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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没听错，就是质量原因！按照后世的史料记载就是，19世纪末年代理洋布的买办们整天鼓吹“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如大买办郑观应），但外国商人们却连篇累牍地向各国领事抱怨难以打入中国市场，即便是在中国周边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品都卖不动，原因则很简单，“手工织布业的力量是阻止每个中国人穿兰开夏棉布的主要障碍”。
但为什么呢？
按照后世兰开夏布莱克本商会的资料就是：“在18个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艰苦劳动的千千万万下层中国人不穿洋布而传土布，这个事实早已为人所周知……穷人穿土布衣服，因为这种衣服比洋布耐穿三到五倍，因为它不容易那么破，还因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因此，当一个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时，工人、农民、脚夫和船夫会对一套比较粗糙的，但事实上质地较好的衣服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一定会心满意足。”
19世纪末的英国人无法解决这个难题。因为机器纺织的特性，他们很难如同手工业者那样做到极致，更何况那样一来他们在成本方面的问题更大。要知道，棉布从印度到中国，要运输费用、要保险费用、要进出口关税、要给买办足够的利润空间，这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再下血本增加产品的机织布的用料，那是他们所无法接受的。
与之相比，纺纱、织布完全是中国农民的副业，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把自己的花费的时间和人工成本计算在内的，这使得土布的成本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再加上中国人对于现金的重视，他们不是很乐意花费现金购买生活用品，因此能够用鸡蛋、粮食、水果、盐、皮革、药材等物品交换到的土布就具备了很高的竞争优势，将洋布打得落花流水也就很正常了。这个时候，英国人除了如历史上那样动用非经济和市场手段以外，别无他法。
东岸人这会遇到了和历史上英国人一样的麻烦。因此，从本土运来的棉布，多年来往往只就地行销于远东三藩内，反倒是一些呢绒制品在清国境内会有一些销路，这一点，南方开拓队上下其实早已明了，故他们此番设厂生产，主要面对的其实还是本地市场罢了，对于打入清国境内获取利润，实在是没太多信心。
当然了，纺织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特例。在这个行当，东岸的机器纺织业很丢脸地没法和土布进行竞争，但在诸如钢铁及金属制品行业，东岸人则可以轻松地吊打满清、南明和大顺，黑水生产的铁器、钢条行销各处，就连清国都在想方设法从登莱或宁波走私回去，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
而东岸人除了在宁波解禁设立了纺织企业外，还通过专利授权、合股集资等方式，吸引外来及民间资本，投资了多家小规模的作坊式企业，如奉化溪口造纸厂、鄞县城西毡毯厂、定海砖窑厂、四明山焙茶厂、南方印刷厂、宁波煤气公司（东岸煤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鄞县水厂等等。
这些企业基本上都是趁着最近几年技术解禁的风潮设立的，就如同山东那边在胶烟线两侧及烟台、威海、胶州等港口城市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样，是执委会放松对远东三藩工业发展限制的成果。虽然目前这些企业生产的多还是关系国民生活的日用品，有技术含量的企业基本仍锁死在库页岛的范围内不外传（尤其是使用蒸汽动力生产的企业），但和以前对比，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这些企业的设立，无疑对繁荣宁波地方经济，增加就业岗位至关重要。以设在定海县的沿海服装厂为例，该厂今年承揽到了为李顺政权制作三千多套呢绒军服的订单（为军官定做），同时也承接了为浙江新军第五师新招募的军士提供两千套军服的单子，为此不得不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生产规模，额外雇佣了数十人加班加点制作军服。
再比如由南方开拓队政府、奉化县政府、台湾银行及一些宁波商人联合投资25万元巨款建立的四明山焙茶厂，就雇佣了七百多工人，生产砖茶五十多种，日产量达九千余篓，通过半机械化生产的方式，将茶叶的生产成本降了不少下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宁波人、登莱人也可以买得起这种廉价的砖茶。
政府投资两万多元成立的鄞县南方印刷厂，雇佣工人三十余名，年产值超过了一万元。县里民间跟风上马的从事铅印、石印的作坊也不少，往往只投资数千元，雇佣5…10个小工，就可以开一家刻字馆，利润还算不错。
慈溪县的兆兴碾米厂，投资7。5万元，雇佣工人近百名，平均每天生产大米五百担左右，年产值大概在150万元上下；同样是慈溪县的公益蛋厂，采用新式机器碎蛋，每天最多可碎蛋二十万个，生产的蛋粉行销整个宁波、登莱及黑水地区，获利颇丰。
宁波府大量的闲散资金及一百数十万的人口，给这些似乎一夜间勃兴起来的工业企业提供了良好了条件，而这些自然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东岸人着力经营宁波三十年后积累下来的财富。这种财富厚积了三十年，一朝取出束缚后，立刻在政府的引导下，爆发式地发展了起来，进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正如马文强在他主持的干部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时人类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标志性产物。全新的生产模式、全新的管理制度、全新的科技早已在本土如火如荼地发展了五十年，宁波虽然无法做到如本土那般程度，但优先发展一些关系民生的基础工业，却也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能给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财力，以便他们能够在如今越来越难以捉摸的中国大陆局势中做出各种反应。”
其实，正如马文强会议上所说，本土解禁远东三藩民用工业的限制，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是三藩辖区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对应的自然是开拓队政府调配资源能力的增强，因为他们掌握在手头的财富更多了。而财富的增多，除了可以改善民生、发展基建之外，自然也可以供养得起更多的军队，可以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更好地执行他们与生俱来的战略任务——搜罗更多的人口移民至东岸本土，越多越好！
按照本土最近给远东三藩交的底，今后南方开拓队辖区基本上是以轻工业、日用品生产为主，登莱开拓队辖区以机械加工之类的具有一定含量的制造业为主。至于最引人瞩目的黑水开拓队辖区，毫无疑问，最先进的、最敏感的技术仍然优先在这里落户，可以说是以高技术含量的重工业为主，看起来不显山不露水，但却是宁波、登莱两地发展工业的基础。
这些工业企业，与本土之间无疑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代差的（比如核心动力仍然不是蒸汽机，这就导致机器性能不可能有多好），但对中国大陆以及欧洲人来说，仍然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特别是它们所展现出来的工业化生产之美，更是动人心魄。
它们的存在，对中国这片古老的大陆来说未尝不是一个机会，就看他们能不能趁机改变思想、转变态度，虚心学习了。毕竟，这种机会并不是常有的，历史上满清朝廷一直到清末才开了眼界，如今中国人可是提前二百年得到了这个机会。
第三十九章 台湾与斡旋（）
时间进入1679年。中国近海，正是北风呼啸的时节，一年一度的移民运输行动也正式拉开了序幕。但一个令人感到悲伤的消息时，今年可供移民的数量已经下降到了四万八千人，会显著影响到本土移民部统计的1681年全国人口数据，可见移民来源的日渐枯竭。
而移民数量少了，自然也就空出了一部分船只。这些船只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就满载各类货物，陆陆续续从北方南下，部分前往崇明沙这个在清军攻击下残破不堪的中转点，部分前往定海县，部分则南下前往广州或热兰遮港。
前往热兰遮港的船只尤其多，其中甚至还包括一艘台湾银行辖下的“星”级轻巡洋舰，它护卫了总计五艘大大小小的普通船只，其中就包括公司总经理邵曙光乘坐的“千岛群岛”号武装运输舰。
话说发展了这么些年，台湾银行的实力已经是有目共睹，可以买得起各类船只、可以四处投资，但邵曙光依然对租借自海军的“雅克萨”级武装运输舰情有独钟，“千岛群岛”号多年以来更一直是他的座舰。他甚至打算，再过个几年，他就和海军打个商量，看看能不能把这艘船买下来自用。
邵曙光当然有这个实力！财大气粗的大型康采恩企业台湾银行，他本人就拥有5％的股份，他父亲邵树德、兄长邵耀光也各持股5％，可以说他们邵氏家族是除了本土财政部及远东三藩以外，最大的持股群体了，每年获利巨大，不知道被多少人羡煞。
今次他乘船抵达热兰遮港，是就日前发生在台湾岛上的一些事情进行调解。话说东岸人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几番谈判之后，现在关系虽然仍有反复，但比起当初已经要好上很多了，双方之间不但解除了冷淡乃至敌对的状态，就连双边贸易也已经恢复了大部。因此，这次当福建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台湾岛垦殖发生冲突时，与双方的关系都还算密切的东岸人，就很自然而然地被请了出来，充当双方之间的调解人。
东岸这边的主调解人是台湾银行总经理邵曙光，副调解人是来自宁波的吕方，此君目前担任新成立的宁波招商局局长，是开拓队队长马文强麾下的干将，至于原本贸易方面的工作，则由胡驰接任。
东岸人之前已经提前一个月通知了荷兰人的福尔摩萨总督雨果·罗尔，因此这会抵达港口后，荷兰人只稍稍检查了一下文件，就恭敬地放下了，并将一行人护送到了东岸人设在码头附近的的商站内。
“城里最近来了不少红毛，我打听过，大概有三百来人的样子，其中超过一半是在德意志地区招募的雇佣兵，其他多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水手什么的，看样子是被郑经的人给刺激到了，打算加强热兰遮城的房屋。啊，对了，与之同时抵达的，还有八百多马来士兵，这些人如今都住在城外，就是那一片有着巨大的‘VOC’标志的木屋。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来自东印度群岛，荷兰人在其中数十个岛屿上修建了要塞，建立起了殖民统治，组织一些马来人前来福尔摩萨助战，应该不成问题。”作为台湾银行热兰遮堡联络人的韩银，甫一接到邵曙光一行人，就开始进行汇报。
“不用猜测了，那些马来人肯定来自马鲁古群岛，荷兰人在那儿势力很大，英格兰人、葡萄牙人甚至西班牙人都被打过，基本是他们一手遮天了。这些人来自那片岛屿，也一点都不奇怪，事实上荷兰人没从别处调黑人士兵过来就很不错了。”大马金刀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邵曙光一边用火柴点起了卷烟，一边评论道：“看来郑经给了荷兰人不小的压力啊，台北府那边现在有一万多人在屯垦了吧？乖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