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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他眼里，年轻充满青春活力的李春芬，犹如灿烂的阳光和美丽的桃花，他爱这样朝气向上的气息。
他的表现通过很多细微的动作，比如夹红烧肉给春芬，春芬生病他送她上诊所，春芬犯了错误，他请求上级赦免，春芬去见刘奋斗，他坚持在雨夜等她，诸如此类的小事情来传达出一个普通男人最深沉的爱。
特别当他发现刘奋斗要在出国之前见春芬的事，他虽然阻止春芬见刘奋斗，但是他还想开车送春芬去见刘奋斗，这样大爱的男人真少见。
这就是那个红红火火年代的劳模的写照，爱情在咫尺之间，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和真诚去爱一个人，这样的爱才是伟大和值得颂歌的。
范大厨师通过自己很沉稳的演技，将这个默默无闻的男人深沉的爱，演绎得异常令人感动。
戏中很多地方的演绎，并没有通过人物更多的对话来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很多形体动作来传达他对李春芬爱的深沉。
他明知道自己不是春芬喜欢的类型，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真诚，给春芬留下了一个男人高大伟岸的形象。
当然了，宋铮最为关注的还是张婧初在这部戏里的表现，原版《芳香之旅》中，张婧初的表演堪称淋漓尽致，这个角色跨越年龄界限很大，虽然通过化妆的效果，可以改变演员的外表给人的错觉，但是张婧初通过形体动作，还有语言的表达，将不同年龄阶段的变化都鲜明的演绎出来。
而且特别由于命运的改变，张婧初塑造的坚强的公交车女司机人物形象很饱满，也正是通过这个角色，张婧初真正成为了一个演技成熟的新一代实力派女演员。
虽然有些地方还存在一些细微的不妥表现，但是从整部影片看下来，张婧初塑造的普通底层的妇女形象非常可信，很令人回味。
这也是为什么宋铮要让张婧初接这部戏的原因，他上辈子看过《芳香之旅》，张婧初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他不忍心让张婧初错过这么一个角色，更不忍心让她错过这么一部优秀的作品。
只是当初张婧初刚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还并不是很愿意演，如果放在以前，她是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表演机会的，就像现在的汤维，但是如今不一样了。
随着《飓风营救》的高票房，燕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影后桂冠，以及《孔雀》在柏林刷下来的声望值，张婧初现在也开始挑剧本了。
之前演路川的电影，那是因为路川之前的《可可西里》在圈内刷了很大的影响力，虽然那所谓的女主角并没有多少戏份，宋铮也不是很愿意她去演，可她还是去了。
但是《芳香之旅》就不同了，演过了《孔雀》和《花腰新娘》，张婧初现在对这类电影很无感。
可还是禁不住宋铮劝说，最终才点头答应出演。
这倒也不能怪张婧初的眼光高了，宋铮前世看《芳香之旅》，一开始也觉得这片子没什么意思，但是真正看进去之后，就不一样了，这部电影在平实之中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深刻的，很容易让人想到另外两部影片《三轮车夫》和《中央车站》，同样是第三世界国家导演，以自己的视角，审视着打开国门后，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变革。
《三轮车夫》最终所回归的仍然是一种消极与绝望，虽然伴随着工业文明进驻的有意识形态和物质领域的先进成果，并影响到社会的一部分群体，但所带来的弊端，对社会起到的腐朽作用，却是无法磨灭，而又影响深远的，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阶级的人们，百般挣扎却又无法摆脱。
与《三轮车夫》不同的是，《中央车站》导演虽在影片中，展现了这些负面因素，如贫困、犯罪、归属感的缺失等等，但最终体现的却是心灵的宁静与寄托。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社会，最终的归属感来自心灵。只要对生活报有信仰和希望，前方依然是崭新和美好的。
《芳香之旅》除了具有上述两部影片所构建的共性特质，还具有一些中国特定时代，特定背景之下的特殊内涵。
整个影片跨越了四十年，这四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四十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纷繁与复杂。
故事以春芬的幻想结尾，她幻想着当年的向阳号，行驶在如今宽阔平整的公路上，再也不用翻越崎岖的盘山公路，取而代之的是已经打通的隧道。
这个结尾，就足以说明整部影片所要建构的主题，面对着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人们需要在接受，享受先进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回归和精神净化。这种兼容的态度，才是中国儒家思想所影响下的一种中庸判断。
崔师傅在整部影片中，似乎就是一个隐忍的个体，而人物的这种特质，也被范大厨师诠释的恰到好处。
而实际上，在其外化形象的背后，崔师傅却是整部影片中最具突破性的人物。
他敢于表达对春芬的好感，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是勇于突破创新的典范，也代表了特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个体。
第一次，他破例做主让春芬去见正在石场劳动改造的刘医生，第二次，在百般挣扎之后，老崔还是决定开车去接刘奋斗，在刘奋斗出国之前，成全他与春芬彼此相见的愿望。
在压抑之后，理智战胜了情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理解、宽容、和对春芬真挚的爱。
女主人公李春芬，是影片中贯穿始终的角色。从青涩，纯真的美丽售票员，到忧郁、深沉的老崔妻子，再到忍辱负重，承担家庭重任的女公交司机，春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在此期间，她叛逆过，释放过，但换来的却是刘奋斗的背叛，老崔的意外，所以她选择了沉寂与停留，始终保有那一份对逝去时代想象的怀旧。
故事的背景放在了上世纪的六十到九十年代，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大的阶段，在经历了浩劫之后，伴随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商品化浪潮，物质丰富的同时思想变的多元化，在这一阶段，实用主义、消费主义、重商主义思潮充斥着整个社会。
这其间，老崔和春芬的车队改制了，向阳号变成了陈列品，被放进了博物馆，而之后，公司也被开发商买下盖成了商业建筑，而向阳号也最终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停在了废品回收站。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商品化慢慢渗入社会，最终成为社会主导的过程，而身边的人们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向阳号的女售票员穿着超短裙，与男友在车里亲热，这些在春芬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面对剧团解散后，做起化装品销售生意发了财的老田的猛烈追求，春芬拒绝了，她内心并不是没有渴望，只是被种种传统的价值所束缚。
在这样一个包容性的时代，身边的人和事都在经历着变化，只有春芬选择了停留，她一直坚守并执着内心的信念，支撑她的便是对过去想象的回忆。
而在故事当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毛。主。席影像，成为了承载逝去记忆的价值与意识的符号。
这个符号支撑并指引着春芬，当新一辈的售票员与春芬在街上行走，告诉她老田值得托付后，独自一人踱步的春芬，驻足在了废旧家电回收商店的橱窗外，目光久久停留在当年毛。主。席接见全国劳动模范的影像上，至此，她心中便有了答案。
这个指代记忆的符号，最终让传统的价值占据了春芬意识的全部，她选择了一辈子孤独，但春节那天挂在家中墙上的毛。主。席像，则暗示了春芬内心的满足与宁静。
相较于意识领域的信仰，在物质领域上，春芬最终选择了妥协，当她把废弃的向阳号从废品回收站开出，行驶在灯红酒绿熙熙嚷嚷的人群之中，面对行人怪异的围观，那极大的讽刺重创了春芬的内心。
这是现代工业文明与旧生产力的一次撞击，但规律是客观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人类社会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在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和岁月的打磨之后，春芬已经从当初单纯可爱的少女，变为忍辱负重的坚韧女性，在她的保守与坚持下，春芬与向阳号，似乎已经合为一体。
向阳号承载了她太多的记忆与希望、信仰与信念，在向阳号这条渐行渐远的芳香之旅上，春芬的道路走得坎坷而又崎岖。
当春芬驾驶着向阳号一次又一次穿梭在那条熟悉而又陌生的道路上时，不知不觉中，她的形象已经外化为一位男性角色。
正如影片导演章佳瑞所说：“我一直是带着真诚去反映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既不夸大其辞，故意揭露阴暗面，也不曲意逢迎，去粉饰太平，我不愿带着伤痕抱怨的情绪，去描述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故事，更不希望西方人总是在我们的电影里，看到中国人愚昧麻木的脸孔。我试图向他们展示我们国家的普通人是如何面对时代和命运，强加给他们的悲剧，如何坦然地面对坎坷，并且如何去消化不公正的命运。从上一代人身上所体现的宽厚、真诚、责任、坚忍，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没有这些，我们民族的大厦就会坍塌，而苦难之下的坚忍和坚守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
春芬的妥协，换来的是内心的宁静与信念的归属感，在她身上，体现的是千千万万中国劳动人民在经历了特殊岁月后，身上所平添的隐忍与坚韧。
春芬的改变是被动的，让人不忍，但又不得不为之起敬，也许这也正是故事本身的矛盾所在。
另外，影片反复出现老崔特殊的身份，他是一个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劳动模范，老崔和向阳号把这种特殊的荣誉带到了一个小山村，他的生活因此也变得不同寻常。
和崔师傅握手，变成了淳朴山民的一种莫大荣誉，在他们看来，毛。主。席就是神化了的精神崇拜，而老崔似乎是一个传递者。
在单位，因为老崔的特殊身份，他的生活和工作因此成为了组织和领导最为关心的问题。政治身份的认同，饱含时代的印记。
与老崔相反的是，刘奋斗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被下放到边远山区。在常人的目光中，他似乎是一个异类。
政治身份，俨然成为那个时代，界定人与人的唯一标准。
作为已经处于边缘群体的刘奋斗而言，在道义与“自保”面前，他选择了后者，这并不值得鄙视，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都会作出的选择。
人在社会群体之中，在某些情境之下，为了靠近主流群体或价值的认同，有时会在盲目的放弃与选择之中逐渐迷失自我，而选择叛逆，选择逆流而上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承担后果的担当。
在刘奋斗的内心，俨然缺少那份勇气，或者说在感情，亦或是道义，与理想，亦或是自我保护面前，理智的天平倾向了后者，这是刘奋斗的取舍。
政治身份的认同，带有中国特色的痕迹，而随着改革开放，各种思潮的涌入。身份及认同感的界定似乎更为多元化了，当刘奋斗重新站在春芬面前时，春芬的内心是不可能不泛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