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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舒是舒明的。
她也是矛盾的。
她会用整月的稿费，去买一套连何莉莉也嫌太贵的连卡佛名牌套装。也会穿着蓝色的牛仔短裤，套一件褪了色的T恤，到大饭店坐下来吃饭，左右顾盼，旁若无人。
不是人人都受得了她的挪揄的。如果作为蓝本，被她写进小说中，那么除了是当美丽的女主人公外，你会很不幸。因为不知为什么，她的脑子竟会装满那么多刻薄古怪的名堂。好好一句唐诗宋词元曲，竟被她倾手拈来，嵌进她那令人啼笑皆非的挖苦话中，配合得那样天衣无缝，令人不能不佩服她才思敏捷。
她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虽然有时也满嘴的愁，但这只是心血来潮，要向大众做做情绪表演。转眼间，她又嬉笑怒骂，嘻嘻哈哈，忘记刚刚还在自艾自叹，说这个社会无情无义，“血肉横飞”了……
矛盾是她不快乐的根源，而且照她的苛求，天下不会有合她心意的男子。柴娃娃怀疑她最成功的小说，便是她自己一生的影子，对这点，我举双手赞成。另外，我也同意这样一句话：“亦舒有追求理想的翅膀，却有爱慕虚荣的泥足。
然而，这才是人生。
亦舒明白这点，也是幸运的。
冯湘湘《亦舒》
因此，她才写了《玫瑰的故事》这样有着理想爱情的作品，也才写了《喜宝》这样惹人争议的作品吧，
她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够深度，只属意笔，因为不是人人能做曹雪芹，也不是个个可写《红与黑》。
亦舒经常自嘲——由来生活逼人。
这种逼人的生活，并不是指三餐不继的那一种，而是想过好一点生活的那一种。香港地，居大不易，又百物腾贵，能维持小康生活，亦舒于愿已足。
写书对于她来说，从一开始起，就不过是个找零用的方式。
她对人说：“看，直到现在，也不过买了几件衣服，与女朋友喝喝茶。”很奇怪自己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
这也许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注定她不能端坐写字楼，也没有机会做太太师奶，非得写、写、写不可。
但并不表示她就要交“行货”，她的小说一篇接一篇地连载，却没有诲淫诲盗之作。只不过在写每一篇小说之前，总还会考虑到市场，问一问：有没有人要看这种题材，够不够趣味，可还能引人入胜？
她自认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有艺术倾向的人，卖文为生。写是因为喜欢写，从不考虑什么值得写或是不值得写。写作不能斤斤计较。
所以，她称赞自己：“我是我惟一认识的，写流行小说写得如此开心，兴奋、满足，以及一本正经的人。”
亦舒从来不觉得这个作家行业无聊、肤浅、幼稚，也绝不谦虚，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骗稿费的人。而且，谁要是略加挪揄，立刻反面，绝交。
因为“我写得不够好是一回事，批评我已足够，一概与这个行业无关。”
这种透明的个性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正如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采访记中所披露：她大多时间在英校受教育，生活也比较西化。十二岁那年，父亲还给她起了“依莎贝”这个英文名。
她二哥倪匡对她的作风自然看不惯，曾叫她作“假洋鬼子”，并讥讽她“只配喝可乐”。不知道是否基于这个原因，亦舒才和假洋鬼子决裂？
还曾发生过这么一件逸事：她从英国留学回来见工，招聘人想试试她的英语流利不流利，可她就是不讲，理由是对方也是中国人，为何一定要讲英语？在她看来，工可以不做，做人的原则不能无！搞得对方很没趣。
但在一些方面，她又随意得很，诸如许多女性都对自己的年龄守口如瓶，生怕张扬出去会影响前程。她则非常的坦然地说：“别人或许可以瞒年龄，因半途出家，读者不知底蕴；而像自己自小太行者，往回算不难查明，总不能同读者说：八岁开始写作生涯。”“因此从来没有企图假装比真实年纪年轻。管谁叫姑姑，甚至叫婆婆也不在乎。”差点就没把自己是四六年生人凿在额头上了。
人生道路上免不了风风雨雨，亦舒也经历过爱的波折，但幸好，她生命中已过去的那几个男性，并没有令她成为人生道路上的输家。
她现在有美满的家庭，可爱的孩子。先生曾是港大教师，虽然没有“拜伦的才，梵高的艺，王子的风度，油王的钞票”，却是一位真正的知己。她很欣赏“老伴”，曾经说过：“各人有各人的成绩，互相尊重对方的工作。他不懂《红楼梦》，我不懂建筑学，但在那一嫩稚心灵相通。”
她生命中还有另一个男子，是一个叫卫斯理的人，有时也叫倪匡。
那是她的二哥。她的大哥曾是鞍山钢铁二厂厂长，三哥是飞机工程师，弟弟供职于教育界，只有她和二哥，算得上是“同文”。
倪匡写科幻，亦舒写言情，如今在港台，甚至在华人圈子里，提起科幻小说或言情小说，大约没有人会漏掉他们两兄妹的名字，他们确实打出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天地。
“作家是天生的”，这是倪匡的名言。按他的意思，作家有着与生俱来的写作细胞，而这正是他卓然成家的主要条件。一般人经过学习，当然也能写出文从字顺的文章，但充其量也是写作人而已，成不了金庸、琼瑶，当然也包括他和亦舒等“天纵英才”的作家。
他就曾这样去描述亦舒的创作状况：未经历险的写作道路。
是什么驱使她去写一篇小说的，真的不知道，曾经问过她，她自然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一个天赋有写小说才能的人，不论她年龄是多么小，拿起笔，铺好纸，写下了一生之中第一篇小说，实在是不能追问“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我看亦舒小说》，特别向读者提及：何以在她的排列组合之下，这七八千个汉字可以如此生动而吸引人？很多人看了就去买亦舒服的书。
老兄欣赏小妹，还曾写下趣事一桩。话说八十年代初，倪匡每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文化界朋友相聚，都有人要求他：“请代向亦舒说，我们想刊登她的小说，条件无妨，只管提出。”一次两次还不觉得怎样，三次四次倪匡不免有点光火，五次六次他已忍无可忍，作“狮子吼”大叫：“怎么一回事，我也是写小说的，怎么不向我约稿，老是要我代约亦舒的稿！”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亦舒笔下也常提到哥哥，打趣说别看他是‘天才”，工作勤奋得不是常人可比。傍晚在书房赶完稿出来，往往面色苍白，脚步踉跄，倒在椅子上，大叫“力保健”。对他的崇敬之情一直不减，并极其衷心感谢父母给她这样好的兄长。
其实亦舒也不退多让，她自己也是很努力工作的人，有时连吃一顿午饭的时间，她也会埋怨“又少写了四千字”。
过去，她运笔如风，日写万言，还可从容去赴朋友的饭局。但后来，每天只写三几千字，而且常常要涂改，她自嘲“简直成了‘白油皇后’”。早几年，她还干脆辞去了公职，专心写作，可见她要求自己之严格，认真了。
亦舒尊重自己的工作，珍惜她和读者的缘分。她很会自处，调子一向不高。
偶然的回眸，她会得说：
“天资比较差的人如我，头十年写作，根本连最基本的技巧都掌握不到，往回看，可作白写论，浪费时间精力。
总要操练到十三四年，好像才有点开窍，觉得有故事要讲，有话要说，而主角性格亦发展得较为完整。幸亏野心不大，尽写些身边事，勉强及格。
至今写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仍然摸索，约略知道自己已在一所大厦里，往前走，有一道道的门，打开，每一室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大厦里恐怕有百多间房间，我，我大概正在试图开第三间房门……这开门的玩艺儿其味无穷，可惜极之耗时费神，有时想得稍远，能力又有所不逮，十分气馁。不知不觉，甘多三十年过去了，多写十年可掌握窍巧，是最乐观的说法了。”
《十年啦》
为此，她不惜得罪传媒，保持自我，不喜别人打扰，一贯不愿接受访问。在她的心底里，认为名气不是靠吹出来的，而是来自读者的“火眼金睛”，终归是以实力取胜的。
这便给了她很自由的言论天地，她的言词的尖酸刻薄让她的同文在抱怨她“一贯喜欢骂人”的同时又舍不得不跟她做朋友。正如她的小说，写得多了，颇有点雷同，但不管怎样，她总会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尽量不让你失望。
近年来，她定居在温哥华，处事越形低调，甚至谦称自己是家庭主妇。连《中国文学家辞典》等问她要小传，她也“抵死不从”，反而将话题扯到其他同文身上，包括她的二哥倪匡和主编“星辰”版的何锦玲。说“香港作家多的是，轮也轮不到我这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妇。”
呵，已从绚烂趋向平淡。
但亦舒还是亦舒，有话她还是清心直说，在她的一部又一部源源不断的小说散文中，她完完全全地“出卖”了自己：“要表达什么，大可在私家传栏中大方地说明，何劳别人一支笔。”
于是，我们在她近期的《随意》，《随想》等等结集中，依然看到她对流行小说的看法，对作品传世条件的阐述，对自己性格的剖析，对世事的洞明，对爱情婚姻的迷们，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高见。
你可以不同意她的看法，但拿在手上，你不会不看。一看，也可能会“咦然”一声：这不还是那个叫“玫瑰”，又叫“叽哩抓啦”还叫“依莎贝”的亦舒吗？
可见她的作品中的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简洁明快，一针见血，甚至尖刻，很有个人风格，甚至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标记，让她一直拥有相当稳定的读者群。
亦舒传奇……求真
求真
我愿意读者尊重我、爱护我、喜欢我，统统因我的文字。他们毋须理会我长相如何，什么年纪，住在何方…
亦舒《出名》
泰戈尔曾有诗云：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
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那天空在郁闷的日日夜夜里所守望的南风会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颤。
我的爱会在瞬息中开花；当这花结了果可以供献的时候，我将不再羞惭。
夜阑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
《诗选》
每个写作人都会希望“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荆棘”在基督教文化中是与受苦受难相连系的，这一点，亦舒也许领会得比别的作家透彻，她对圣经的熟悉程度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年轻的时候，她是个脾气暴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