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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消息传到罗马之后，整个天主教廷都为之欢欣鼓舞。教皇正式颁布谕令，册封“圣李维”作为澳洲人的守护圣人。而据说是“圣李维”出生地的马赛港街头，也竖起了李维的石像。还有一些学者和教士认为，那个传说中的富饶东方基督教国度“约翰长老国”，或许就是曾经的“澳宋帝国”
随着澳洲人在东方的不断攻城略地，曾经严重阻碍耶稣会传教事业的儒家思想，遭到澳洲人堪称冷酷无情的毁灭性打击，天主教的传播事业也在东方取得了爆炸式的喜人成绩。目前，在澳洲人占领的中国沿海各省，已经6续出现了数百座教堂，信徒数量多达三百万以上。在澳洲本土，也有了华丽的大教堂和宏伟的修道院。而在澳洲人的相当一部分军队里，还出现了随军牧师和修女。此外，由于受到澳洲人的影响，曾经严厉禁教、甚至杀戮基督徒的“武士之岛”日本国，竟然在一场血流成河的惨烈内战之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尊崇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度，从而让上帝在东方的“羔羊”数量，在短时间内成百倍地迅暴增。
短短几十年的岁月里，天主教在东方赢得的信徒，就已经接近了欧洲天主教国家总人口的半数！
但从坏的一方面来说，由于澳洲天主教会的独立性太强，有着自己的神学院，自行培养神职人员和授予圣品，故而不可避免地跟遥远的罗马教廷产生了许多矛盾。更别提“澳洲人”终究是一个不设国教，反倒有宗教管理局的世俗国家，虽然对基督徒没有歧视政策，但更不可能为了传教士而去打压其它宗教。
于是，围绕着东方的天主教徒是否要守大斋、是否承认一夫多妻制、东方各地的主教任命权究竟归谁、是否允许教会对教民征收十一税（信徒需要向教会缴纳十分之一的收入）、教会产业是否有免税特权，神父和修女是否有权结婚生子、神职人员是否可以在教堂为“非基督教徒”（穿越者）主持婚礼、是否可以在澳洲人的地盘上设立宗教裁判所和执行“女巫狩猎”等等一系列乱七八糟的琐碎问题，耶稣会跟澳洲天主教会闹出了许许多多不甚愉快的争吵和冲突。由于耶稣会相比之下不怎么接地气，得不到官方和民间信徒的支持，上述争议基本都以耶稣会的失败而告终，哪怕搬出来自罗马的教皇谕令也没什么用处。
除此之外，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观察，澳洲人治下的天主教徒，其虔诚程度普遍很成问题。能够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的基督徒实在寥寥无几，大多数所谓的基督徒，都只是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一年去个三四次教堂，看心情捐点儿零钱而已。就连神职人员也很不专业，总是无视罗马教廷的一些要求和禁令。
如果澳洲天主教会这样的做派放在欧洲，恐怕早已被教廷指责成是异端了。但问题是，这地方却是在远离欧洲万里之外的东亚，对方又是一个疆域广袤胜过整个欧洲的级大国，信徒们也都对罗马教廷毫无敬畏可言，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耶稣会，在这种情况下都硬气不起来——须知澳洲天主教徒不是没有别的选择，英国的清教徒和荷兰的路德宗新教徒，如今同样也在澳洲人的地盘上出没，虽然对传教不如耶稣会热衷。但是，万一天主教会过于苛求细节，把澳洲天主教会给逼急了，对方也有可能学习英国圣公会，转身投入新教阵营，如此一来必然会彻底颠覆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那么耶稣会可就真是哭都哭不出了。
总的来说，面对如今的东亚局势，耶稣会传教士感觉就像是一个饿极了的旅行者，突然被某人宴请，吃上了一桌丰盛的饭菜，然而这桌饭菜虽然能吃饱肚子，但却烧得非常不合他的口味，偏偏他又不好意思提出来让主人重做一桌，而且即使提出来了主人也未必肯听，反倒有可能被赶出去，彻底没得吃了
对于这种异常纠结的复杂局面，梵蒂冈方面几经讨论，最后为了防止丧失既得利益，决定在尽量避免触怒澳洲人的前提下，想办法在远东另起炉灶，竖立起一个真正纯洁信仰的样板。正好信奉天主教的毛利家在日本内战之中得胜，让日本这个传说中的金银岛彻底成为了上帝的国度，罗马教廷便趁势任命资深耶稣会教士芬达。杰洛斯，前往远东担任日本大主教，设法确立罗马教廷对日本基督教信仰的领导权。
当然，尽管这一做法等于是是在跟澳洲天主教会别苗头，并不意味着芬达。杰洛斯就需要疏远澳洲人。相反，从欧洲前来日本的这一路上，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一直在学习汉语，并且寻找机会跟澳洲天主教会和澳洲人中的实权人物打交道、攀交情，希望能够在日本的传教事务上，得到这个东方霸主的体谅和认可。
等到芬达。杰洛斯大主教抵达澳门，得知了海州“大圣国”的女皇即将出嫁，澳洲人的最高统治者也会前来观礼，而且迎娶女皇的新郎还是一名“澳洲人”基督徒的时候，芬达。杰洛斯更是主动推迟了前往日本就职的旅途，转而先来海州主持这场婚礼，以求跟澳洲人最高领袖面谈的机会，试图获得对付的好感。
眼下，徐馨儿女皇的婚礼虽然还没有举办，但芬达。杰洛斯大主教却已经成功地觐见了澳洲人的最高领袖齐建军先生，对有关日本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教务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且获得了还算善意的认可。
但问题是，根据他在澳门、台湾、杭州和海州等地搜集到的日本宗教情报，即使能够得到澳洲人的认可和默许，光是日本土著人的抵制就已经够可怕了——作为一个急转型而成的基督教国家，如今日本国内的天主教会组织，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收编了之前的和尚尼姑和神主巫女，把神社和佛寺稍微改了一下模样而已。至于和尚娶妻生子，巫女嫁人卖肉等等日本特色，自然也一并继承了下来，并没有因为和尚留了头变教士，巫女换了衣服变修女而有任何的更改——除了他们的脖子上挂了个十字架之外。
事实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把和尚和巫女当成了一份工作，不过是在工作之余同时信仰基督耶稣而已。
如果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为了遵循罗马教廷的指示，硬要在日本教会和教众之中推行欧洲式的礼仪规范，那就意味着他必须强行逼迫至少几千名日本神父和修女离婚，还要让上万个原本可以成为教堂继承人的日本孩子，变成不名誉的私生子。此外还要把一大批日本基督徒高级武士和富人的小妾，给降级为情妇这其中无论哪一桩哪一件，都是肯定要犯众怒、闯大祸的事情。而在这距离罗马如此遥远的东方，梵蒂冈教廷的权威实在是微乎其微，他很担心自己上午刚颁布完命令，下午就要“被暴病而死”了
但是，如果芬达。杰洛斯大主教为了避免日本民众的反感与怀疑，而选择继续一味地迁就日本土著岛民的习俗，全然不顾天主教的“纯正性”，那么他这次奉命不远万里前来东方，又是为了干嘛的？
唉，真是让人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啊！
但是，就在芬达。杰洛斯大主教满脑子的纠结，不知道接下来在日本究竟该如何开展工作之际，他却在海州遇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耶稣会传教士前辈，刚从北京城里带着教民逃出来的汤若望。
然后，芬达。杰洛斯大主教就现，自己的这些烦恼，跟对方经历的磨难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汤若望，明末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出生于德国科隆，原名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汤若望是他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而取的汉名。自从1619年抵达中国之后，他就一直潜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同时努力跟朝野名流交往，设法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
在天启年间，汤若望抵达北京，通过展示欧洲的最新天文研究成果和数学知识，设法赢得了明朝士大夫的兴趣。之后汤若望先是巡游北方各省，在陕西的西安建起了一座小教堂，同时搜集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理和民族情报。接下来他又回到北京，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演天文，制作仪器。同时，汤若望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知识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成功让数名太监受洗入教。
按照原本位面的历史，依靠长袖善舞的交际能力和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还有一向低调的谨慎作风，即使遇到了明清交替的鼎革变局，汤若望和他在北京的教友也能够安然无恙地成功渡劫，并且还因为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而继续在大清朝廷里为官。甚至还先后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一度官至钦天监监正，得以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就连顺治帝临终之际商议立嗣，也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可见其官运之亨通、恩宠之厚重。
然而，在这个被大批穿越者魔改过的明末位面，汤若望却没有了这等好运气。虽然大清八旗还是照样进关了，但只在北京待了一年就土崩瓦解，不仅麾下的汉兵汉将纷纷造反，就连辽东老家都被穿越者占领，皇太极只得带着残兵败将来到江南，抢了东林党的地盘重新立国。而北京则被关宁军将门领祖大寿占据，自称“大晋皇帝”，建立了一个以北京为都城，版图横跨北直隶和山西北部的“大晋帝国”。
不过，祖大寿的“大晋帝国”并没有维持多久，开国仅仅七年之后，祖大寿就在一场兵变之中被杀，而他的“大晋帝国”也在关宁军自相残杀的内战之中覆灭。接下来的几年里，北京这座帝王之都连连城头变幻大王旗，什么大燕、大幽、大辽的国号相继登场，南方闻香教建立的大乘国也一度攻入北京，但很快又因为内乱而退了出去。甚至就连塞外的蒙古鞑子，都曾经捡到了便宜在北京城里待过几天
在这样一种纷纷扰扰、兵荒马乱的糟糕世道之中，汤若望的那些天文历法和数学知识，自然变得无人问津，甚至连维持他自己的生存都变得很困难。但即使是在如此，汤若望也没有听从澳洲天主教会的劝告，离开日渐荒废的北京，撤到胶东或辽东这些澳洲人的地盘，而是继续坚守在利玛窦遗留的小教堂里，艰难地维持着北京小教会的活动，甚至还要给北京城里的天主教信徒，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庇护和接济。
但是，到了去年秋天，就连这样的惨淡经营，也无法再在北京城里坚持下去了：一支自称“圣战军”的西北****流寇，在最近这几年大闹华北平原，凭着一腔宗教狂热，愣是把勾心斗角的各路诸侯打得找不着北。虽然这支“圣战军”流寇最终因为到处伐山破庙，闹得太不像话，被穿越者出兵一通狠揍赶出了山东，但其主力依然完好无损，只是稍事休整，就掉头杀奔北京而来。
于是，仅仅经历了一番短促的战斗，残破的北京城头上很快升起了新月旗。而汤若望的天主教堂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没几天就惨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