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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天主教会正是有杨、李两家为代表的一批天主教缙绅的支持，在杭州始终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传教事业也很少受到干扰，所以发展很快。
从儒生、士大夫入手传播信仰，是利玛窦均进入中国之后的制定的传教方针。在赵引弓看来，利玛窦不愧是欧洲第一个了解中国社会状态的人――之前的欧洲人，包括不知道是否真得来过中国的马可波罗在内，不过是一群走马观花的猎奇者而已。
但是这一方针，赵引弓认为过于“上层路线”了，尽管也有许多贫穷阶层的人受洗入教――不少人还在教案中“殉道”。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殉道者就是“南京教案”中的卖糕小贩。但是总体上，天主教会在大明缺少社会根基，“浮在上面”。结果就是雍正一禁教，很快就在全国肃清了原本就不多的天主教信仰。
二鸦之后开放教禁，基督教新教在传教方面后来居上，和他们走“平民化”路线有极大的关系。新教会开办医院、学校，收养孤儿、举办各种慈善，举得了不凡的效果。
但是这个见解赵引弓是不会对郭居静说得――“下层路线”是元老院的法宝。当然，郭居静未必不知道“上层路线”的弊病所在，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走“上层路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如果没有二鸦之后英法两国的“积威”，新教的“下层路线”也不一定就行得通。
郭居静虽然身处杭州，对教会的消息却并不蔽塞。澳门的天主教会每隔数月都会派遣信使前往中国内地的各教会传送信件。各地教会也会将信件交来人带回。一部分前往欧洲的信件在澳门装船。尽管信件在路途上的日子经年累月，但是教会的联络自始至终都没有中断过。即使在传教事务完全停滞的雍正乾隆各朝，北京的传教士依然能够和澳门和欧洲的教会保持联系。
耶稣会给郭居静的信件，他认真的读过――这个经历过许多风风雨雨的老传教士对中国的国情了解的很是透彻，通过杭州教会的教徒和北京的传教士传来的消息，他对这个来自“广东”的中国人的真正身份心知肚明：他们就是会长大人寄予厚望的“澳洲人”。
澳洲人和大明在琼州的战争以及他们在琼州不遗余力的推广圣教的举动，使得郭居静又惊又喜。他的兄弟们――陆若华等人在琼州三年的牧灵工作，就超过他们历尽艰险四十年取得的成绩。
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澳洲人对耶稣会和传教事务感兴趣。从澳门来得信件表明：虽然他们中间有少量的天主教徒，但是澳洲人并不来自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宗教信仰――信件中特别说明了他们的无神论倾向，同时澳洲人在临高的教会首脑显然不是一位合格的神职人员。显然，他们帮助教会在琼州传教绝非出于宗教热忱，而是出于某种实际利益的考虑。
现在，这神秘的澳洲人出现在他的眼前，目的到底什么是他非常感兴趣。
赵引弓对自己的来意毫不避讳，言语上的闪烁或者吊诡是没有价值的，耶稣会愿意帮助元老院，正是元老院的实力的体现。只要耶稣会还打算在琼州传教，郭居静非帮助自己不可。
“您的意思是：用我们杭州教友的力量来维护您的商业利益？”意大利人静静的听完了他的阐述，说道。
赵引弓说：“是的，您在大明多年，应该明白我作为一个外来者在这里经验商业所要面临的困难和干扰。而您肯定要知道，一位绅士在大明社会中的影响力。”
郭居静沉吟着点了下头：“您说得不错。”
“所以我必须请求杭州教会给我帮助。”赵引弓注视这仪表堂堂的意大利老头的眼睛。
“您想在杭州举办什么商业项目呢。”郭居静对此很感兴趣，他从澳门来得信件中知道，澳洲人是一伙能工巧匠，能够制造出许多新奇又廉价的商品。
“有很多。”赵引弓说，“比如生丝。”
郭居静没有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下头。生丝贸易是澳门耶稣会的一笔重要财源。在对日贸易断绝之前，每年耶稣会都要通过商人购买“南京丝”转销到日本，获取巨额的利润。神父当然知道：所谓的南京丝其实就是浙江和南直出得“湖丝”。
澳洲人到浙江来，要插手生丝的生产和贸易，这对他来说并不意外。他们要求教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给予庇护这也在预料之中――澳洲人的战舰和大炮再厉害，也不会出现在长江口。
澳洲人的要求他当然要答应――这不但是作为耶稣会的会士应尽的义务，还是为在中国传播福音所需要的。
他画了一个十字，喃喃道：“就让上帝的旨意得以实现吧。”
在随后的闲谈中，赵引弓提起了孙元化――郭居静对孙元化大加赞赏，认为他是未来大明教会中坚――李、杨二人已经去世，徐光启年岁已高，只有孙元化年富力强。他已经是登莱巡抚，除了徐光启之外是中国教徒中官位最高的人。
孙元化的家就在距离杭州不远的嘉兴。他在嘉兴为传教士们准备了一所安静舒适的别墅。郭居静曾经在那里避居著述过一个阶段，两人之间有着很好的私谊。
没有费多大的力气，他就得到了郭居静为他们撰写给孙元化的介绍信的许诺。赵引弓要求见孙元化的理由倒也充分――他想向这位当时对西方军事理论和技术浸淫最深的地方大员出售军火。
从郭居静那里他得到了想要的所有支持。因而在随后赵引弓拜会杭州教会的主要士绅教徒的时候，他得到了殷勤的招待。李、杨两家的家主均设家宴宴请这位“慕道者”。
赵引弓知道靠耶稣会的介绍信、郭居静的介绍就能得到杭州教会主要人员的信任。但是必要的人情礼节也要尽到。因而早就备下了大量的礼物馈赠。
考虑到新受洗不久的教徒和教会组织总是比较原教旨，过于奢华的享用物件不宜馈赠，以免造成对方的反感。所以礼物的大宗是宗教书籍。因而他让江南考察团出发的时候从临高携来一大箱临高印刷的汉文版宗教书籍。这些汉文版书籍大多是的原本大多来自旧时空天主教三自编撰的宗教小册子，包括《教义问道》、《要经总汇》之类的常用书籍。这对非常缺少高质量的汉语天主教书籍的教徒们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向教会捐赠了三百两银子――用得是德隆的票子，同时还许诺将会运来平板玻璃装修教堂的窗户。
他另外赠送了一批朴素实用的“澳洲货”：火柴、小刀、带玻璃灯罩的防风油灯等分别馈赠给教会中的头面人物和普通教徒。这些东西其实最近已经在市面上少量的出现了，但是因为价格高昂，一般人不敢问津。
这份礼物果然赢得了杭州教会的极大好感。郭居静自不去说，就是普通的教徒也为这远道而来的“慕道者”的慷慨大方所折服。赵引弓在言谈中颇为谦和，不时又流露出“仰慕圣教”的意思来。愈发博得教会实权人物的好感。
而有一位新的教士的到来也让平静的教会产生了一丝涟漪――大家总是比较喜欢新鲜的事物。金立阁到达杭州教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给众人做了一场弥散。因为听说有新得传教士到来，杭州的天主教徒来了很多人，小小的教堂里居然来了四五百人。金立阁在讲道的时候激动的热泪盈眶。赵引弓却觉得索然无味――但是为了博取当地教会的好感，他还是作出毕恭毕敬的摸样。
最终他的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赵引弓虽然不是教徒，但是他的“慕道者”的身份却得到了杭州教会的认可。很容易的他就得到了教会中若干缙绅――特别是李、杨两家的支持。收获了若干份拜帖和郭居静写给孙元化的介绍信。
（未完待续）
第一百节 传统印刷 科技文（）
陪同的掌柜很是热心的指点着整个印刷过程。一间厅堂里，印刷工人们正在印刷，雕好的书板是按照千字文编号的，一块一块的搁在架子上。学徒们按照师傅喊出的序号，将一块块书版搬运到专门的大案桌上。厅堂中央，是几座大型的水缸，里面装满了墨汁。学徒们用木桶打墨，提到每个印刷师傅旁边，舀到墨盘里。
印刷时，印刷师傅用一种特制的圆柱形平底刷蘸墨汁，均匀刷于板面上，再小心把纸覆盖在板面上，用刷子轻轻刷纸，纸上便印出文字或图画的正像。将纸从印板上揭起，铺在架子上阴干，印制过程就完成了。掌柜的告诉周洞天：一个熟练的印工一天可印1500~2000张。一块好得印板可连印万次。
在周洞天看来，雕版印刷术的刻板过程有点象刻印章的过程，只不过刻的字多了。印的过程与印章相反。印章是印在上，纸在下。雕版印刷印刷的过程更类似拓印。但是雕版上的字是阳文反字，而一般碑石的字是阴文正字。此外，拓印的墨施在纸上，雕版印刷的墨施在版上。雕版印刷既继承了印章、拓印、印染等的技术，在中国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印刷出来得书好卖，那么书坊对印书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后面的除去纸张、墨水和劳动力成本之外就是净赚了。如果不好卖，投入雕版的钱就等于赔了，刻好得版要么铲平再用，要么就只能存在库房里睡大觉。一旦时局动荡或者书坊倒闭，大批的刻板就会沦为烧火的劈柴。书坊老板对开刻一部书籍都很慎重，以确保每一本书都能销售出去。
所以拥有多少版片就成为一个书坊的重要资本――特别是那些保证能够印了就能销售出去的书籍的版片。掌柜颇为自得的告诉周洞天，他的书坊里存着一万多片“常年可印”的版片，在南京城的书坊里也算是首屈一指的。
周洞天却对此不以为然――南宋时代的行在国子监所藏的刻板据说有二十多万片，就实物来说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二十多万块刻版堆叠起来需要的场地就很惊人。更不用说将其雕成所花费的人力物力了。但是从蕴含的信息量来说，二十万片不过二十万页书籍而已，按照一本书二百到三百页计算，不过1000本书。考虑到刻板书籍每页上的字数一般都比现代印刷品要少，信息量还要少一些。只不过是个单位图书室的规模。清末杭州的官书局，所存的版片也不过十六万片而已。
一部四库全书，收书种类4000种，勉强够得上一个中小城市的街道图书馆的规模。周洞天知道手工业时代的任何的事物规模都是非常小得。即使采用19世纪的技术，本时空的印刷产业也是完败的命。
周洞天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板片，心中很是感慨。中国的印刷术，大规模运用自始自终停留在昂贵的雕版印刷上，著作出版困难，书籍稀少昂贵。许多著作因为得不到出版或者再版的机会就此失传湮没。这不能不说是逐步落后于西方的一个原因。
他漫步而行，走到第二个厅堂里，此处让他一下来了兴趣――原来这里雕的版是图像。掌柜的说着是现在雕得是在小说里用得“绣像”。书坊里正在新刻一部《水浒传》。
“这是小老苦心搜罗来得‘繁本’，可不是外面的‘简本’。”掌柜的面露得意之色，“带‘三征’的！”
周洞天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