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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自己去面对她的亲生父亲。
最难得的是她对陶陶的态度。
杨陶是她生活中的宝石，在没有男人、爱情、家庭的环境中，陶陶是她生命中最明亮的光华。
她们相爱至深。
但一旦女儿长了，翅膀硬了要单飞，她会得接受事实。
甚至在陶陶已不能回头，并不打算做一个平凡幸福的普通女人，抱定主意投奔名气海，无论在感情及事业上，都要求充满刺激时，她也不认为女儿选择错误。因为每一种生活方式都需要付出代价。
而她自己，她会得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如她对母亲说的：
“我的归宿，便是健康与才干。你还不明白？
妈妈，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
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宽容，使得艰难的人生小道成为和平之路，幸福就隐藏在那并不刻意的超出知觉的痛苦之中。
亦舒传奇……如戏人生
如戏人生
人生根本好比一场戏，台词念得不对，不知进退，就没有资格站在台上，何用叹五更怨不遇。
亦舒《西岸阳光充沛》
女人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确定的问题，这就更使这个问题显得魅力无穷。
人生又是什么？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看得透、说得尽的谜，这就更使这个问题显得奥秘万千。
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女人与人生永远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众所周知的这一点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它被许多与此相关的东西淹没了，取代了，假借了。
人们注意到爱情和死，称之为永恒的文学主题，许多作家在这两大主题上呕心沥血，写出许多不朽名作。
他们精细地刻画在死亡的恐惧或者爱情的颠狂中，尔虞我诈的男女勾当中的男人和女人。从而淘洗出一个基本的文学倾向，或者称之为社会学范畴：男性中心——女性只是亚当的一根肋骨，而创造亚当的上帝是男性。
多少个世纪的中外文学，包括女性作家们创作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学作品，都自觉木自觉地受到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的左右。她们的文学创作，大抵是在男性中心社会压迫下不幸生活的写照。她们对于自身不幸的认识，并未超越具体的现象，穿刺男女不平等的核心问题。
沉重的男性压迫，强化了她们泄怨的文学情绪，或者反过来诌媚男性，后果堪虞——
只是以改装男子求功业为起点，而功业成就后，不能不仍旧雌伏，顺从她的丈夫，助她丈夫娶得三妻四妾，以不妒为最好的妇德。这种冒牌男性的女性，简直还是没有的好。
谭正壁如是说。
李达则认为：
四方门户洞开，潮流所激，汹涌澎湃，无论何种机会；只有顺应的，决不可以抵抗的。况且我们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有解放女子的必要。所以为女子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赶紧由精神物质两方面，预备做自己解放的事。
当亦舒发现不可能有男子在“生活上与心灵上照顾一个女子”时，她赶快地，切实地寻找现代女性的人生之路。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智慧的、矛盾的、缺陷的、鸡胁的、无奈的、无可无不可的……
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知识女性。她们不是都市的新生代，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愈是感到岁月流逝，愈是要牢牢抓住现在和当下。
她们也许未必有勇气将自己视为某种新开端，却一定会把脚跟深深地踩入“现在”的土壤。对她们来说，“现在”是一个稳固的据点，由这个位置可以自由地前后观望。
与上一辈相比，她们毕竟拥有更好的时光。“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禅”，传统的美德，无论多么为人称道，无论怎样被人们反复咏叹，最终像进化论一样，将在现代人身上消失得荡然无存。她们会用伤逝的眼光目送前华蹒跚的背影离开生活的舞台。
但是，她们又如何去跟更年轻的一代人相处呢？亦舒对如朝阳般焕发的年轻一辈尤其情有独钟，那一代的青春活力让人羡慕不已。在年轻人那里，一切都是清新的，如郊外早晨树枝上凝结的露珠，一切都是美好的，如田野上蓬蓬勃勃盛放的花朵。
面对年轻一代人更加直截了的欲望方式，她们既害怕又羡慕。
如徐佐子看马利：
对马利来说，连三十岁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是上一代的恩怨了。她没有时间去爱也没有时间去恨，她活在自来的幸福中，不必兼顾别人的错误。
《她比烟花寂寞》
又如子君着安儿与她的小男朋友：
两个孩子在一起仿佛有无穷无尽的乐趣，他们的青春令我差煞。这是真正自由的一代。想到我自己十六七岁的时候，老母忽然瞎起劲地管教起子群与我来，出去与同学看场七点半总要受她盘问三小时，巴不得那个男生就此娶我为妻，了却他心中大事。对老母来说，女儿是负担，除非嫁掉，另作别论。
更让子君吃惊的是，那小破男孩还会开导她：
“看看我与小安，我们在一起这么开心，但很可能她嫁的不是我，我娶的亦非她，难道我们就为此愁眉不展？爱情来了会去，去了再来，何必伤怀。
《我的前半生》
这种一言难尽的复杂心态其实已是她们觉醒的前奏，显然时时从心底透出虚弱和无奈。
好在年轻一代尚未抢人舞台的中心。在线性的时间链条上，她们牢牢地占住了“现在”，可不可以轻易地将其托付给未来呢？那就要看各人的造化了。
自然，亦舒给她们创造了一个宽阔的舞台。
人生如戏。她们必须背好自己的台词，走好自己的台步。在与“他者”的比照下，她们也该展露出她们自身的特质了。
经济的独立，首先成为了她们能挺直腰杆的第一步。
传统的观念，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多半是男人去外面找一份职业，而女人的职业则是留在家中。如此一来，女人便陷入了经济无法自主的困境中。即使同样外出工作，女人往往必须选择能够兼顾家务的工作，而这种工作自然很难供给她们足够的经济基础。
过去，即使是在家庭资源分享的提倡下，家庭的钱财也并非由成员平均共享。女人倾向于优先考虑丈夫和小孩的需求，把自己的需求摆在最后。当家用开销吃紧时，她们可以牺牲自己的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女人很少像男人那样有自己支配的金钱，而且觉得若把家用钱花在自己身上，就好像剥削了她们的孩子。
“太太惟一能心安理得花钱的时候，就是买家用食品与小孩衣物的时候。”这并不是一家之言，放眼世界，家庭主妇大抵如此。
亦舒却看不得她的女主角受这种委屈。她们以能干的为多。
倚赖性越重，跌倒机会越大，寄望过高，则失望越甚。
若果找到一个周到体贴的男伴，认为照顾爱护女伴是男性的责任，那太好太好；如不，大可独自驾驶一辆吉普车去跑天下，自得其乐。
真的要求男女平等，先要舍得放弃许多女性特权。尽义务，负责任，并非易事。
《两个女人》中，施扬名和任思龙的一段情最后无疾而终，导火线也是因为经济问题。
任思龙的经济环境比施扬名好得多。施扬名打算离婚，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坏人，他要负起分居妻子和孩子的生活费，又想凭自己的能力和任思龙组织二人世界，当然就捉襟见肘。
任思龙不见得会陷他一块捱苦。
由贫困到奢华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由奢华回复普通，见谁开心过了？
话不投机，任思龙会说一声“拜拜”，回她石澳海滩豪华舒服的别墅。
她不会接受施扬名的说辞了：“可是我只配住大厦中的小单位，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思龙，你如果爱我，你不会反悔。有什么事，请你与我辩白，请你不要一走了之，表演得那么潇洒。”
可是，当初他喜欢她，岂不是因为她比旁人都潇洒？
恋爱是一回事，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当恋爱终于牵扯到生活的实际一面，各自的面目便原形毕露。
谁都能领略到阳光后的阴影，或是黑云后的金边，叹人生无常，怎么办呢？有什么好说。
香港女性或许是中国女性中最独立的一群，香港有出女强人的较佳环境。她们大展风华，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都有着一种前驱性的意义。
然而，女性那种共同的命运，香港女性同样要承担。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书中曾分析道：
男人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是并不希望为她而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
这种“爱”无疑害苦了天下女性。
所以，又有一个伍尔英以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为题，写下了《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赖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
她设想得多么美妙，偏偏就有一个亦舒，全力赞成她的这种妙想。
因为大多是中产阶级的女性，亦舒笔下很少出现香港另一女作家陈宝珍所描绘的那种境况：受困于没有自己的一间房子。
亦舒的女主人公经济尚可，即便像子君等出走的女性，一间房子也不成问题，了不得就是从华宅搬到公寓。史涓生一次就补贴了她三十万。
这亦是亦费的厚道之处，有时候她就喜欢自欺欺人，因为这样日子会好过点。中国不是有一成语，叫天从人愿吗？
但事实呢？事实当然没有幻想那么美丽。
只不过亦舒不管那么多罢了。所有的言情小说都会有这么一个毛病：将爱情神化而将环境虚化。
亦舒将更多的笔墨花在女性的精神独立上。
从来就看不起以女性本身条件去迎合男性的那一类人。
为什么要去理会男人喜欢什么？她说我就是我。
故意收起真性情去迎合某人某事，肯定是极之痛苦的营生，所得到的，永远是无法弥补所失去的。对一切人，都最好以真面目相示，以免回后造成美丽与不美丽的误会。
《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就很合她的心意。
如果说，宝钗有点矫情，黛玉显得偏侠，独湘云乐观热情，豪放开朗。
如果说，宝铁是社会美，黛玉是艺术美，那么湘云就是自然美。
“在冻云阴雾低沉，病柳愁花缭绕之下，忽见一片鲜艳的朝霞，辉煌天际，人会顿然觉得眼前一亮，心胸开朗，更深深地呼一口气。”王昆仑这里说的，就是史湘云。
从黛玉那儿感染的抑郁，在宝被那里受到的拘谨，来到湘云面前，都一扫而光了。
这是在明霞空气中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