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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加增的税收就是不动产中的契税。这项税收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大家交易房产的时候，来到各区政府进行交割时，政府对新近交易的房产按其价值的1％收取的税收。
为什么这项税收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呢？这其实要和中国古代的房产交易说起。
古代的房产乃至土地都是有地契的，只不过这样的地契并不是像如今戴言所发布的产权证明一样，是由邑府发布的，而是由地方上“德高望重”者亲自来确认的东西。
虽然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房产和土地的交易限制很严，然而由于政府的执行力不够，在民间其实还是存在大量的土地交易行为的。
若是地方上大家有私人的房产、土地交易，大家就会去请地方上这些有地位的人，并邀请其四周的邻居，来到交易双方面前来共同确认交易的完成。也就是说，这些地契的公信力，完全是凭着地方上这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来保证的。
是人就会有**，这些所谓“德高望重”者自然也不会例外。他们以自己的名望见证房产和土地交易的过程，当然也不是免费的！而对于那些过来见证的邻居们，新主人也自然需要备上一份厚礼加以感谢！
且不说交易房产时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和四周邻居送礼，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了，这笔支出远远的超过戴言所规定的契税。更加重要的是，有了这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你所选择的房产和土地交易对象，是很容易被对方所摆布的。
地方上任何有名望的人，必然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他看上了你的房产、土地，你又不想卖给他，而想卖给别人，对方不给你进行公证，你是压根无法卖出去的！
这就使得这些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进行土地兼并的能力大大提高，而底层庶民们破产时的遭遇也会由此更加凄惨！
戴言做出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触犯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然而他却丝毫不在意！在他看来，在陶丘，提供公信力的只能是邑府，只能是法律，这些所谓的地方“名士”、豪族，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而有了具体的房产和地址以后，整个陶丘剩下的编户齐民工作就比较容易了。无非就是按照具体的地址将所有商人、庶民、工匠等以具体的家庭登记起来，并给每一个家庭成员发放简单的身份证。
这其中，登记每家每户的具体信息不是难事，最难的事反而是庶民们的姓名不好确定了。
要知道这时代，许多庶民甚至连姓和氏都没有，就更别说名了。登记的人不得不想了各种办法，一是让他们回忆自己祖先的名望，二是让他们想想自己的家乡，这两项都想不起来的，登记的人就随便让对方自己给自己起姓氏，连姓氏也不会起的，登记者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姓氏赐给对方了。而对于庶民们的名，登记者之前对于姓氏就已经极不耐烦，后来就直接按照数字来取名了。
由此竟然产生了许多类似“田中一郎”、“中村浩二”这样的奇奇怪怪的名字。
最后当戴言看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姓名以后，他不由得感叹：“我总算是知道山本五十六这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了！”
说起来，如今陶丘所面临的编户齐民局面，确实和日本明治维新前的局面极为相似。日本明治维新前，大部分底层百姓和农民都是没有名字的，而在明治维新以后政府规定必须每个人都有名字，农民们匆匆给自己起的姓名，也确实不会有多么好，只能落得个如此局面了。
这两者都是政府需要对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进行精确的管理，而本身社会水平的极度落后所造成的。
对整个陶丘所有有房产，有实际居住地点的人进行了实名登记，完成了编户齐民。戴言随即又将目光瞄准了那些外来的流动人口身上。
戴言很清楚，一个商业城市，其中的流动人口，就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如果不将这些流动人口给处理好，就不能够使陶丘真正的有秩序！
对于这一点，戴言已经想好了该如何办。这个时代，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可是有着一个极其成功的例子：秦国！
商鞅进行编户齐民，并且用了强大的连坐之法，到后来连他自己都逃不脱他在秦国所编织的这张巨网，弄到作法自毙的下场，由此可见秦国这种制度的强大！
陶丘和秦国截然不同，陶丘可是纯粹的商业城市，流动的人口往来太过于频繁，如果对流动人口实行像秦国那么严格的法令，那么恐怕整个陶丘的商业必将大受影响。这样一来就有些本末倒置了，戴言是要通过规范陶丘的秩序让陶丘变得愈加繁荣，而不是让整个陶丘变得愈加衰败的！
因此他参考了秦国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办法，对所有的酒舍、客栈、旅馆等规定：凡是有外来客商住店，必须登记住店者的国籍、姓名、年龄、面貌等，以供邑府查询。对于可疑人员，必须及时上报。
只是留待一份资料，并举报可疑人员，对于所有的经营者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了这些大致的信息，邑府其实也可以大致的判断进入陶丘的各国流动人口了，如此就可以判断出这部分人口的基本走动趋势，对于流动人口有了大致的了解，也就不会使得陶丘骤然面临大乱了。
而外来的商人和游士，也不会因为不能完全确认自己的身份而在陶丘露宿街头，陶丘的整个商业环境也不会受到影响了。
如此皆大欢喜的策略，才是治理陶丘的方式。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一百八十一章 整顿秩序：交通管理（）
完成编户齐民以后，戴言又将目光瞄准了陶丘的又一项混乱的事物上：交通拥堵不堪！
没错，这时代的陶丘，已经有了后世一样严重的交通问题，其严重之程度远远超越后世，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贸易了。
其实要说起来，这个时代只有少数人有马车，没有后世那么多的汽车，大家交通基本靠走，外加陶丘的街道原本就极为宽敞，本来不应该出现交通拥堵现象的。
然而随着菏水的开凿，陶丘崛起为天下商业中心，这座城市的商人和贸易激增，整个天下的商人几乎都一窝蜂的涌到这座城市来。
跟随着这些商人来此的，还有着大群的货物。而这些货物在从码头卸货以后，也必须通过城门运输到北城内的交易中心进行贸易。
如此多的商人，如此多的货物，都要进城出城，不造成拥堵怎么可能？
尤其是整个陶丘最拥堵的北门，陶丘人有一句很形象的说法：智者不从北城走。只要是聪明的人，若是要进城出城，就不会往北城那边走，因为到了那边，你压根就出不去，也进不来！
每一个进北门的商人和马车，最少都要排起半个时辰以上的队伍。许多商人从济水码头上卸货以后，甚至不得不多跑上一圈，绕道东城门和西城门入城！这样的事，谁能忍？
这几乎令得戴言立即就想起了他后世在深圳时听朋友讲起的经验：英雄难过梅林关！当时朋友就对他讲起了这种经验，在深圳千万不要在上下班高峰期通过这座关口，如果没有必要，也最好不要随意的进关出关！
城邑的拥堵已经限制到大家的出行，这乃是多么严重的事？尤其是陶丘这样的商业城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如果不能将这拥堵问题解决，这座城市给大家的体验乃至于它今后的价值，都会严重的削弱，必须要将其彻底的解决掉！
而在戴言眼中，这么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城邑会有如此严重的拥堵问题，其实大部分还是这座城邑的管理者没有经验造成的。
数十万人口，放在如今的战国时代算是天下的超大城市了，放在后世不过就是区区一个县城的水平。只要政策制定得好，拥堵问题必然能够大大的缓解。
因而，在此之后，戴言立即从乐毅的卫尉府中新设立了一个部门——行走司，专门负责来管理整个城市的交通。
说实话，在这个时代，对于交通的管理，其实已经有了，而且还有着交通规则。这时代的交通规则与后世相比也是极为不同，礼记有云：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即在路上走，男人走右边，女人走左边，车子走中间！
戴言对于这样的交通规则极为不屑：男人和女人一起走难道就有什么问题了？以后他和公主去逛个街是不是都得分两边去走？不知道才子佳人有时候需要秀一下恩爱打击单身狗么？不知道男人和女人有时候需要一起同行培养感情吗？这种明显将所有男同袍当色狼防范的交通规则简直就是歧视嘛！
为了陶丘广大同袍的利益，为了维护整个陶丘的交通秩序，在行走司建立以后，他毅然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道路，一律靠右走，车辆中央走，行人靠边！
这一项法令初一制定出来的时候，戴言的下属就提出疑问了：“主君，既然道路一律靠右走，那么左边不是就空出来了吗？这不仅违犯礼制，恐怕也与主君治理拥堵的初衷不符吧？”
戴言望着白痴一样的眼神望着这下属，对他问道：“你在进城时的右边和出城时的右边，是同一边吗？”
见到那位下属还在那里不停的比划进城和出城的方向，戴言就叹了口气的对他说道：“看来你的智商不适合去管理交通，这项工作你也不用做，明天不用来了！”
随后，戴言就强行的颁布了这么一条法令。
当然在配合法令的时候，他也同样是需要做一些准备的，他参考后世的规则，将城邑所有道路的中部，都用漆给画出了清晰的线条。
城邑的主干道每条更是画出了四条以上的线条，在道路中央画出两条线条隔绝来与往，在道路的两边画出单线来隔绝车辆与行人。
最初，这样的划分令得整个陶丘所有人都极不习惯。大家都按照自己的习惯走路走惯了，这突然来一个这样的规矩，给到大家的确实就是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许多人对于这项法令的态度，并不像对戴言之前的财产保护法令那样喜爱，也不像不动产登记法令那样欣然接受了，大家并不将这项法令放在心上。
这种严重威胁到邑府公信力的行为，令得戴言不能容忍，他从赵雪手中所辖的三千兵马中，抽调出了五百名士兵，将这些士兵分配到陶丘各处，对所有行人和车辆的行走进行管理。
这些士兵手持棍棒，四处巡逻，但凡是遇见行人不遵守规则的，先是上去劝导，若是劝导无效，直接用棒子来给他们指正！
而对于那些违犯规则的车辆，要求则要严格多了。首先问清楚，是否是外来商人，若是第一次到陶丘，不清楚这样的规则，那么可以放过。若是陶丘本地商人，或是多次来往陶丘的商人，清楚了这一法令却又明知故犯的，则车主将会被罚款！
在如此严格的法令，以及行走司的努力下，整个陶丘的交通秩序由此大好，到后来，不仅陶丘城内的街道全部秩序井然，陶丘的几个城门也再没有出现进城拥堵半个时辰以上的事了。
陶丘再次出现拥堵现象则要等到陶丘的商业继续大发展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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