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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东岸人如此“绝情”的举措，顺国自然也不客气。首先，他们关闭了东岸政府设立的位于多个主要城市如长沙、衡阳、武昌、巴陵、成都、南昌、赣州等地的商站，禁止这些官方机构采买物资、出售商品乃至搜集情报。对于此事，其实顺国地方上还颇有一些人支持的，因为这些商站往往在当地“诱拐”人口，让人火大。以前政府求着东岸人，自然不好说什么，现在双方关系交恶了，那么自然也不必客气，一家家全关了。
另外，活跃在顺国境内的还有许多非官方机构的代理人，如著名的定海纺织厂的买办张绍宗等，却意外地没有遭到诘难。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是顺国国籍，明面上也没有为东岸政府服务有关。甚至就连大名鼎鼎的半官方机构台湾银行的买办李难先，至今仍在羊楼洞一带优哉游哉地收着茶叶，生意没有丝毫受到影响，顺国官方也只是派人与他密谈了一下，啥也没限制，照样混得风生水起。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咂摸出那么一丝味道了，即顺国在东岸方“背信弃义”之后，固然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搞出一些反制裁措施。但在反击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很有分寸，那就是只搞官方，放过民间，即便是一些半官半民的机构，如经常代表东岸政府洽谈各种事项的台湾银行，都被顺国方面轻轻放过了。
究其原因，基本上跑不出一个钱字，顺国实在是太缺钱了啊！原本当初才一千万人口的时候，就养过三十万军队，现在虽然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军队数量稍稍削减了一些，但这负担仍然很重。更别说，他们在各地还大建官道系统，大建港口，大修堡垒要塞，这对钱粮民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说真的，老百姓生活在大顺还真不如生活在满清，日子苦太多了。先军国家就这样，没得办法，普通百姓肯定比正常国家要差一些，虽然清国那边的军事色彩同样很浓。
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顺国现在才不敢真的全部断了与东岸的贸易。因为那样一来的话，他们最大的白银涌入渠道就断了，国内经济会面临严重的困难。要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贵金属非常稀缺的国家，金银铜什么都缺。不然的话，也不会长期拿粮食和布帛做通货来使用了，实在是一般等价物严重不足。
欧洲早期其实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人家运气好啊，大航海发现了新大陆，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和上秘鲁同时开采出巨量的黄金和白银，荷兰人、英国人也从非洲、日本等地弄回了许多黄金，整个中欧、西欧的社会经济体系内注入了海量的金银。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革命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然后就是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工业技术的快速进步。
因此，要想工商业发展迅速，要想收更多的税，那么维持市场上一定数量的金银是非常必要的。顺国现在因为连年开战耗费很大，金银等硬通货基本都通过军饷、赏赐的形式进入到了军人及其家属的手里，要么就是购买军需物资去了，再考虑到给官员发放薪俸等硬支出，顺国的财政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不然也不至于屡屡印宝钞坑人了。
所以，你说他们能怎么办呢？和宁绍、登莱的贸易，基本是他们获得金银的最主要途径了，是他们政权能够继续发动战争的重要资源。他们目前也就茶叶、生丝、桐油、猪鬃、药材、煤炭、生铁等资源可以出口了，且买家主要是东岸，这些生意要是倒了，确实会令他们伤筋动骨，原本已经蓬勃发展的工商业怕是也要倒退不少年。
陈明是东岸政府设立的成都商站的负责人。两国关系恶化后，一开始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照常收各种土特产，卖一些东岸商品，如库页岛生产的五金制品、皮革、肥皂等玩意。但后来，或许是长沙朝廷给刘忠贵的幕府施加了压力，导致他们也不得不关闭走人。不过还好，刘忠贵比较珍视与东岸人的关系，走之前还由他幕府的一位高级判官请了一顿酒席，每个人又送了一点小礼物，仓库内的货物也原价收购了，最后礼送出境，做得还算不错。
陈明带着一帮子人先走陆路，然后又乘船，折腾了许久，最终抵达了由东岸海军管理的马当要塞。一路上许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顺军方面还派了一小队骑兵沿途护送，让人惊讶无比。
在马当要塞这里，陈明突然接到了宁绍开拓队队长刘厚非发来的命令，要求他暂驻马当要塞，清查东岸商民在江西地区的投资的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损失，并作出一个详细的报告出来。当然以上是明面上的，是陈明作为商务官员的本分，另外刘厚非还给陈明另外一个身份（即情报官员）同样安排了一份工作，那就是详细考察江西的社会经济状况，以便鄞县那边能对顺国如今的形势做一个全盘估算。
陈明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并立刻就着手展开。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了八个多月，东岸资产的摸排工作早就结束，考察江西社情的任务也已经完结，目前绝大部分人都撤回了马当要塞，等待上级的下一步指令。
今天陈明带人去了一趟附近的彭泽县城，采购一些生活物资，如粮食、肉蛋奶、蔬菜瓜果等等，这些都已经通过雇佣的船只往要塞码头运送了，而他们则走陆路返回。这会因为天色已晚的缘故，他们在一个山村临时投宿，打算明天再回去。
“顺国核心的湖广、江西地区，如今看来基本已经否定了传统的以农立国的观念。他们固然也很重视农业生产，并口口声声说‘农业是工商之本，无农以为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但我们要明白，他们这里所说的‘本’，既非华夏文化传统上的农本观念，也非他们国中很多封建文人所说的‘财利之源’，而是从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并使得工业能为商业提供产品，促使商业流通、发达这一角度出发的。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把农业看做工商业能够独立存在的基础。”陈明朝坐在他周围的几位随从和海军参谋们说道：“江西这边你们也看到了，顺国的军头们为了捞钱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大力提倡商品性农业，相当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推广，与历朝历代地方官非常注重的‘课督农桑’的差别非常大。”
“在封建社会，由于人们对生活资料的基本要求，以及赋税形式决定了农民既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种植粮食作物上面，又不能不抓紧时间从事各种手工业。因此，各种收工作业生产就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存在着。‘劝民农桑’政策就是保证家庭手工业原料的自给。但顺国目前明显超脱了这种小农经济模式，唔，至少在一些大城市的周边是这样没错。”陈明继续说道：“我仔细考察过南昌等地，这里的官府居然已经在想办法引进印度棉花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说这种棉花品种好的。另外，他们还在整顿茶务和蚕桑业，这些都是为了商品性工业生产准备的，也不知道他们打算将这些东西销往哪里。我们不买的话，卖给谁？郑氏？广东？还是清国？”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顺国这个起点较低的政权（农民起义政权）与满清一样，是非常务实的。他们非常重视商业，非常看重对外贸易带来的利润，其政府公文中曾经公开支持商品化农业，因为这是他们不多的能够出口创汇的商品。“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军队）”，认为军队和社稷不能仅靠粮食种植业而安然自足。因为这样的话，钱从何来？没有钱，怎么进口武器装备和战马？怎么请外国顾问？怎么购买外国技术？而没有以上这些的话，军队的战斗力如何维持？政权如何坚持下去？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顺国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生存到现在，自然有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他们始终明白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所有能够让他们活下去的救命稻草都要抓住。打了一辈子仗的他们清楚地明白，能够保住他们身家性命的不是什么微言大义，而是忠诚可靠的军队！没法维持一支有战斗力、成规模的军队，他们是混不下去的，因此他们愿意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而做任何事情，即便被这个时代的很多士绅文人们诟病也在所不惜。
说到底，这都是被逼出来的！
“顺国现在肯定是恨咱们的。但他们也不敢彻底把我们给惹毛了，怕从此断了自己的财路。他们国内大概商品化农业，大搞手工工场制度，生产出来的很多商品除了我们购买外，就只能销往周边地区了，但这又谈何容易，比我们还优质的客户可着实不多呢。”陈明呵呵笑着说道：“当然他们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在着力解决。你看这次南下攻打明国，他们就拼了命地想挤入广东，夺取关键的出海口，可惜被我们的人抢先一步给堵了回去。他们要出海口干啥？还不是为了贸易，为了黄金白银啊？我估摸着，这帮孙子保不齐已经辗转见过荷兰东印度公司或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了，不然干嘛卯足了劲要出海口啊？闲得慌么？”
第三百十六章 印度与东南亚（）
“荷兰人这一年多来是安静许多了啊。”1689年7月15日，新近担任海军第三舰队东南亚分舰队司令的陆孝忠少校，率领两艘“星”级轻巡洋舰和四艘运输船来到了文莱港。
运输船隶属于台湾银行，是原本用来运输移民的机帆船，服役年限在25年以上，最近刚刚被移民部低价处理给了台湾银行，用来增加他们公司的海上运力。而吃下这四艘老机帆船后，台湾银行便拥有了由四艘千吨级机帆船、六艘650吨级笛形运输船及四艘“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的庞大运输队伍，总计9500吨的运力，在远东洋面上那可是首屈一指的运输公司了。
另外，台湾银行还拥有一个陆战营及海军部特许订造的四艘“星”级轻巡洋舰，海陆两方面都有战斗力，更是在许多城市还拥有商站、仓库、银行等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实就是一个兼职的情报站，故难怪顺国、清国方面很多人都称之为半官半民的集合体机构呢，确实是有道理的。
而以巴达维亚为殖民中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现在对台湾银行也是紧张得不行，因为其已经具备了威胁他们利益的能力。曾几何时，在台湾银行实力尚不大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可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合作方来经营的，并很豪爽地在热兰遮堡城外卖了块地，作为台湾银行的总部及交易场所。
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台湾银行在东岸官方的支持下，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他们最初依靠东岸在中国拥有殖民地的有利因素，以更低的成本拿到更多的紧俏货，然后贩卖到国内和欧洲，赚取丰厚利润。在那个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已经觉察到了不对，无奈他们对与东岸之间的贸易依赖很大，不好遽然翻脸。
再到了近些年，台湾银行的存贷款业务稳定发展，海外贸易规模则是越来越大，给公司带来了大量的利润，积累了无数的现金。公司也凭借漂亮的业绩提升了在本土的地位，使得联合参谋本部点头同意其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步步走向了与当初南铁公司一样的境遇。
如今的台湾银行，在东亚海域已经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