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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时也刺激了消费，促进了经济发展，各方面良性循坏，更加提高了夏云桐在民众中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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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淡水厅目前的财政状况承受不起，修建计划只好搁置，只能做一些地下管道之类的市政规划。
半个月后，花房义质终于带来了最终的方案，他坦言这是东京方面所能接受的极限：
第一，日本政府出资30万日元，岩崎的第一国立银行私人借贷10万日元，总共40万日元，约合白银24万两，但年利息却是惊人的一分五厘！
夏云桐觉得这个数额勉强可以接受，以日本人的抠门，再想榨取一些也不现实了。至于高额的利息，别说一分五厘，就是利滚利，驴打滚，他也不放在心上，反正明年一开战就统统赖账；
第二，虽然取消了“专款专用”，但日本人却另有打算，规定夏云桐今后若采取重大行动，需要事先知会日方，获得日方谅解，避免损害日本的利益，这就是“事前报备”条款；
第三，在抵押品方面，不但保留了茶叶和煤炭，另外又增加了稻米出口的税收；
夏云桐在心中冷笑，日本人分明是想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控制住自己，把自己变成下属或傀儡。不过也没关系，大家各打各的算盘，到时候自己该干嘛干嘛，反正一翻脸，“报备”也罢，“抵押”也罢，统统是扯淡；
另外还有许多条款，最后还加了一条：归还之前凤凰岗上缴获的火炮。
夏云桐知道对方小肚鸡肠，反正自己要搞装备制式化，这些杂牌的火炮也就懒得计较了。
双方刚一谈妥，花房义质就问何时起兵造反，夏云桐回答等时机成熟，就会大干一场。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10月25日，华夏银行上海支行正式开业，负责人郑观应在礼查饭店大摆筵席，包下了最豪华的“孔雀厅“，邀请了当地许多达官贵人。
礼查饭店始建于1846年，位于外白渡桥东侧，是上海第一家西式饭店。
酒过三巡，郑观应正式宣布，华夏银行的大额理财项目“金元宝“隆重发行，第一个产品名为”月月盈”：只要在华夏银行存入5000两白银，一个月后就能有8％的收益。
宴后，华夏银行还向各个官员府邸派送广告，广告词非常诱人“月月盈，以钱生钱；保本息，稳赚不赔！”
一时间上层社会议论纷纷，放贷吃息古来有之，但像华夏银行这样包装设计起来，作为一个商品大肆推销，确实是闻所未闻！
但事与愿违，虽然宣传的声势很大，反响也很强烈，但毕竟新鲜玩意儿，大家心怀疑虑，几天下来问得多，买的却没几个。
与此同时，华夏银行也在京津地区开始发行“金元宝”理财，最低额度同样是5000两白银，客户群显然是锁定了贪官污吏、达官贵人，不过相对低调，毕竟天子脚下，不宜大肆宣扬。
但销售成绩却远远好于上海，短短几天工夫，就有数十人购买了“月月盈”，这主要是依靠盛宣怀牵线搭桥。
看这架势，华夏银行的老板是李鸿章的准女婿，而且李鸿章的干儿子亲自揽客，背景够强，后台够硬，这给了大家一个强烈的印象：
华夏银行的产品一定信用可靠，有国家机器担保，等于是国有企业，出不了事。
11月5日，7000支施耐德步枪和60门格鲁森轻炮，从大陆运抵沪尾港，夏云桐派袁世凯前往接收，情况还不错，都是还未启用的新枪，崭新的油封。
这些武器迅速分发给第一、第二和第三团，同时要求每个士兵在收到枪支后，都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要像珍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珍惜武器。
11月15日，第一批德国专家抵达沪尾港，其中一些德**官，他们迅速被分派到陆军学院和各个部队，担任军事教官。
德国教官的加入，使本已如火如荼的军事训练，显得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率。
第三十九章 争议（）
义勇军使用的步兵操典本来就是德国式的，这也有利于教官们展开工作。
以前不管湘军还是淮军，对敌作战时只是站成几排，就像打靶练习一样，大炮都夹杂在士兵空隙当中，等着军官一挥旗帜，枪炮一同开火，战术呆板落后。
而格斗训练都像是做广播体操，大家拿着刀枪，听着口令，做着同样的动作，看着整齐划一，其实都是花架子。
这样训练出来的部队，根本不符合真正的战争需要，手里的武器再先进，也只是一根根烧火棍。
夏云桐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事经验可以照搬，但在最初可以模仿先进国家，有了基础，再经过实战的磨练，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到那个时候，德国教官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义勇军现在的训练内容，主要强调散兵战术和步炮协同。
开枪时机、射击方式统统受到严格的规定，在确认敌人进入射程前，在精确瞄准前，射击都将被严格禁止。
部队进攻时，或者使用突然袭击，或者先进行炮火准备，然后吹起冲锋号，步兵要以散兵线方式进行突击，士兵之间拉开五六步的间隔，以跃进方式运动，在运动中始终以火力压制对方。
防御时，部队依靠掩体，建立防御纵深，注重火力配置，并保留预备队。同时防御也要步炮协同，尽量用炮火阻击对方，再用排枪击退。
炮兵要尽量集中使用火力，设立特定的观察哨，时刻校正火炮的攻击坐标。
骑兵主要是用于侦察，侧翼偷袭或者骚扰，在台湾这种山峦平地交错的复杂地形，尽量避免用骑兵正面强攻。
改变传统的白昼进攻，晚上休息的方式，强调白天防守，晚上强攻。
从大北电信购买了一批电报机，每个连要配备一部电报机，用电报结合通信兵运动通信。
后勤支援设立补给站，负责部队的物资补给、辎重调运外，同时承担部队的营地建设、战斗人员的维持增补，伤病员和各种物类的收容、诊疗，以及战场清理、遗弃军需品收集、战地调查、战地民生等繁杂事项
……
这段时间，夏云桐与父亲夏献纶之间的争论，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也渐渐多了起来。
两人都强调爱国，但对夏献纶来说，这个国就是大清王朝。
而对夏云桐而言，国家却是以义勇军为核心的汉民集团，这个理念贯彻始终，在政治宣传上搞个人崇拜，不断抬高夏云桐个人，而不是强调“皇恩浩荡”。
士兵入伍前要宣誓忠于“元首”，而不是忠君，在群众中更是强调，汉人要保卫汉人的土地，这种理念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格格不入。
这些都让夏献纶感到痛苦。
淡水厅的汉移民是以农民与手工业者为主体，本来就是受压迫和剥削的群体，更关注自己的生存处境，在他们心中，清王朝只带来了恐惧和痛苦。
当团结起来获得力量时，恐惧消退剩下的就只有厌憎了，更容易接受夏云桐所灌输的思想。
有个最明显的标志，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军队里，已经有一些激进分子偷偷剪去自己的辫子，而夏云桐却命令听之任之。
但像夏献纶这样的知识分子，精神上多少有些包袱，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没有皇帝，只讲元首的环境，连竹堑城的道台衙门，都专门增设元首办公室，政令军令皆出自其中，他对未来的发展颇为担忧。
按照“黑幕”计划，那两个主力团的情况，连夏献纶也蒙在鼓里。但即便如此，三个普通团的训练如火如荼，却是摆在眼前。
五千全副武装的精兵，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压得台南的周懋琦大气不敢喘，这段时间躲在府城里都不敢出来，所谓“手握利刃，杀心自起”，将来会不会干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但夏云桐态度坚决，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只能不断强大自身实力，否则求一富家翁而不可得。
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依靠父亲庇佑的小少爷，而是手握军权的“元首”，义勇军是他一手创建，军官都是其提拔的，士兵们都历经洗脑宣传，加上分田分地，对他崇拜之极，说白了这是他的私人军队。
今非昔比，夏献纶最后也只能长叹一声，随他去吧，索性将政务全数交给夏云桐，自己要了个文化司长的职位，去做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权力完成了转移，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现在名正言顺，最终确定了领导核心。
当然政府和军队内部，总是还有人会抵触、会反对，这些人都被袁世凯的军法处以各种理由解决了。
11月29日，德**火终于秘密抵达沪尾港，这是“黑幕”计划的一个关键环节，所有武器都被伪装成日用百货，其运输、储存都是最重要的机密，从入港到配备到第三、第四团，军法处都进行了最严格的封锁，只有夏云桐一个人了解整个过程。
只是那两门超级克虏伯重炮，还得过段时间才能运到。
从柯尔特公司订购的二十五挺加特林1872式机枪也已先期到达，两个主力团各获得十挺机枪，每个连一挺，剩余五挺则配给了夏云桐的加强警卫营。
夏云桐考虑到自己暂时没有海军，未来的战争会在一段时间遭受日本的海上封锁，觉得有必要储备足够的弹药，而且演习也会有大量的弹药消耗，因此于12月2日与克劳奇签了一个补充条款，再花费十万马克，采购大批的枪炮弹药，保证足够的弹药基数。
基于同样的理由，他还联系了李鸿章。
这时，花房义质又上门了。
随着协议的签署、贷款的支付，花房义质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谦恭态度，言辞间逐渐露出本来面目，到竹堑城的元首府就像串门，隔三差五的想来就来。
这个日本外务省的小小使者，现在一定有了点太上皇的感觉，有一点人生高光时刻的成就感了。
第四十章 备战（）
这段时间花房义质不断提出过分的要求，几天前要求批准第一国立银行在竹堑城开设分行；
隔两天又要求允许三菱商行承办台北近海航运；
今天又提出为日本专家队在基隆勘探地质提供便利等等
夏云桐心中冷笑：这真的是把我当成傀儡了吧，也许是试探我是否真的对日本有诚意，渗透银行和航运是想控制经济，勘探基隆更可能是为未来侵略做准备。
也罢，就给你们一些甜头，时机一到，加倍捞回来就是。
因此夏云桐几乎是有求必应，花房义质对他的态度很满意，还对他的宣传工作表示赞赏和理解。
在日本人看来，宣传汉人利益正是在做造反的准备工作，这符合他们对夏云桐的期待。
当然夏云桐也不能白受敲诈，他也不断向花房提出要求，比如造反起兵，需要大批的粮食和药物，希望日本方面能够援助一些，多多益善。
两人每一次见面的时候，这种相互索取的场面都会出现，双方都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