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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卿江藤新平、参议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群起而攻之：“不要血口喷人，士族之乱已迫在眉睫，你们愿意让谁血流成河，本国还是他国？”
工部卿伊藤博文、大藏卿大隈重信、参议大木乔任等人也是不甘示弱，指责激进派：“尔等要以内战来裹胁国家大事吗？是要当叛逆吗？”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年仅二十一岁的明治天皇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外务卿副岛种臣站了起来，“我有个主意，可以解决帝国目前的困境”，说着举起手中的一份报告。
众人一时安静了下来。
副岛种臣也是激进派人物，尤其在几次访问中国后，鄙视满清官员颟顸无能，更加坚定了开战的信念。
此时他掏出了这一份报告，让在场诸人依次传阅，内容主要是李仙得的备忘录，以及花房义质从台湾传回来的报告。
前者倒还罢了，后者绝对是重磅新闻，让在场的内治派为之一震，激进派则是一振。
西乡隆盛眼看征韩的理想不能实现，已经有了辞官回乡的念头，但现在新出现的状况却让他了新希望：
如果攻打朝鲜半岛兹事体大，是关乎国运的大冒险，攻打台湾则完全不一样了。
首先“师出有名”，还能讲出一番歪理，清政府处置失当，正好有隙可乘；
其次国际默许，列强态度暧昧，尤其是美国甚至在背后怂恿；
再次，台湾只是一个孤岛，即便发生战争，规模也不会很大，帝国有限的国力可以承受；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台湾北部的地方军阀夏云桐，正要求日本支持他造反。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利益，日本完全可以在背后扶植夏云桐独立，使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为以后吞并台湾做好铺垫。
同时日本陆军可以借由牡丹社事件，在台南登陆，同时海军在台湾海峡进行牵制，这样既能侧应夏云桐的叛乱，同时也可通过出兵，显示日本对琉球的所有权。
这时，即便是木户孝允、岩仓具视这样的内治派，在对外侵略问题上，与激进派事实上并没有本质分歧，区别只是在时机上，现在种种好处摆在眼前，如果还是犹豫不决，似乎就显得保守怯懦了。
会场上的内治派一片沉默，激进派则是精神振奋，西乡隆盛大喊：“此千载良机在前，谁再若阻拦，谁就是皇国的罪人！”
连大久保利通也陷入了动摇……
8月10日凌晨，在做好诸项准备后，夏云桐悄悄坐船前往天津。
他站在甲板上，左边是梁坤，右边站着一人，英气勃勃，眉目间却有些许妩媚。
此人名叫张李成，半个月前还在戏班里浓妆艳抹地唱戏，莫名其妙被夏云桐请到义勇军担任军官。
人生际遇之奇莫过于此，心理阴暗的或会猜想：一个戏子突然成了夏云桐的信用军官，或许夏少爷有什么龙阳之癖，张李成自己是感激涕零之余，也是满心疑惑。
只有夏云桐知道，历史上的张李成虽然生就女相，却是一个热血男儿，中法战争时自己组织民兵抗战，忠勇赤诚，足可重用。
他还随身带了那座颜家的送子观音像，历史上的李鸿章有贪鄙爱财的一面，在与俄国交涉时，甚至还收受俄国人的贿赂，提款字据斑斑可考，不容抵赖，这座观音玉像价值不菲，一定能投其所好。
临行前父亲嘱咐，母亲殷殷叮咛，亲信们祝福，小四更是泪眼婆娑，穿越者是孤独的，对于情感的需求格外强烈，夏云桐难免感动，他突然明白自己已成为众人的精神支柱，人啊，从来不是只为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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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盛宣怀（）
经过几天的航行，轮船抵达了天津大沽口，这里是京畿门户，向来布防森严，从明朝起就建有炮台，有所谓“南虎门北大沽”之称。
夏云桐等人经过禀报允准，才能弃舟登岸，费了半天才来到天津三岔口的直隶总督衙门。
这总督衙门原本是在保定，但随着洋人事务愈加繁多，都需要在天津办理，索性便在天津又建了一座衙门，所谓“一督二府”。
夏云桐递了片子，就在城里找了住处等着，但过了三天，片子如石沉大海，天天去总督衙门问，得到的回信都是“李大人忙，且候着”。
现在想见李鸿章一面确实不容易，这位总督的职权很大程度上类似总理，内政外交一把抓，权倾朝野，多少人想成为他的幕客，都快挤破了头。
想起前世的一个故事，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其实开始不想革命，花了大钱走门路、托关系，特意向李鸿章献上计划书，希望能得贵人垂青，弄个小官做做。
李鸿章却以军务繁忙为由，将其一口回绝，弄得孙中山心灰意冷，尤其在亲朋好友前下不了台，上书后几个月，便开始组织革命党，态度转折如此剧烈，可见也是气得够呛：你们既然不给我官做，索性我自己去抢！
夏云桐觉得傻等不是办法，不过也不意外，他事先也做过谋划，自有一条“曲线救国”的路子。
天津港是清末中国的贸易枢纽，南方以上海为重，北方则首推天津港，只有在海河寒冬封冻时，天津港才会有些许安静。
此时正是漕粮进京之时，港口忙得不可开交，船进船出，人声鼎沸。
而港口对岸同样热闹，这里名叫紫竹林，到处是洋行、洋房、洋人，尖的、圆的、斜的楼顶上插着花样繁多的洋旗子，正是英法等列强在天津划出的租界，名气不亚于上海外滩。
海河边的英法租界交界处，有一座二层小楼，挂着“天津轮船招商局”的牌子，二楼办公室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封信，时不时还拍案叫绝。
此人名叫盛宣怀，乃是招商局会办，而信的题目叫《论官商合办之流弊》，署名正是夏云桐。
盛宣怀虽然只是个会办，相当于公司副经理，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李鸿章派来的全权代表。
轮船招商局是一家官商合办的企业，由实业家朱其昂担任总办，但开业半年多了，亏损严重，朱其昂不得不引咎辞职，现在正酝酿着由上海买办唐廷枢、徐润来接手经营。
但就在此时，盛宣怀却收到一份书信，这封信说得他心动神摇，文中论点正好道出其心中所虑，坐在那细细回味，可以说偏僻入里。
第二天，夏云桐就收到了盛宣怀的邀请：务必来招商局一叙。
他暗想：鱼儿上钩了。
鱼饵自然就是那篇《论官商合办之流弊》。
此人在前世历史中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贪官，办洋务是为了掌控权力，要对自己有好处，所谓“非私不谈公”。
因此夏云桐投其所好，在文章中大谈商人对权力集团的威胁，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的分级，向来把商人列为潜在的敌人。
原因很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掌握了财富之后，必然要求影响政治，以求得对自身财富的安全感，这无疑会威胁到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因此朝廷必须对商人保持高度警惕。
指出问题后，夏云桐还提出解决办法，就是改“官商合办”为“官督商办”，最后直接收归官府，把猪养肥了再杀。
夏云桐的意见书，就是前世盛宣怀一生的写照：办企业亏损了，就把责任推给商人，自己稳赚不赔，徐润称其为“有强权而无公理”；
看看民间资本修建的铁路很赚钱，又想搞铁路国有化，明目张胆地抢劫，激起了四川“保路运动”，骨牌连串倒下，最终导致了辛亥革命。
可以说盛宣怀是清朝灭亡最直接的罪人。
夏云桐前世看过一部伟大的科幻，提到一个观念，学生考试语文，需要先看一遍最后的作文题，再从头开始答题，大脑会在下意识中进行思考，等到最好写作文时，往往已经有了成熟的考虑。
因此世界上其实并无“灵感”，事实上之前一直在思考，只是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等到时机成熟，思考出成果，我们却以为只是偶然得到。
同样的道理，盛宣怀一生作为都是一脉相承，他的心中其实早有相应的理念，现在被夏云桐一针见血点出，顿时大起“知音”之感。
盛宣怀其实长得挺清秀，薄唇尖下巴，文弱而又阴骛。
一身天青蓝缎子大褂，胸襟处挂着一口洋怀表，见微知著，表面时尚，内心保守，看上去中西合璧，其实不伦不类，就像穿着西装革履，却戴着一顶瓜皮小帽。
之所以刻意接近此人，是因为盛宣怀是李鸿章的干儿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有件事此时还不为人知，就是他贪污的银子都会孝敬干爹一份。
盛宣怀几乎就是李鸿章的白手套，很多贪污腐。败李鸿章自己搞起来不方便，就假借其手而行之。
所以打通此人关系，正是靠近李鸿章的捷径。
夏云桐大谈如何统治百姓，与盛宣怀说得极为投机。
他解释为什么历代封建王朝，最后都难以避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增加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速。
土地产出的增加是算术级别，但人口却是以几何数倍增，当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出了土地也能承受的极限，自然会发生大规模的混乱，就像天花板被挤翻开了，房间也要垮塌了。
等到战乱导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与土地产出慢慢达成新的平衡，大部分人有饭吃了，这时候国家自然逐渐安定下来，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所以说王朝更迭并不是因为什么君王昏庸、大臣无能、天灾**等等，归根结底还是人口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要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搞控制人口。
盛宣怀佩服之余，也起了招揽之心，第二天就为夏云桐引荐了一位儒雅老者，候补道台周馥。
夏云桐听说过此人，这是李鸿章的首席文胆，文书奏折都出自其手。
两人一番晤谈，周馥也满心折服，夏云桐暗笑前世的历史政治书没有白背，马后炮都成了神机妙算，拿出来忽悠这些官僚绰绰有余。
第三十三章 结亲家（）
遥远的东京，在经过了近半个月的激烈争论后，日本政府终于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帝国要在台湾动手了。
8月21日，正式颁布了《帝国陆军条例》和《海军专案》，对日本陆海军进行紧急的整编，而民间的舆论也早已沸沸扬扬，迫不及待了。
著名知识分子福泽喻吉在《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出“失之于西洋，取之于东洋”，主张即刻对台湾动武；
地方各县知事纷纷上书，主张出兵膺惩，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富商踊跃捐款，支持“皇国海外雄飞”，郁郁不得志的广大武士阶层，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
8月23日，在干儿子和幕僚的大力推荐下，李鸿章终于召见了夏云桐。
初见李鸿章，夏云桐十分吃惊，在前世的印象里，大名鼎鼎的中堂大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