关和山口那样，以不同的形式“迎接”这批中国人。
轩军搜索前进，很快便控制了整个小城，并确定：长州藩汇集在此的残余力量，意料中地统统“蹈海”去了。
藩厅空空荡荡，该搬走的都搬走了，剩下来的基本上算是井井有条，并不杂乱，显示撤退是早有计划、时间充裕、从从容容的。
庆长九年，即1604年，为表示恭顺韬晦之意，毛利辉元在偏僻的日本海沿岸手建萩城，接着将长州藩藩治从山口迁到了萩城。两百多年下来，算上藩治的行政、军事人员在内，萩城的全部人口亦不过二、三万之数。文久三年，即1863年，长州藩腰杆既硬，偷偷地将藩治从萩城迁回山口，萩城为之一空。现在，长州藩举藩“蹈海”，萩城再次“空城”了。
没有花太大的力气，就从海边的居民那里，搞清楚了长州藩撤退的大致情形：四艘船，包括长州藩自己的“丙寅号”、“癸亥号”、“落英号”——前两艘是蒸汽船，后一艘是西式帆船；还有一艘，应该是龟山商社的“庚申号”，蒸汽船。
“落英号”原本就在萩城，“庚申号”则一直弄不清楚下落，但“丙寅号”和“癸亥号”两船，情报显示一直在濑户内海沿岸活动。从濑户内海航行到日本海沿岸的萩城，又不能走被中美联合舰队控制得严严实实的马关海峡，这个圈子兜得可够大的。
船队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但不用说，当然是“北上”了。
第三师第十一团留驻萩城，余部班师山口城。这趟活计，一枪未放，纯属“武装大游行”了。
关卓凡接到伊克桑的相关报告后，留下第四师第十三团驻守山口城，自己率第十六团和近卫团回到了马关。
马关的留守部队，除了联合舰队之外，陆上的，是第四师第十五团和海军陆战队。
这是两支非常郁闷的部队。
*（未完待续。）
第四十七章 祸兮福兮（）
马威达训练和率领的海军陆战队，本来是打算在登陆马关的时候大显身手的。但长州人不战而退，计划中的登陆作战变成了“登陆演习”。之后，主力部队深入长州内陆，战斗一直是陆军同事们的事，海军陆战队呆在马关，整天无所事事，还不如同病相怜的十五团有一个“维持治安”的差使呢。
不过，十五团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幸运的。“维持治安”能和野战相提并论吗？兄弟部队都在攻城略地，大刷功勋值，自己却被留在后方干着衙役们的活——这份郁闷，谁干过谁知道啊。
再者说了，说是“维持治安”，其实自“长州灭商事件”之后，整个马关水静河飞，十五团几乎一枪没放过。地方如此安静，真的需要一个满编野战团来“维持治安”吗？
这个情况，也多少出乎关卓凡的意外。来到日本之前，曾将日本的“民气”想象得多么彪悍。实际上，他很快便发现，如果没有武士阶层的组织和参与，只要占领军维持住基本良好的纪律，日本的普通老百姓，根本不会自发地起来抵抗。
这个情况，和中国大不相同。
中国的基层政权，掌握在乡绅和宗族手里。外敌入侵，政府军撤退或溃败之后，这些人就是抵抗行动的组织者和核心力量；而日本基本不存在这个阶层。
日本本来就小，这么小的国家，又分成了几百个藩国。这些名义上的“诸侯”，体量小的，和中国的“基层政权”，也没啥实质区别。因此，日本既不需要、也没有空间留给类似中国的乡绅和宗族这样的阶层。
长州藩的决策层，始终抱有和中国人媾和的幻想；而关卓凡直到进军萩城的时候，还在刻意显示不会对长州藩“赶尽杀绝”的意思。所以，长州藩的武士们，也就始终没有下定动员“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抗战”的决心。
轩军除了和长州藩军作战之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袭扰——原因就在这儿。
关贝子也就因此没有陷入他最头疼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关卓凡回到马关，十五团和海军陆战队的牢骚，通过“合适”的渠道，委婉地向爵帅表达了出来。关卓凡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是吗？好吧，过几天，我就派他们去办一件体面差使。”
咦，体面差使？
*
*
高杉晋作站在“丙寅号”的船头，海风拂面，衣袂飘飘，总督大人一副“羽扇纶巾”的派头。
虽然在逃亡之中，但是高杉晋作依然意气风发。
局面至此，高杉晋作并不悲观，反而认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二次长州征伐之前，长州藩已经算是和幕府翻了脸。那个时候，高杉晋作有一个计划：如果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失败，而幕府又要斩尽杀绝，无法妥协，就奉藩主一家，北渡朝鲜海峡，避难朝鲜。
这个“避难朝鲜”，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其实质内容，须看当时情况而定。如果兵力损失殆尽，那就真是“避难”，暂不做他想；如果手上还有相当实力，就变“避难”为“征韩”，占领釜山及周围地区，打出一片新天地。接着，徐图扩张。时机合适的时候，攻回日本，光复长州。
这个计划，原本确实是可行的的。李朝的军力有多垃圾，高杉晋作一清二楚。韩人懦弱颟顸，岂能挡得住长州志士之一击？但是，中国人介入之后，“避难朝鲜”便行不通了。朝鲜为中国属国，如果长州藩已是强弩之末，李朝不可能不奉大清敕令，予以驱逐；如果长州藩尚存“征韩”之力，中国人亦不可能不追杀到朝鲜，而由得长州藩在自己的属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
朝鲜去不成了，那么能去哪里呢？
当初在马关的时候，高杉晋作以“谷潜藏”的化名，登上“翁贝托国王号”，和关卓凡谈判。关卓凡曾提出来“改易毛利氏于虾夷地”——高杉晋作有了灵感：对，就去虾夷地！
高杉晋作认为，中国人对日本的干涉，一定是一个短期的计划。而虾夷地极北苦寒之地，路途遥远，和日本本州，还隔着一个津轻海峡——如果用兵于虾夷地，后勤运输、兵力部署都要重新规划，和原计划相比，所费不知要多出多少？
这个“所费”，既包括经济成本，也包括时间成本。高杉晋作知道，这位关贝子，在国内经过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刚刚上位，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做，他怎么可能长期滞留海外，疲兵于荒蛮之地？耽误国内的事情不说，还有，他就不怕后院起火？
再说，就算关某人铁了心要“远征虾夷地”，美国人也未必会配合他吧？单是长州征伐，已经能够看出美国人的小心谨慎了——这一点，高杉晋作的判断，和大村益次郎是一样的。
没有强大的海军支持，打什么“北海道”？
虾夷地广阔天地，幕府和中国人鞭长莫及，一年半载之后，中国人撤出日本了，俺们返回长州，振臂一呼，周、长二国不还是毛利氏的？
还有，既赖在京都的志士、公卿之谋略机变，也是天作机缘——天皇陛下为我掌握了！
“禁门之变”杀得血葫芦似的，几乎招来灭藩之灾，不就是为了争夺天皇吗？数年来苦苦求之而不得的重宝，一场大火之后，就落在掌心了！
真是高天原之恩泽普降于长州啊。
有了天皇，就有了大义名分，今后，长州藩就是“官军”，幕府就是乱臣贼子，“再造乾坤”，取幕府而代之，指日可待了！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之谓也。
高杉晋作的计划，是船队沿日本海沿岸，北上至越前藩的若狭湾，在敦贺港接上天皇陛下一行，接着继续北上，直抵虾夷地。
越前藩主松平庆永是个有眼色的，一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断不会从中做梗添乱的。
数日之后，船队到达丹后半岛。驶过经岬之后，即进入若狭湾。这里海水清澈，海岸线曲折多变，风景如画。船上的人却没有心思欣赏美景，高杉晋作传令各船，个个打醒精神，炮手进入战位。
船队在敦贺港对开海面停下，并不入港，而是就地落锚，然后派人乘小艇入港登岸联络。
两个时辰之后，信使回来了，说是已经见到了桂小五郎大人。桂小五郎大人说，越前藩暗示，敦贺港已经有了幕府的密探，长州藩船队目标太大，最好不要入港，天皇陛下也不能在敦贺出海上船。现在，天皇陛下已经转移到了敦贺以西的小滨，船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