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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终究不是摇滚的乐土。
中国摇滚比西方摇滚生得晚，死得早，其实，它到底有没有活过，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他们这些痴迷了半生的摇滚老炮儿都会觉得恍惚。
依稀还记得八十年代燕京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那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那就是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建。
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
《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它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到《给你一点颜色》，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英雄，中国摇滚乐先行者崔建一路坚实地前进，以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才华，先知般觉悟和勇气，吼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中国的摇滚自那之后，也的确红火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短暂的辉煌过去之后，一切又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并且迅速被扫到了被批判的一方。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更有一些人对摇滚始终抱有偏见，他们认为摇滚喧嚣吵闹，声嘶力竭，说它的非主流。
那么所谓的主流又是什么？
许多歌手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一个个垃圾音乐流水线上的操作员，而偏偏还要强迫人们去做一名垃圾音乐的消费者，这难道不荒唐。
从摇滚音乐开始发展至今，总是会有这样的人，激烈地反对它，大张旗鼓地宣扬它的灰暗面。
摇滚音乐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在激烈的吵闹声中，随之而来的伴生产物是什么？
性，毒品，暴力？
还离经叛道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
他们大声地宣扬着，隐去摇滚音乐的一切，以及摇滚本身。
而他们自己呢？
接受过中庸保守的传统教育，然后被其束缚一生。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人没有像“老美”那样坦然的心理去摇滚着接受时代的变革。
时代变革在国人的心中是片阴影，而被传统文化磨灭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
摇滚人的创作，包容着尖锐的时代精神和变革思想，它的歌词的社会关注性，大胆直率的批判性，愤怒叛逆的忧患意识，使道貌岸然的偏见者们出着虚汗。
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旧文化的辉煌离去已远，而新文化的蜕变时代还没到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有的只是光怪陆离的思想和大众文化不正常的取向。
于是所有人在茫然中沉默着，而摇滚音乐作为新锐的音乐元素，期盼在沉默中爆发出来。
每一个人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变迁中，越来越被抛弃到无所依无所助的孤独状态，物质生活无法掩饰人们失去灵魂的苦闷，也承受着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空虚寂寞，所以，人们需要摇滚这个体现内心真实状态的东西。
真正的摇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摇滚乐又是真实的，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谈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
但是在中国，摇滚乐却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
回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
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更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
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
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
那么，什么方式才是对的？
当然就是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
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像京剧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像阿q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
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僧，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
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
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大众最不能接受的。
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文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一点已逐渐为有识之士认同，那么，高雅的学院文化呢？
在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上，它与市民文化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是合谋的。
表面上看，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是高雅对低俗的一种反击，因为摇滚乐威胁它的崇高地位。
其实，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不仅仅出于高雅文化自我利益的维护，不仅仅是文化阶级的阶级歧视，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上与市民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
摇滚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它虽然发端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民间音乐，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
那么，中国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西方式浪漫主义的基因，更具体地说，摇滚乐的基因呢？
从理论上讲，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文明都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必然包含着野性的力量。
在中国上古时期，尽管经过三代，特别是有周代的礼乐政治的教化，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已经牢固确立，但是人们从残存的神话片断中还是了解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逐日的夸父、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大战黄帝的蚩尤，以及无头英雄刑天。
他们所代表的原始力量被礼化压抑在文化意识的底层，无论儒、道、墨，还是阴阳家，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主义还试图将它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它们始终潜藏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断转变为贫穷、战争和暴虐。
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外衣下，它也偶露狰狞，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就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吗？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力量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往往是温和的、理性的。
这就决定了名士的狂放不可能具有西方浪漫派诗人那样的狂热和野性，不可能具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自我焚烧的激情。
中国文化是否蕴含摇滚精神，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和开放着原始生命。
据史家研究，秦汉以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阔大活泼的生命力，那时兵道大盛，百姓多勇武强悍，富于冒险和牺牲精神。
只是汉以后，以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那种阔大的生命活力就衰颓下来了。
在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那里，那种勇武进取的精神也是受到称道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决非平庸随和，事实上它是很难做到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狂狷，狂即进取、豪放，是一种极端形式。狂出真性情，也不失为圣人之道，这说明，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向生命真实开放的，这种叛逆的行动的精神，其实就是摇滚乐在中国生长的土壤。
此外，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秉承了浪漫主义传统，它既是冷性的政治运作，也包含热性的浪漫精神。
浪漫精神是没有价值维度的，如果说它有所指向，那就是打破常规，革新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革命的逻辑中隐含着摇滚的精神。
革命，战争，这一切野性的力量都与摇滚相通，但是摇滚将它们形式化了，将它们限定在特定的舞台。
这样就容易理解，在崔建、唐朝的演唱会上，为什么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会成为摇滚乐迷，因为他们的心性是相通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物换星移，国人的热情逐渐消解，悠久的民族传统也逐渐恢复起来了，伦理的力量在加强，在普罗大众中，可以感受到对摇滚乐的强有力的抵制。
那些装束奇特，内心善良的摇滚乐人，理所当然地被归入“街头痞子”的行列，他们那吵闹的音乐更是让人深恶痛绝。
不过窦维，张储，何永他们这些痴迷于摇滚的真性情者，依然选择坚守，或者说，他们无路可退，只能在别人的注视下，一条道走到黑。
“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何永在舞台上声嘶力竭的呐喊者，台下众人早已经热泪盈眶，不管有没有希望，他们依然执着，坚定的相信着摇滚不死。
正文 第八百一十六章 回燕京（）
第八百一十六章&nbp；&nbp；回燕京
一场演唱会所造成的影响，或许能在人的心里停留许久，但是，显然还不足以挽救摇滚在中国这片大地上的颓势。
宋铮当初提议要举办这么一场演唱会，也没想着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摇滚的热情，他的目的可以说是缅怀，可以说是追忆，甚至可以更加直白的说成是将一帮对摇滚热情不减的痴心老炮儿聚在一起热闹一回，仅此而已。
演唱会结束了，余韵犹在，也许还会将十多年前那样，成为一时的话题，但是对于他们这些亲身参与者来说，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就当是一场美梦，现在他们又要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了。
窦维依旧继续搞他的实验性摇滚，并且痴心不改，张储继续沉默着一条道走到黑，何永继续生活在梦中，宋铮则要继续他的路了。
当宋铮回到燕京的时候，张婧初也回来了，没有再刻意的保持低调，从机场走出来的时候，很顺利的被记者拍到，然后便登上了当日娱乐版面的头版头条。
1＋1公司这么多女演员，第一个红起来的便是她了，《我爱你》拿下了燕京大学生电影节的最佳新人之后，在宋铮的有意栽培之下，她的星途一边坦荡。
《花腰新娘》，《孔雀》，《飓风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