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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做囚犯的公式：我们只拒绝去做那些有损于尊严的事，并以此来判断是否应当采取公开的反抗行动。否则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去劳动，但他们必须提供管理条例要求他们提供的条件，我们这可不是在表示拒绝。所以这次我们还得借助于这个公式。这次我们只好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见监狱当局，在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我们又被迫出去干活儿，最后我们拒绝在气候恶劣的日子里劳动，于是这些日子里我们的冷水被切断，音乐也不播了，我们被锁在自己的囚室里。但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因为我们最终迫使行政长官会见了我们。我们指责他说他是故意采取这一切措施的。就此当局回答说：不，这只是一起事故，冷水不是故意切断的。看守不该在那时要你们去干活儿，但你们也应该听从他的命令出去干活，以后再来向我反映。
问：你能说说这些年来曼德拉和单人牢房中其他人的待遇有什么变化吗？这些变化是由什么引起的？
答：我应强调一下，曼德拉的待遇和单人牢房中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因此我描述的普遍条件对曼德拉也适用。事情的确在变，早些年，我们不仅在心理上感到压力，还受到公开的粗暴对待，而现在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这些在单人牢房中的人比那些住在监狱主体地区的囚犯的处境要好。我们中的有些人遭到过袭击和殴打，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在监狱主体地区，这种袭击是家常便饭。当监狱工作人员不仅使用警棍而且使用镐柄打人时，他们叫它“行动”。在我们的牢房区，我们相信早些年中公开的暴力也是得到抑制的，因为这里住着来自各国的囚犯，全世界都在看着他们会得到怎样的对待。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像曼德拉和利沃尼亚的受审者这样的同志身上。我想就是这一点使当局有所收敛。然而对个人的袭击也有发生，我们被单独殴打，没有其他人可以作证，比如说被带到一间囚室或办公室里遭受殴打。纳尔逊本人没被打过，但他见过暴力场面。我们这个牢房区发生的最后一次集体被打的事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发生在1971年3月21日，在晚上10点左右有大约30名看守在单人囚室内打了我们中的28个人，纳米比亚的同志们也被打了，从那时起袭击事件渐渐没有了，但我们心理上受到的压力增加了。
我们遭受的对待经常变化——我相信大规模的袭击殴打随时可能重新出现，而在我1976年出狱后它们果然重新出现了——这是因为我们是政治犯。了解外界发生了些什么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我们受到的对待如何。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武装斗争并首次在纳米比亚发动攻击，我们发现我们的待遇变了，意识到这个国家有什么事件发生，几周后我们偷偷运进来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开始武装行动的新闻。类似地当非国大——津巴布韦解放组织联军在津巴布韦发动攻击时，我们通过更坏的待遇猜到发生了什么事，尽管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确切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有趣的是，在1976年，我们并没有像索韦托及其后的起义时那样，随着这些后来平息了的起义受到公开的暴力虐待，当局进行了绝望的努力想切断我们偷偷得到新闻的渠道，想试探并查清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并阻止我们这样做。在某一时期，有一两个月新闻来源完全被当局切断，我想当局并未确切知道我们是如何得到新闻的，只不过是普遍加紧了防范，影响了我们非法取得消息的途径。
正如我所说，我们是政治犯，我们得到的对待是经常变化的，但是，我们相信自己的处境依然体现了监狱当局的基本目标：贬低我们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自由战士的人格。这样我们能指望有什么改变呢？在某种程度上条件确有改善，而实际上当局采取的策略是：无论他们被迫进行或允许何种改善，后来都将通过某种方式的紧缩来取消它。
这些改善之所以实现首先是因为政治犯们的斗争。我们单独或集体行动，在行动中像曼德拉这样的人扮演领导角色，把我们带到一起，领导我们进行战斗，充当我们的代言人。我们采取过绝食斗争，采取过拖延战术，我们请过愿，写信和口头表达不满，我们甚至曾组织代表团去见像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外面的运动的影响——这场运动发生在国外或在国内，但在监狱之外。这场运动主要围绕着释放政治犯的问题进行，但还包括一点：政治犯的待遇问题。我只是在出狱后才完全了解这场运动的深度和广度，但在狱中时我们也知道它并且可以看到证据。红十字会和一些名人来岛上看望过纳尔逊，这也是重要的力量，但我依然觉得我们受到的对待和南非斗争发展的普遍形势有关。
问：国际上为了改善囚犯待遇而向当局施加的压力，怎样帮助改变了岛上的条件？
答：我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扩大“条件”的概念，告诉你我是怎样理解它的，我说过连我们的食物和衣服也在变化，劳动时间、工作条件也在变化。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物质方面的变化，但是我想国际舆论和压力还起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不容易衡量，它就是对我们保持士气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方面所起到的帮助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如果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并且他是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坐牢，这个事业必将胜利，他就会适应最坏的条件。我觉得国际压力已经在帮助我们保持士气方面起了作用。国际压力并不是使我们保持士气的唯一因素，但它改变了我们对身边物质条件的态度，使我们精神振奋。现在甚至连物质条件也改善了。我们不再因这些条件而困窘，所以我相信国际压力在两重意义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没有引起重要和根本性的变化，但他总能使得我们在监禁中生存下来，在监禁中，甚至那些被判终身监禁并被告知他们不会活着出去的人都确信他们不会在狱中待太长时间，他们将活着出狱。
问：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新闻记者到岛上的访问被广泛传播。曼德拉和其他囚犯对这些访问的态度如何？
答：只有一次公开的访问，那是在1977年4月由22—25名新闻记者进行的，还有些其他记者的访问，我记得有一个纽曼先生在1964年访问了该岛。还有一个叫麦克尼柯尔的澳大利亚记者，我们见到了他，我后来读到了他的报道（我要求要一份，但没得到），很感兴趣，但他对监狱的看法的确和我们不同，现在谈谈1977年4月那次公开访问。那时我已出狱——你知道我向新闻局写信抱怨，对其新闻报导一行一行地提出质疑，因为他们不准确而且歪曲了事实。
我们的态度也随着时间变化，纽曼见过纳尔逊和沃尔特（西苏鲁），麦克尼柯尔见过从我们中挑选的几个人，其中包括纳尔逊。从传回的新闻中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歪曲报导的，他们的报导方式也与和我们事先谈好的不一样。这些经历使我们确信，像曼德拉这样起领导作用的同志不能让自己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未经通告就被监狱管理部叫去，告诉他们这是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接受采访和进行讨论，因为这样一篇声明就形成了，这篇声明会被看做狱中领导状况和运动的反映。我们的态度是：我们不怕采访，但我们必须事前得到通知，采访的记者也必须自己与监狱当局谈判，以便他们作为访问和交谈结果的稿子必须让我们审查，看他们都写了些什么，尽管当局禁止我们看新闻。之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报导作出反应的权利。一个普通公民能够写信或打电话给新闻机构对关于它的报道发出质疑，但我们不能，而且我们的声明会被拿去当做反映我们在这个国家政治发展中立场的权威说明。所以我们现在（我在1976年11月出狱时）的态度是：我们依然欢迎新闻界，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得到监狱当局诚实的通知，包括谁要来、来自哪一家报社，还有适当的介绍，我们必须有权决定我们中的哪些人去和他们谈，这样我们才能任命以我们的名义讲话的人。监狱管理部不能先把纳尔逊叫去，一两个小时之后又叫另一个囚犯去见记者，而这个人正是监狱当局试图说服他讲一些对他们有利的话的那个人。
问：你们能和非单人囚室区的囚犯们进行接触吗？
答：噢，我应该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在南非现在进行的审判中，据称我们彼此保持接触，但实际上各牢区之间被彼此隔离，你可以据此自己得出结论。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有三个牢区，我们和其他两个牢区被一面30英尺高的墙隔开。监狱当局竭尽所能不使我们有彼此看一眼的机会。但是，绝食斗争在所有牢区不断进行，一次斗争早在在一个牢区开始，到午饭时或最迟到晚饭时全部三个牢区就都绝食了。我想当局知道，我们也没有掩饰我们没有甘心被隔离这一事实，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各个牢区的同志进行联系。他们所不知道的只是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早在1967年我们就在单人牢房里提出过要求，要求结束隔离状态，将我们关在一起。
第六章 漫漫长夜
三、“勇气与艰危并长”
尽管罗本岛监狱的条件异常恶劣，但并不能削弱曼德拉的斗志，反而使他更激发出他战斗的勇气，他谴责政府压迫时直率的言语，他从事社会斗争时明确的目的，以及他为更美好社会奋斗时有力的誓言，在狱中这一切他都未尝改变。相反，他每天都经受的来源于国家机器核心的极度的压榨，一直都激励着他那从不倦怠的可贵的战斗与反抗精神。
60年代初，犯人的待遇极其恶劣，纳尔逊在争取改善待遇的斗争中树立起核心的角色。他是一个狱方当局无法忽视的犯人，这并非因为他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从不“让当局忽视他的存在”。曼德拉同志的态度和行为表明，从肉体上看他是在狱中，但在思想上他却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能郑重地向监狱行政官奥坎普上校提出他要求保持与奥利弗·坦博的通信，就解放斗争问题交换意见的原因。
下面是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从罗本岛监狱写给在开普敦的司法部长的信。
“释放我们，或者按照政治犯标准对待我们。”
亲爱的先生：
我的同事们要求我给你写信，要你释放我们出狱，并在做出决定之前按照政治犯的标准对待我们。首先我们希望指出一点：我们做出此项要求并非为了乞求怜悯，而是为了实现一切为其政治信仰而努力的人们的固有权利。
此信中所附的表A中列出的人居住在罗本岛监狱的单人牢房＇3＇里，完全和岛上的其他囚犯隔绝。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向你提供一份包括本要求所代表的所有本岛及其他监狱中的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