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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交易便算成功了。
“从此之后，我是他的喜宝。”“我到此刻才发觉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多么恰当，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做这种女人。”
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大都会里，到底会发生多少桩这样的交易呢？亦舒耳闻目睹，想来也很难激动得起来了。她的一派现实，原来是有客观的生存现状作垫子，是由社会所造就的人事沧桑所激活的。
因此她在结尾中依然余音袅袅：
“勖存姿的故事是完了，但姜喜宝的故事可长着呢。”
就因为喜宝说过：“爱情是另外一回事”，“我的钱足够购买任何东西，包括爱人与丈夫在内。”
喜宝的直率与坦白固然令人齿冷，亦舒的平静更值得人深思。这里似乎很有点张爱玲的味道。
言情小说中缺乏社会现实意义的说法，是一种偏颇之言，亦舒的作品，为打破这种闷局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亦舒的小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写作。
请听她的自白：“我的小说主要是表现布尔乔亚和知识分子的。”
在大众阅读的识认层次上，它有特别的可信赖性。
这不仅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个圈子的人，熟悉那个阶层的生活，她写起她们来，很是得心应手。
她写这些人的生活、爱情，塑造这些人种种不同的形象，写他们的快乐，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成功，写他们的挫折，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的苦闷，写他们的种种心态，现实生活显然有大批这样的人在…”
倪匡《我看亦舒小说》
更因为亦舒在写这一阶层的人时，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提供煽动性的言辞，不对这里的一切恶意诽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当然也不是百依百顺，她有很好的保留，决不自降身份。
《银女》是她作品中的一个异数。这部作品极深刻地接触到了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但一样维持着她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大量的廉价同情洒向小人物的身上，也不把一切人类的美德都加在小人物的身上。
说到底，题目虽然取自于底层女子，颂扬的对象仍然是身居港府医生高位的林无迈，亦舒其实也没有跨出她所熟悉的生活圈子。
《银女》开篇也是一个婚恋的故事，林无迈与丈夫陈小山婚变后，陈小山再婚，他的情人之一崔露露蓄意制造车祸以殉情。陈小山死后，他的另一个情人银女找上门来借钱，林无迈见她怀了孕，处境艰难，便收留了她，谁知道却惹来了无尽的麻烦。
曾有评论家如此评论这部作品：
出身舞女之家，从小沦落风尘的银女经过无边诱导、感动，终于挣扎出泥潭，踏上自新之路。小说以动人的艺术形象说明了人之优劣，取决于社会环境，而非遗传因子。银女的堕落是社会的错。作品中的林无迈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而她崇高的情操与宽宏的气质，又分明是受了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
如此微言大义，似乎是拔高了林无迈。
林无迈的感情是很复杂的，绝不仅仅是同情与宽容那么简单。对待银女，她一样有着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有着高高在上者对低下者的施舍。她和银女，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在一起并列过。
因为客观，亦舒一派地维持冷静，不肯自己卷进作品发议论当裁判。但是这并不是说她就没有价值判断，只是她很会造成轻微讽刺的喜剧性场面，让人物自己露出真面目，让读者自己领会那弦外之音。
她的叙述语调中的优裕，似乎有很好的教养在里面，似乎有不薄不厚的物质基础在为它的言辞的信誉作担保：“你可以信任这一切，我不想失掉什么，我过得很好。”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曾经深爱过》中，看到了周至美的悲剧。
利璧迦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女性。一船而言，他们那一阶层的人，像他们正在上升的地位一样，有一种趋前性。
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譬如灵魂、肉体、生存、职业等等，他们是有技能、有机会的一群。他们可能会出的一些麻烦是与老板的关系，生活环境的变化，家庭的危机，情感的纠缠等等。
因此，利璧迦在丈夫周至美的眼里，是一个很幸福的妻子，她对目前的一切基本上是满意的，所烦恼，所讲求的仅仅是一种“舒适度”——心灵的、感觉的和精神上的，是大局已定后的小调整。
况且她已经把自己照顾得那么好：
利璧迦不怕放假，每一个月她总会选一天留在家中收拾这个那个，非常享受的样子，有时候蹲在露台剪理盆栽，便可度过一个下午，阳光照在她纤弱的背部，她开着一部小小无线电，边听音乐边劳动，真懂得放松。
谁知道她最钟爱的音乐名叫“爱情是极之奢华的一件事”。
她还爱收藏各式各样的香水。
然而，利璧迦最终还是出走了。她够勇气，她不想和周至美过那种表面高贵宁静，内里却毫无沟通的夫妻生活。
但她最终还是摘不下中产阶级特有的伪善，她根本没有和丈夫说个明白，而是悄然出走的。
事到临头，周至美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弄得要请私家侦探去找她的行踪，并对外谎称她旅行去了。
谁也撕不开伪装。
彬彬有礼，知书达礼的幌子下，往往是自私自利的心灵，这是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不是社会底层为五斗米折腰的打工仔，也不是明火执仗穷途末路的黑道人物，但他们也不见得快乐。
《两个女人》之中的施扬名的所作所为更是暧昧不清。
他有如花美眷，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时间与我开了一个大玩笑，结婚十年之后才找到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相处十年的女人只是代替品。”
他这一下子放弃伪装，还我真我不要紧，差点把一个原来好好的家庭拆散了。
他说从来没有爱过妻子，那么，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又如何？
住在一起，他才发现，任思龙并不像一般的女性，如果说，他的妻子美眷是一株柔弱藤萝，任思龙则是一棵独立得已扭曲了的树。
她说：“我不是那种割破手指也得等你回去哭诉的女人。正如你说，已经太迟了，多年来我只有我自己，我没有倚靠别人的习惯，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信托于你。”
这是对施扬名自尊心的很大打击，他发觉他驾御不了任思龙。他对日常生活的重复产生厌倦而短暂的逃离，到此也就宣告结束，他又回到了妻子孩子身边。
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妻子、孩子、亲戚、朋友，他只看到一个个宽慰的笑容。显然大家都庆幸施扬名终于灵魂苏醒，从狐狸魔掌死里逃生。
他们不但没认为他可耻，说不定还佩服他的勇气，毕竟一个男人，稍微行差踏错，算是什么？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这就是中产阶级里的人，在他们眼里，下层的人，都是疲倦的，苍白的，闷厌的。一个个脸上无光，靠着铁栏杆，没精打采，上了一回班，衣服的皱折与脸上的皱折都写着疲倦，男男女女，都没有一点光彩。生活到底是为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像利璧迦和施扬名等人，他们辛苦了十来年，总算已经脱离了挤公车的劳苦大众阶层，但是他们的前程又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是不知道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仍然也是他们的苦恼。
亦舒的行文之中，不是不讽刺的，并时时有着善解人意的批判。
她这样看婚姻：
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呢？怕年老无依，故此找个伴，但这个伴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预先订下，故此在有可能性的几年中挑了又挑，直到肯定不会有比这位更好了，立刻抓住…非常难玩的游戏。
《香雪海》
她这样写大男人心态，最喜欢的是拥红簇绿：
宁馨儿穿件黑色的丝旗袍，一副独粒头钻石耳环，淡妆，配一黑琼皮半高跟鞋。衣服穿在她身上不知多舒服熨帖，更衬得她脸若芙蓉，色如春晓。
一边阿琅顶着头卷发，圆眼睛国嘴唇圆鼻头，可爱得像只洋娃娃，更引得外国人啧啧称奇。就算是我的敌人娜娜，她也刻意打扮过了，直发如瀑布般撒在肩上。
我忽然飘飘然起来，此刻除了韦小宝，谁还像我似威风，男人有这一刹那，虽死无憾。
《曼陀罗》
书中人物的性格，甚至是某一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廖廖几笔，便尽显出来，活灵活现了。
这里面也有着虚与实之对称。
亦舒的小说主角多为女性。
都市，都市女性，都市女性中产阶级的的生活方式、梦境和适度的社会化写作原则，构成了亦舒小说基本的要素。
都市，欲望的沼泽地，人类沉沦其中而难以自拔，亦舒作品以女性为落脚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下都市的存在状态，同时以都市当背景又浮雕般地凸现出形色纷坛、姿彩各异的女性生存形态。
她对笔下的男性角色没有像对女性角色那样去用心修饰，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如《喜宝》中的勖存姿、勖聪慧，《玫瑰的故事》中的方国栋、方协文，《没有月亮的晚上》的陈国维，《我的前半生》中的史涓生等等。
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说她的“性别歧视”可以为男性读者所容忍，是因为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文字操作技巧，诸如曲折的故事，传奇的色彩，独特的氛围，文采夫成的语言，巧妙的反讽特色等等，让人们很容易专注于此，沉醉其中而忘了别的。
文学史上诸多作品作为男权话语的载体，经常出现圣母和夏娃两种极端形象，以代表女性的神圣性和邪恶性。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卡莫迪一针见血地指出：
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最意味深长的证据之一，是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坏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暗示着：只有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结果，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从历史上看，她们一直未能平等地分有同样的人性。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亦舒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独到的、真实的女性经验，以一种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将女性的命运，她们心理的和生理的，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欲望追求和经历遭遇，用一种较为真实自然的形式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男性文学中圣洁／邪恶的女性神话模式。
而另一方面，亦舒又运用女性观点对男性世界作了一番扫描，坚决批判男性霸权主义，蔑视和排斥男性中的懦夫，同时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赞扬和接纳。
不过这样的个案很少，因为亦舒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条件非常高。《我的前半生》中的翟有道算是一个，但作品没有展开去写他，只是说他气质很好。
《绮惑》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