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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两个女儿的记忆中，温妮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小女儿津姬曾说，她印象中的童年是美好的。妈妈不在家时，她们的舅舅或叔叔总是赶来和她们待在一起，使她们感到还有一个家。而妈妈和她们在一起时，那种体贴入微的关怀让她们感到自己都被“宠坏了”。姑娘们还记得小时候晚上妈妈常为她们唱起那动听的科萨族催眠曲。对姑娘们来说，温妮还是一个好朋友和好姐姐。“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坐下来一起讨论，她总是善解人意。这也是我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工作者的原因。”
“妈妈有很多很多优点，我都不知该从哪说起。”津姬说，“她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她曾经把所有治心脏病的药扔进下水道，因为她只相信锻炼和健康的饮食。她从不乱吃东西，这就是她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年轻。”
“她为传统音乐和服饰感到极为自豪，她衣着传统，但也是分场合的；比如到法庭去时，她穿传统服饰；在家的时候，她常穿T恤衫和牛仔裤。她还喜欢穿军装，她有一身卡基布军服，男式靴子和一顶贝雷帽。我想我会再给她一把玩具手枪和枪套，让她去法庭转一转。”津姬说话挺有幽默感，也许跟曼德拉的遗传有关。
泽妮回忆说：“如果我现在在斯威士兰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们说妈妈又被捕了，我准会说，‘那又怎么样’。但在小时候，那可就糟了。许多小伙伴不敢到我们在奥兰多的家里去玩，因为他们一来就会被警察带走。我现在的丈夫那时对我帮助很大，他敢来我们家。”
津姬说：“和所有黑人儿童一样，我也在受苦。所以我有责任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是曼德拉的女儿。我不明白为什么许多黑人明明在受苦，也知道谁该为此负责任，但就是不起来反抗，而是坐以待毙。我准备为我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她深为自己是曼德拉之女而自豪，有时甚至动用这个名声来救急。她回忆说：“在索韦托，我夜里一个人赶路时，常碰到一些男孩，他们冲我喊：‘嘿，过来呀，姑娘。’当我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时，他们立刻肃然起敬，说对不起。有时，我坐出租车钱不够了，当我说出自己的身世时，司机连钱都不要了，还不停地问我，你父亲怎么样了，你母亲还好吗，她还能坚持住吗？”
“我想我妈妈能够应付得了，因为她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她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为她感到无比骄傲。”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二、铁窗柔情
狱中的曼德拉得知温妮为了读书，曾经独自一人晚上开车去图书馆时，嗔怪她说：“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你怎么能冒这种风险呢？这十几年来，政府和一群卑鄙的人总想在夜间对你进行袭击，你怎么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呢？你和孩子们的安全比教育和文凭更重要！”
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从各种渠道听说的温妮在狱外受到的种种苦难，使曼德拉心情极为沉重。他总觉得自己本应像真正的雄鹰一样展开双翅保护温妮，不让她受到伤害。但现在却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那里，面对她的生活是无尽的艰难和当局的迫害。在感谢温妮在他危难之际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他感到“良心使我有一种负罪感，这种感觉啮食着我身体的每一部分”。他甚至怀疑事业是否是一个充分的理由，“让人把一位年轻，还不成熟的女人抛弃在无情的荒漠之中”。因为，“那实际上等于把一个处在危难之中、又没有任何支持的女人交到拦路的强盗手中。每当想到此处，爱情和幸福、信任和希望就变成了一种令人肝肠寸断的极度痛苦。”
在1979年9月2日写给温妮的信中，曼德拉说：“你把今年看成妇女年是很有道理的。看起来她们都在要求社会实现性别平等的原则。法国的西蒙威尔女士在经过艰难的奋斗之后当选欧洲议会主席，玛丽亚·皮塔西哥在葡萄牙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单从报纸的文章中看不出谁在卡特总统家中说了算，有时可以看到卡特的夫人罗瑟琳。更不用提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大名了！尽管大不列颠帝国在全球势力衰落，二战后已沦为三流国家，但英国在许多方面仍是世界的中心。英国发生的事情吸引着人们广泛的注意。英迪拉·甘地（印度当时的女总理）则提醒我们在这方面亚洲是欧洲人的榜样。在过去20年里亚洲至少已经产生了两位女总理。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过去已经出现了许多女性统治者，如西班牙的伊莎贝拉，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沙皇俄国的女皇叶卡德琳娜，还有巴托克姬女王、曼塔苏萨和其他许多人。但这些女人之所以能掌握最高权力，并不是因为她们自己，而是通过世袭。今天，公众注意的中心落到了那些依靠自己的努力攀登顶峰的女人，今年，这样的女人真是层出不穷。”
……
“但是关于你，亲爱的妈妈（曼德拉对温妮的称呼），我能对你说什么呢？45岁的你与我们那天晚上第一次单独坐在城外广阔的草原上时相比，变化有多大呀！然而，尽管青春正悄悄地从你的血管中逝去，尽管你曾经如此圆润、光滑的脸庞已显出岁月侵蚀的痕迹，尽管那曾经使你在50年代迷人至深的容颜魅力正在不断消退，你却变得愈发令人敬佩，我也更加渴望将你拥抱在我的怀中。你具有一个妈妈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生日快乐，亲爱的妈妈！我爱你！”
1974年间，由于政府指控她触犯禁令，温妮·曼德拉在克龙斯塔辛监狱度过了半年的监狱时光。她说，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她觉在那里自己更加解放，肉体上与自己的信仰一致起来，比用言语来表达更令人满意。而且，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关押黑人的监狱。但对于她家来说，她的囚禁令孩子们不安。津姬听到判决时哭了，她母亲告诉她：“永远不要哭，我哭豺狼笑”。泽妮回忆起学校星期天放假时，她和妹妹津姬在监护人哈瑞大叔（恩塔托·慕特拉纳博士）带领下看望母亲的情形：在半小时的会见时间里，她们隔着一块玻璃板和母亲谈论学校的事情，谈论她们的零花钱，以及她们和谁在一起玩。温妮总是看起来很好。孩子们发现朋友不敢去家里看她们了，因为安全警察会把他们带走去审问。
很长时间以后，曼德拉回想起他那时的感受：“尽管我总是努力做出勇敢的样子，我从来没有习惯你坐牢。”他在写给温妮的信中说：“几乎没有事情能像这种痛苦那样搅乱我的整个生活。这种折磨似乎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困扰我们。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5月到1970年9月间以及你在克龙斯塔辛度过的6个月中，我们所遭受的极度痛苦。”
温妮·曼德拉不断被捕、受到指控、被判刑、上诉、缓刑和不时的坐牢，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难以掌握。在她看来，长期的反抗揭露了南非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千千万万的男女成为牺牲品。在同警察发生冲突时，她无所畏惧，如果他们对她进行粗暴的侵扰，她就进攻式地进行反击。但是，对于一系列阴险的暗算，诸如对她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往她的房子里扔汽油弹，她毫无办法。得不到任何保护。津姬呼吁联合国敦促南非政府保证她母亲的安全，她说：“我们相信这些袭击是出于政治目的的。”
埃莉诺·伯利把泽妮和津姬从修道院不愉快的生活中救了出来。埃莉诺当时住在约翰内斯堡，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过去是伊顿公学的校长，现在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客座教育学教授。伯利夫人安排她们去沃特福特，斯威士兰的多种族寄宿学校。
孩子们长到十几岁时，得到政府允许，可以见她们的父亲。温妮理解她们精神上所受的创伤，她们会不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崩溃呢？还是会因为这种经历而变得坚强起来，以这个囚犯为荣呢？
从曼德拉的照片上泽妮看到他“非常高大，很胖”，但见面时泽妮几乎认不出他了。对她触动最大的是她父亲是多么的幽默，如果当时或在后来的探视中他有过什么忧虑的话，他也掩饰得很好。
津姬也发现他幽默而热情，很让人安心。“事前，我很生气而且有点恐惧，”她对一个记者说，“我发现他很有办法，很有魅力。他设法使我不去想那里的环境，让我想起更舒适的环境。他说，你知道，我能想象在家里你坐在我腿上，全家人一起吃星期天烤肉。尽管不能看他站起来，因为她们被领进小屋时他已经坐在玻璃隔板的那一边了，但她后来设法看到他离开时的样子，他看上去那么健壮、他的步伐是那么年轻、轻捷。”
第二次探视父亲时，两个孩子是单独去的。开车把她们送到开普敦港码头的那位朋友，看着她们同一队身穿橄榄绿制服的狱吏们上了渡船。这种场面真令人伤心——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同那些唱着阿非利卡歌的男人在一起。
在每次半小时的探视时问里，温妮和丈夫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从对方那里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回到各自的斗争环境中后，曼德拉以其不显山不露水的方式，不分政治派系地帮助同志们解决问题。温妮不顾种种限制，参加索韦托社区斗争。索韦托是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黑人聚居区，那里的斗争正进入新阶段，标志就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在温妮看来，它“使人民更充分认识到自身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培育了人民的自立精神”。黑人变得为自己的黑色而自豪。
出人意料的是，温妮·曼德拉的禁令到期后没再延长。12年来她第一次可以自由离开约翰内斯堡去参加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她和人们一起要求释放那77名被拘留的人，她还向人描述了她自己几年前所受的苦难，那都是因为《恐怖主义法》第6部分。她说，第6部分“打算彻底摧毁对南非极权政治的一切形式的反抗，它是一种以毁灭一切个性自由为目的的精神打击方法，一种野蛮的心理学方法，使那些敢于斗争的人丧失人性”。
“我们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在一次公众抗议大会上，温妮·曼德拉说，“我们的追求对我们来说很亲切。我们不是在请求实现多数人统治，那是我们的权利，为了得到这些权利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还很艰难，但我们将为正义战斗到底。”几周内，包括温妮在内的许多成人、学生都被拘留，这一次是根据改头换面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国内安全条例》。他们被关在约翰内斯堡福特监狱达5个月。
罗本岛的犯人们之间，可以谈论这些事情，但仍然完全禁止在探视或写信时提及这些。可是，这时候曼德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园子里有一棵番茄，他不小心给碰伤了，现在正在特别地照料着。他描述了它是如何美丽，如何不停地生长，他又是如何喜欢它。而当它死去时，他怎样把它从土里拔出来，用水冲洗干净根部，回想起生命过去是什么样子。温妮明白这是比喻一个儿童在南非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情形：父母把一切能给的东西全部给了他，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