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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之后的一个黎明，警察在南非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突击搜查。1000多名警察搜查了成百上千人的住处和办公室，带走了任何可能成为叛国、煽动暴动或是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或《暴乱集会法》证据的东西。
1955年年底，曼德拉的禁令到期。特别支队侦探们迅速来到他的办公室，宣布新的禁令，这次为期五年。
与此同时，朋友们观察到政治活动的压力正在削弱他的婚姻基础。而且，曼德拉对埃韦琳的宗教献身精神越来越不耐烦，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危机终于爆发了，在纳塔尔省学习了一年助产术之后，埃韦琳回到家时，发现丈夫与一个女人正打得火热。她指责曼德拉，反而惹怒了他。埃韦琳逃到了她哥哥那里，离开了丈夫和家庭。最后他们正式离婚。婚姻的破裂不仅使埃韦琳饱受痛苦，而且他们的长子滕比也不可挽回地疏远了他父亲。然而，当时的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着孩子们。
新总理J·G·斯揣敦打算扩大警察干预国家事务的范围，他准备利用《刑事诉讼和证据修正案》、《土著管理修正案》、《土著城区修正案》及《团体住区深化修正案》来实现其目的。这些法案象征着一个庞大而低效率的官僚机构，年复一年地修正法律，纠错补漏。把抵抗者放逐到边远地区就是新添的惩罚措施。
政府宣布，从1956年起非洲人妇女必须携带通行证——非洲人称之为“佛得当帕斯（可诅咒的证件）”。这一法令比任何法令都更折磨非洲人。从1952年起16至18岁的男孩就必须携带通行证。就像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那样，妇女们起来抗议了。许多非国大领导人的妻子都是“妇女联盟”成员，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到他们当中。其中有出生于英国的社会和工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充满活力的“妇女联盟”主席利莲·恩戈伊这样解释她们的动力来源：“男人们生来就要接受这项制度，似乎他们携带通行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作为妇女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男人被人如何对待。当他们早晨离开家时，你没有把握他能不能回来。对这件事（指妇女也要携带通行证）我们非常非常严肃。如果丈夫被捕，母亲也被抓走，孩子们怎么办？”
1955年10月，来自全国的2000名妇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向政府表示抗议。一年之后20000名妇女又在此聚会。由于禁止游行穿过街道，她们便三三俩俩地分批到达总理办公室，有些人穿着非国大宽大的罩衫，有人穿着莎丽服，有的妇女带着小孩或是提着装食品的篮子。她们大声喊出一大串抗议口号之后，便静静地站在联邦大厦的阶梯剧场里。利莲·恩戈伊打了一个手势，大家唱起为这次游行重新填词的勇士之歌：“斯瑞敦，你碰上女人之时也就是你撞上石头之际。”在解散前，她们还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从对“人民大会”的搜查开始，警察已经搞了1000多次突击搜查，查获了不计其数的文件，其中当然也有曼德拉的著作。1956年12月5日黎明时分，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在住处被敲门声惊醒。在全国各地几十名男人和19位妇女也同样惊醒，他们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警察把曼德拉、西苏鲁、坦博等人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福特监狱；与此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把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这座监狱并囚禁起来。这些人中有来自纳塔尔省的卢图利酋长、余克博士和伊斯梅尔·米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教授。除了这些领导人之外，156名被指控的人中大部分是司机、职员、工厂工人、劳工、教师和家庭主妇。
被捕的人中还包括一直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黑种人士，如创作了多首自由之歌的作曲家加农·詹姆斯·卡拉塔，支持非国大的报纸《新时代》的编辑、来自德兰士瓦的鲁斯·弗思特及她的丈夫乔·斯洛沃律师，还有利莲·恩戈伊和海伦·约瑟夫。这些囚犯构成了南非社会的横断面：有105名非洲人，23名白人，21名印度人和7名有色人。在监狱里他们立即被分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
长期以来，曼德拉和其他人被禁令限制在本地的小圈子里，相互隔绝。现在，他们被集中在两间大牢房里；如卢图利所说，可以“无限期地”交谈。保尔·约瑟夫第一次遇见曼德拉时还是个中学生，现在可以好好地了解他。保尔对曼德拉听他人讲话时的专注神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同别人讲话，跟他在一起不仅感到很愉快，而且还有一种安全感。他似乎从人民身上汲取力量，然后又源源不断地返还给人民。
一场“支持我们的领袖”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里弗斯主教、议员阿历克斯·赫普利和阿兰·佩顿（工党和自由党领导）发起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加农、约翰、克林斯在伦敦设立了一笔基金，提供国际援助。
尽管阿非利卡顽固分子赞成政府在“面临阴谋”时保持警惕性，美国学者格温多伦·卡特教授和汤姆斯·卡里斯却认为，非洲人与白人之间冲突的严重程度绝不低于那冠冕堂皇的“叛国罪”指控。两周后，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幕时气氛非常热闹，而不是庄严肃穆。大批群众唱着非国大会歌聚集在训练大厅周围，审判将在这里举行。囚车里的犯人也起劲地唱着歌曲。“训练大厅”通风很好，顶子是铁板做的，他是昔日殖民统治时期的遗留物。里面被告人、公众、记者和惊惶失措的警察挤在一起，很是混乱。法庭宣布开庭，156名被告一排排地坐下，仿佛他们是参加什么大会的代表团。法官刚一讲话就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什么也听不见。在一片哄笑声中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法庭上又演了新节目：把被告们关在铁丝笼子里。著名的被告辩护律师们拒绝为遭受“野生动物一般对待”的人们辩护。铁笼子被撤走的同时，人们听到了枪响，“训练大厅”外面，吓破了胆的警察向情绪平和的群众开枪射击，22人被打伤。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和亚历克斯·赫普利两个小个子走进气愤的人群之中，劝人们保持冷静。同时警察上校也愤怒地批评他的手下。
被告们陆陆续续地被保释出来，每天曼德拉都要开车把他的几个伙伴从城镇带到“训练大厅”。他们从政府的起诉书和证人们荒谬可笑前后自相矛盾的证词中找到不少笑料。检察官讲，他将证明被告是民族解放运动成员，该组织发言人曾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和国家的论述；公诉人提出的主要证据是“青年联盟”的行动纲领以及曼德拉的演讲材料和他的著作。政府还想证实，《自由宪章》设计了通向共产主义的一系列步骤，它将成为一场革命的序幕。辩方律师驳斥了这一指控，肯定地指出了“大会联盟”制定的《自由宪章》其宗旨所在。他争辩说，不仅仅是这156个人在接受审判，“而是他们和成千上万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公开信仰和表达的理想在受审判”。
枯燥的审判千篇一律，没完没了。大多数被告都背井离乡，备受折磨，他们的家庭得到了辩护基金的支持。曼德拉和坦博是少数几个能住在家里并能有部分时间进行工作的人之一。大批大批的被查封的文件都记入档案，其中还包括两张标记——“荤汤”和“素汤”。
午休时间，东开普省合唱团在大厅后面唱起了《自由之歌》。与此同时，德兰士瓦领导者们正在与亚历山大镇抵制公共汽车运动的组织者进行紧张磋商。40年代公共汽车票价猛涨，激怒了群众，大约5万名男女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长途步行上下班，取得了非洲人少有的胜利：不仅迫使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们为雇工提供交通费津贴，而且票价也回落到抵制前的水平。
在审判期间卢图利和其他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想检验一下遭受打击的组织的力量，他们于1957年6月26日发出“待在家里”的号召。南非工会大会为罢工工人保证每天一英镑最低工资，在这种支持下，罢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地区。曼德拉解释了“待在家里”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因为罢工就需要有纠察队先阻止工人上班，而纠察队肯定会遭到警察的暴力。非国大决定采用这一办法，要求人们待在家里，这样就避免了暴力。
9月份的审讯中断了很长时间。被告们正在为即将回家而兴奋，约翰内斯堡发生的骚乱又让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几十人受伤。同往常一样，政府拒绝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市政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乏职业训练、缺乏娱乐设施；非洲人上下班乘坐的火车拥挤不堪，“极不舒服”。司法部长斥责这些调查结果毫无意义。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三、为自由辩护
纳尔逊·曼德拉和埃韦琳·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凯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热爱家庭，喜欢孩子们陪在自己身边；当他们渐渐长大时，他送他们去奥兰多学校上学。有一天，曼德拉开车捎着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阿德莱娜·图库杜出门，马克加图也跟着。走着走着，他们追上了前面的一辆马车。曼德拉放慢车速，让马克加图看那几匹马，跟他讲起自己童年时代农村的生活。阿德莱娜认为这一事件表明曼德拉对另外一个田园世界神往已久，他还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递给他的孩子们。生活在奥兰多现实中的他们，眼前看到的是凄凉的旷野，一排排屋子上空是那永远袅袅的炊烟。
曼德拉具有律师资格，1952年起他和坦博合作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坦博原来是教书的，后来改行做了律师。事务所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幢叫做“大法官住宅”的房子里，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字样。这座不起眼的房子属于一个印度人，它是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租用的房子之一。
尽管非洲人做律师并非没有先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立者中就有好几个律师。但他们俩的合作不仅在约翰内斯堡，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一个滕布人欢呼着说：“这是我们土地上走出来的律师啊，我们太兴奋了。”
他们两个人在法律方面同在政治上一样，个性互补：曼德拉为人热情，对生活有着热切的渴望；坦博则总是深思熟虑，从容不迫。俩人都嫉恶如仇，但曼德拉在表达那种愤怒时更为有力。
“多年来我们肩并肩合作”，坦博在一本曼德拉著作及演讲集的前言中写道，“每天早晨纳尔逊和我在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候的人群，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可以炫耀自己是世界上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里关押的非洲人人满为患。他们中有人犯了重罪——暴力行为在种族隔离社会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有的犯人只是稍稍触犯法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