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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堪慨叹的是，“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朱元璋的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在朱元璋身后，海禁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松动，但始终未予废除。
没人知道一直对百姓好的朱元璋为什么单独对他们不好。有人说是朱元璋缺军费，可当年的海商们宁愿给陈友谅钱，也不给他。
后来老朱打败了陈友谅，以为他们会给钱了。没想到他们却驾船跑海里去了。朱元璋那个气啊！大力发展水军，把人从水上硬抓过来……
当然，这说法有几分编排老朱的意思，私下说说还行。当皇帝儿子的面说，侯保可没这么二。
侯保继续道：“这些人读过书，识字，还会算术，也有别的一技之长，对那些藩国来说是难得的人才，就给他们招募过去做大臣，或者做老师，培养学生，过得比在国内还要好，而那些真正过不下去日子的失地农民，目不识丁，能活下去就不错了，怎么可能做到大臣的位置？”
朱能满脸不屑的把酒满上，听之后，开口道：“要是真这样说起来，这些人还是些无君无父之辈，身为华夏苗裔，不思报国，居然给这些藩国卖命，要不是念及和周边藩属国的关系，这些人一早就应该被大军擒拿斩杀殆尽了。殿下，我看啊，这林遥祝肯定是做贼心虚，其父或者其祖，肯定是当初祸乱宋朝的海商之一，殿下，他说什么了？是不是要求饶什么的？别理他们！”
朱桂听说了这些往日不曾听过的密辛，也算对这些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华人有了些许的了解。
感情除了那些活不下去的失地农民过来讨生活，还有一大批叛乱投胡的后代在这里活跃着！
原先朱桂觉得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似乎还有情可原，但是在侯保说出了原委之后，朱桂觉得这些人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算是咎由自取，而且历史上的倭乱，是不是也与他们有关？
而从信中所书，他们确实有投效的意思。这对朱桂来说这些人是一笔属于自己的巨大的财富。
虽然他们的投效有几分的忠心都不的说，但自己代表着大明，而这些人畏惧大明，害怕大明会惩处他们，而作为朱桂，执掌大军征伐的朱桂，如果给这些人安上一个破坏抗敌的罪名，无论是大明国内和暹罗国都没有办法阻止朱桂取他们的性命，所以他们才如此畏惧朱桂，借着给暹罗王骗取朝贡脱罪的借口来请求自己的谅解。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畏惧着大明，畏惧着作为大明代表的自己，甚至于有些时候，为了取得大明的谅解而获得一份心安，这些人会做出一些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商人。一群可以卖掉母国的商人，再卖一下居住国有多难，而自己若要在这块土地上立足，则少不了这些亟待脱罪渴望脱罪归乡的人的帮助。
要知道历史上南诏人之所以在这立足，建国，就是他们的帮助。
这些人虽然没有功名，但是在异国他乡参与过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运行，就经验和能力来说，比那些初出茅庐的士子们要强得多，而且大明朝的文人士子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被八股文给荼毒的不像样子了，像诸葛亮庞统荀彧荀攸这些初出茅庐就能做正事的真正的士子，在大明已经微乎其微了。
而他们不在大明，没有大明几十年的八股荼毒。他们还保有宋人的文化传承。至少在宋朝以前，中国的士子在宦海沉浮之前，还是具有一定的初始能力值的，就像是玩游戏的时候，那些角色都有一定的初始能力值和技能，上手就能开始做事情。
特别是大宋的海洋贸易传承，在这个大航海时代更足人才中的人才。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真的受到了精英教育，入仕之后就能开始做事情，实打实的干吏，而不是除了读书之外一问三不知的书呆子之外。这是一帮子航海人才。至少他们不会反对海运，而是积极的向大海索取财富。
比起这个巨大的优点，一点点不忠心，反而不是多么重要的必备技能了。
第272章 扭转历史的打算（）
而且忠心这玩意儿并不是什么天然的品质，是可以培养的，就算是没有忠心，通过体制也可以把人扭曲了，螺丝钉一样的工作。比如中原的科举，一开始科举制造就了国家培养人才的体系，本该是批量生产人才给国家带来昌盛的举措，却因为正好撞上了赵光义的偃武修文国策，使得这本该灿烂的辉煌失色了不少，文化的确昌盛了，但是国家就未必富强了。
本是超过时代的中华智慧的产物本该是推动中华前所未有的成长的推手，却因为赵光义自己的私心而成就了真正的文官体系，真正属于平民时代的科举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歧视武人鄙视武功的烙印，随着科举制的发展而一发不可收拾，将宋以前的中华尚武民风掐灭的一干二净，从此属于中华士子的剑与文章就被分割开来，剑生锈了，而文章愈发锦绣。
呃……好像也不对。没有了仗剑走天涯的士子，闭门造车的士子们在玩弄光了古人的遗产后，似乎也就成了孔乙己，多写几种“回”字了，
这么一看，他们和他们那些仗剑走天涯的前辈们，相差的还真不是一点点。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习俗就是从宋朝开始的，宋朝以前，边塞诗派这样的强悍士子集团都能出现，可想而知当时的士子从军之风是何等的猛烈，那些从军的士子们又是多么的强悍，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情壮志又岂是如今的柔弱士子可以想象的？
那个时候的优秀士子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国，一言不合挥剑便上，血染文士袍，上手就能做事情，提剑就能干仗，是真正的精英，而现在的这些子曰诗云的书呆子们，有的是一呆到底，极少数天赋异秉的在宦海沉浮之后变得奸诈狡猾，事情没做多少，手段一个比一个6，干吏甚少，而官僚甚多。
整个国家文人的灵魂似乎都歪了。
如果朱桂不处于这个时也就罢了，但是他明明在这儿，明明知道明初的海禁，是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挫折。
在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实行过海禁，特别是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据史学家考证，宋代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宋王朝疆域狭小，又兵额庞大，单靠农业税无法维持巨额财政支出，逼得宋朝政府将目光投到商业和海外贸易上，宋高宗就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因此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招徕外国海商的措施。到了元朝，统治者更是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和对外出口（在特定时期也曾禁止私人出海贸易，为时甚短），其市舶管理和征税制度愈加完备，再加上中外海商“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所以元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海外贸易所带来的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成为元王朝的“军国之所资”。因为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舰船制造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陈友谅攻击朱元璋部队占据的南昌城，陈的大船上下三层，高与城齐，每层都有走马棚，整船可载军士三千人，住在上下层的人互相听不见说话，这些真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只因为一个人与某些势力的利益，实行海禁。对内易，对外难，为了安抚和笼络其他国家，于是又有了“朝贡贸易”，即允许其他国家以官方名义带一点商品过来，然后在中国换一点东西回去。来华的人员、时间、所带的商品品种和数量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贸易了，因为其本身全无经济意义，尤其从经济价值上分析，中国完全是“亏本买卖”，别人“朝贡”的东西值不了多少钱，而我们的“赏赐”却格外丰厚，这就是所谓的“厚往薄来”。用朱元璋的话说，那些不知礼仪的小国既然万里迢迢地来进贡，诚心表示倾慕，那么我们在赏赐的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以示朝廷怀柔之意”。而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晚年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为由，将这种没有商业价值、纯出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叫停，只允许周边两三个小国照常“入贡”。对外交流的大门就此彻底关上了。
朱桂知道如果宋元时期这种海外贸易的势头得以保持并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历史的面貌将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子。
既然知道那就干。虽然他最终的目标是成仙，但是在飞升之前，他依然是一个中国人。更何况朱桂现在确实也需要人手。
不说现在的中原有多少人愿意跟随朱桂的，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老朱疼儿子，让朱桂挑选自己的幕僚集团，他都不一定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愿意跟自己扬帆天下的士子。毕竟讲了几千年的儒学，“不远游”已经深入人心。而相比之下，这些有了实际经验的海商的后代们，他们的进取精神反而是非常适合朱桂下一步发展计划的存在。
历任君王可以扭曲华夏，朱桂觉得自己怎么说也已经超凡了。不改变一下华夏民族的现状，他还算什么华夏人。这个大航海初开的时代，没有大明怎么行？
“殿下准备怎么回应他们？”候保小心看向朱桂，又忍不住道：“殿下。这事儿还与前宰相胡惟庸通倭有关，企图里应外合造反。而“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
“呵呵。已经死了那么久的人还说他干什么？而且这帮海商后代与他又有多大的关系？”
朱桂不是学历史的，只不过处于这个时代，作为一个经历者自然要多了解一些情况。
胡惟庸通倭云云，那只是朱元璋的欲加之罪罢了，说这是他实行海禁的原因更是荒唐，“倭寇”的出现与胡没有任何的直接联系，因为早在胡惟庸案发之前，朱元璋就已经在进行海禁了。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
换句话说，如果朱桂在南疆开海，海盗自然也就不会存在了。
第273章 以“大义”的名义（）
而且就朱桂对朱元璋的了解，他会禁海并不是什么仇，什么怨，而是恐惧。
朱元璋出身田野，后来一步登天，尽管他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其身份意识却还是牢不可破的；他的言行表明，虽然穿上了龙袍，可他仍然不过是一个“小农”，一个帝国深宫里的小农。
长久在内陆生活的人，初见浩翰的海洋，都会有一种眩晕感。而对一个企图控制他人的统治者来说，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里，太不可测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还对自己拥有的力量信心满满，现在他却陷入了迷茫。就朱元璋个人而言，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加深他这种沮丧的感觉。
元末朱元璋削平群雄，濒海的一支力量—方国珍部虽然多数投降了他，但还有部分则扬帆海上，继续与他为敌。对陆地上的负隅顽抗者，朱元璋可以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可是面对海洋，他却只有望洋兴叹，海洋让他既恼怒又恐惧。在明朝之前，元朝大军远征日本，因突起的飓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