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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轻则训斥，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
沈溪作为旁听者，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
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建文年号”之事，而这件事的“起因”，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
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沈溪揣度，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谢迁、王鏊等寥寥数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
经筵正式开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不明就里，但都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头，今天是经筵日，并非朝会，弘治皇帝平日里不可能会在这种场合“复阅”奏本，就算弘治皇帝本人属于临时起意，但谢迁作为内阁大学士却不可能不知晓这规矩。
在非常注重礼法的经筵上，谢迁居然如此“僭越”，这是想被给事中和御史弹劾吗？
此时给事中、御史那边却装聋作哑，好像并没有发觉谢迁在经筵上进呈奏本有何不妥之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谢迁上奏是弘治皇帝有意安排，而今日经筵所议之事，也应该与谢迁所进呈的奏本有关，而王鏊恰好讲到洪武和永乐朝的旧事，那不用说，问题的关键就在那“史料记录上消失的四年”。
这时候沈溪心中五味杂陈，他本来还希望张鹤龄出来答策问，把他这份奏本给暂时掩盖过去，可谁料到谢迁的进呈会这么直接，看刘健和李东阳的态度，这两位弘治皇帝应该提前通过气了，否则断无可能如此淡定。
沈溪心想：“下一步不会就说这是我提出来的吧？”
弘治皇帝装模作样，仔细将奏本中内容看过，放下奏本后，微微叹道：“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开大明千秋万世之基业，至太宗，四海升平，实乃人间万象之幸。然洪武末之事，波谲云诡，却不知哪位臣工可为朕心头解惑？”
弘治皇帝说完这话，脸上满是沧桑之色，似乎亟待有人出来接茬。
因为没有问具体之人，在场的大臣不愧是儒门中出类拔萃的精英代表，俱都完美地表现出儒家的“中庸之道”……事关重大，只要没问到我头上，休想让我回一句。
就在弘治皇帝面色稍微有变时，寿宁侯张鹤龄从席位上起来，走到正殿中央，朝弘治皇帝下跪行礼，恭敬地道：“回陛下，臣之前偶翻史书，略有心得，或可为陛下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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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段情节主要是为小沈溪升迁打伏笔，如果没有功劳，总不会让沈溪在翰林院一蛰伏就是三年五载吧？
请大家多给点儿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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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七四章 经筵议事（）
张鹤龄属于外戚封爵，以他的学问，在大明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经筵举行时，周围旁听记录的都是翰林，平日这位侯爵大人何来插嘴的资格？
可今天张鹤龄却在众目睽睽之下，出面要为弘治皇帝解惑，着实让那些不明就里的文武大臣心头带着几分惊诧。
或许就连朱祐樘也未料是他这个没多少才学底蕴的小舅子挺身而出，愣了一下才道：“寿宁侯，你若不知，退下就是。”
朱祐樘多少有些看不起张鹤龄的才学，倒不是他要当众下张鹤龄的面子，是他不想因为张鹤龄在这种严肃的场合“胡说八道”而影响皇家的声望。朱祐樘的想法是：“就算你真的知道，以你的水平也无法提出正确的观点，朕现在要的是一种温婉的方式说出这件事有所不妥，让大臣们展开讨论。”
但张鹤龄已从臣班中走出来，想为皇帝解惑分忧却不被允，这么灰溜溜地缩回去面子可就真丢大发了。
张鹤龄硬着头皮道：“陛下，臣的确是偶有所得。”
朱祐樘这才点头。
张鹤龄被群臣打量，面色有些涨红，却还是正身恭谨道，“回陛下，臣据所查，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薨，太祖久未立太子，时太宗征战于北方，镇守疆土，为太祖所重，然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驾崩之时，留诏以太宗为皇嗣，继承大统，却有贼人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以太宗镇边不得归，拥佐懿文太子之子继位，违太祖皇位‘兄终弟及’之命。至洪武三十五年，太宗皇帝在朝中贤明辅佐之下靖难，于应天继皇帝位，诛奸臣定国策，是为开创大明万世之基业，因而贼逆所颁诏之伪章典籍，一律废止，方于四年之内，无大统之法典所出。”
张鹤龄话说得不快，但却抑扬顿挫非常富有节奏，虽然把大致情况给说明白了，却明显忽略了几个关键问题。
张鹤龄提到了“靖难”，这已是一个突破，而且朱棣继位之后，的确将建文年间所颁布的新政法典一律废止，一切恢复到洪武时的旧制。
这是他尊重史实的表现。
但张鹤龄这番话中没提太祖册立“皇太孙”，却说太祖以遗诏传位太宗，说及太祖所提皇位传承之“兄终弟及”，却选择性忽略了太子朱标的二弟和三弟，也就是当时的秦王和晋王。
这也是历来朱棣合法继位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太祖朱元璋是觉得这个四儿子有本事，但基本的祖制在，而大明朝以前可没有后来清朝以遗诏选贤而废长立幼的传统，就算“兄终弟及”，也应该传位给秦王和晋王，而非燕王。
沈溪听了张鹤龄这番话，心里有些犯怵。
张鹤龄没有按照他昨日所写的内容来说，看来寿宁侯府的门客给他仔细分析过利弊，认为把事情提得太过明显，容易被弘治皇帝和百官抓到把柄，所以才给他整理出这么一份不伦不类的说辞。
这样一来，张鹤龄说完后，在场的文武大臣连连摇头。
无论是支持恢复建文年号的人，还是不支持的，都觉得张鹤龄的话不可取。
朱祐樘听完后，脸色阴沉得可怕，显然小舅子的话并不符合他的心意，朱祐樘抬头环视在场大臣，问道：“众卿家，寿宁侯所言可属实？”
这问题可就不好回答了！
张鹤龄明显是胡说八道，但公开站出来反驳，就代表要将其中不合史实的部分给挑出来，违背了大明自太宗已降历代皇帝定下的基调，很容易招惹祸端，而且这么直接否认寿宁侯，令其颜面无存，也容易遭到外戚的记恨报复。
一干朝臣，就连那些素来以正直著称的翰林学士，也没谁敢站出来驳斥，当然也没人予以肯定。
沈溪一看这状况……有些冷场啊！
当然若继续冷下去或许是好事，弘治皇帝可能会将奏本搁置，不再深究探讨，那自己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弘治皇帝朱佑樘显然没这么容易死心，他将奏本重新拿起，让司礼太监交给谢迁：“谢少保，你将此奏本宣读。”
“遵旨。”谢迁接过沈溪所上奏本，站起身来，回头面向在场的文武官员……既不是以讲官的身份宣读，他也就不需要回到讲案旁，只需如同宣读圣旨一样，将手中的奏本照本宣科读出来便可。
好在谢迁没将沈溪的名字读出，只是将沈溪所奏，关于建文新政的一些旧制提了出来。
沈溪在奏本最后，恳请弘治皇帝示下，到底是否要将这些新政列于《大明会典》上，其实是在问弘治皇帝，到底要不要正视建文年号存在过的史实。
当然，沈溪不会傻到提出要天子为建文帝上庙号，肯定这个皇帝存在过，因为他知道自永乐之后，终止于崇祯皇帝，大明朝的正统从来没肯定过朱允文的帝位，就连万历拨乱反正恢复建文年号，也是建立在要修史的基础上。
明惠帝的庙号，直到南明时期才有，后由清朝统治者所肯定。
等谢迁将奏本宣读完毕，在场大臣，脸色都不太好看，人群中有稍许议论之声。
连一向脾气很好的朱希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