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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仅擅自撤退的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就战场道义而言，井置是一个不错的军人。因为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
由于连日水米未进，士兵们疲困至极，撤退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才得以蹒跚而行，假如一松手，就只有留在阵地上等死的份儿。
苏军晚上只围不攻，为了防止夜袭，还会远远避开，这使得搜索队残部能够以夜色为掩护，撤出了弗依高地。在诺门罕战场上，这是日军唯一得以整建制撤出的联队。
苏军的包围和猛击，终于让日军指挥高层那涨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荻洲、小松原、辻政信都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不妙。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他们应该趁插到后方的苏军坦克部队尚未把门锁死，赶紧组织部队向后撤退，起码要边打边撤，可是朱可夫所称的这些“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愿意这么想，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反击来找出路，将守势转为攻势。
植田下令调驻牡丹江市以东的第2师团、野战重炮兵联队、速射炮部队到战场，森田范正的左翼兵团因为没有完全“猪突”，还留有实力，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
那些在高地苦苦支撑的固守部队，全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左翼兵团能给他们带来好运，荻洲和小松原也一直催促着森田范正赶快动手，但这时候面对苏军的进攻，森田范正忙于招架，哪里腾得出手。
1939年8月25日早晨，固守部队听到的不是自家左翼兵团发起反击的好消息，而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除了进攻之外，苏军还实施了神经搅乱战术。
诺门罕战前，日本有一个叫冈田嘉子的电影明星兼歌手，后来随身份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情人私奔到苏联。战斗打响后，冈田便主动要求进行对日宣传。
苏军通过大喇叭扩音器，在阵前重复播放冈田“快放下武器回家乡”的日语讲话，同时还伴以日本民谣小调。
广播一结束，苏军飞机便撒下大量传单和劝降书，传单飘飘而下，就像下大雪一样。
神经搅乱战术其实就是攻心战，“四面楚歌”平时未必见效，但到“垓下之围”时，却足以搅乱对方的心神和意志。在士兵们眼里，讲话、民谣、传单乃至于劝降书，赫然就是一枚枚精神炸弹。
没有水的井
面对苏军的双重攻势，当官的又气又急，荻洲和小松原更是恨不得冲上去揪住森田范正的耳朵，让他赶快出兵。
1939年8月25日下午3点，左翼兵团总算组织起了攻势，但是很快又被苏军一个巴掌给打了下去，森田范正抵敌不住，只好再将反击转为就地防御。
左翼兵团行动的失败，令翘首以盼的固守部队再次陷入了悲观沮丧的情绪之中。
松本已经在想，如果苏军真的攻上2号阵地，杀到眼前，自己和卫生队还得靠红十字旗来避祸。可要是苏军不理这茬怎么办呢，到时要想不做俘虏，便只有拼命一途。
卫生兵不配备枪支，每人手里只有一把军刀，松本作为医官，除了祖传的军刀外，只多一把老式的捷克手枪。几十把军刀，一支佩枪，面对苏军坦克的冲击，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卫能力，这些武器的真正用途其实是拿来自杀的。
按照日本陆军的要求，这时候的标准格式应该是举着军刀，一边高喊“天皇陛下万岁”的豪言壮语，一边向坦克冲去，叫做“玉碎”或者是“散花”。
松本也有头脑发热，难以忍受的时候，那时候恨不得一颗子弹穿过脑袋，立刻完结了自己。可是俗话说得好，慷慨捐身易，从容就义难，真正平静下来，想到要向死亡走去的时候，很少有人会不全身颤抖。
松本越想越怕，禁不住泪如泉涌，担心别人看见又赶紧掏出手绢擦掉。
赌注全在红十字旗上了，这是救命的旗，现在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红十字旗不能丢。
到了傍晚，苏军的攻势果然又掀起了高潮，连左翼兵团的阵地都一度被攻入，引起大乱。不过松本的红十字旗也没用得上，因为这是当天的最后一次高潮，随着夜色降临，早晨如同涨潮一般涌上来的苏军，如今又像退潮一样退了回去。
苏军撤退，一方面是避免面对面的夜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充弹药粮草以及进行必要的休息，以便在第二天做出收缩包围圈的大动作。
朱可夫磨刀霍霍，他的对手却还在犯傻。
晚上，日军指挥层进行会商，小松原主张以左翼兵团为主，天亮后再战，荻洲也是这个意思。
森田范正不干了。
左翼兵团名义上只用了第14旅团，所以才由旅团长森田范正统领，但实际上第7师团除了师团部和一个留守大队外，人已经全部在这里了。
早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发起之前，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曾派一名参谋到前线观战。这名参谋回去告诉园部，说第26联队作为河西兵团的预备队，很可能将渡河作战。当时园部的心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大事不妙，第26联队不过河便罢，过去了也许就回不来了。
自个儿的人只有自个儿最心疼，园部赶紧写了封信，让幕僚紧急送去给须见联队长。
这封信有整整八页纸，在信中，园部叮嘱须见，如果上面要求渡河作战，又推托不掉，必须一步一步地探着往前走，切不可中断与后方的联系，以免被苏军包围。
除此之外，园部最重视的是联队军旗，希望须见千万不要把军旗带过河去。
信送达的时间是在7月10日以后，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已经结束，好在须见虽然没看到信，但做法却与园部信中提及的不谋而合，军旗始终被留在军营之中。
过去第7师团出征，从没有不带联队旗一说，但是自第26联队开了先例之后，师团的其他联队也都纷纷加以效仿，俨然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不带联队旗，是怕联队被消灭后无法重建。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第7师团不但寸功未立，部队还遭到了很大损失，森田范正已经看出来，反击等于是在挖一口没有水的井，挖得再深都没用，唯一的结果，只能是把带来的联队全都白白填进去。
各联队早已是灰头土脸，鼻青脸肿，要填，也得涂过红药水，贴了膏药再说。森田范正因此坚持：“实在要再次发起进攻，也必须将时间推后到26日晚上，否则没有办法整顿。”
第7师团如今是荻洲和小松原的唯一依赖，森田范正那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样，虽令他们十分不爽，但也没别的办法，只能点头应允，同时继续向关东军司令部告急。
植田头天已经调了第2师团，见情况紧急，他又下令把驻佳木斯的第4师团派来增援诺门罕。
无论第2师团还是第4师团，其机动化能力都不及第7师团，一两天工夫哪里能够赶到。现在尚指盼这个，而不是赶紧撤身走人，等于是把陷入困境中的日军埋得更深，坑前还竖一碑。
1939年8月26日上午，苏军的包围圈骤然收紧。朱可夫这时候表现出了特有的急性子，他没有耐心使用团团围困，然后迫使日军投降的战法，他要发动一系列进攻，先吃上一大口再说。
南部集群担任了主攻任务。本来说好晚上要投入进攻的第26联队当头吃了一记闷棍，第1大队被歼灭，大队长生田准三少佐战死。
除了第26联队，伤亡最大的要数第71联队。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联队长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码本，他自己头缠白布条，带领残部跳出战壕，挥舞着战刀向苏军坦克冲去。
还没冲出几步，森田彻就被坦克机枪射倒，随后让坦克履带碾成了一堆烂泥。
步兵联队后面就是野战重炮联队，失去步兵掩护的炮兵阵地往往只能坐以待毙，所有重炮都被苏军坦克所捣毁，重炮兵联队长染谷义雄中佐自杀身亡。
内仓藤次是重炮联队的辎重兵，他当时突然听到监视哨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敌军坦克！从距我方10公里处成横队冲来，现在仍在前进！”
往前看去，无数豆粒大的黑点，正向两侧扩散开来，而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大。
这就是可怕的坦克群，连重炮都挡不住它们，辎重兵又能起什么作用，指挥官下令：“全体上车。”
内仓急忙和其他辎重兵一起跳上汽车逃命。汽车拼着命地开，在越过第三道山脊时，他们傻眼了。
5辆苏军坦克排得整整齐齐，正等在那里。
坦克炮一阵猛轰，吓得辎重兵纷纷跳下汽车，向四周狂奔乱窜。随着坦克炮一遍遍扫过，到处都能听到中弹垂死或负伤者的呻吟声。
内仓埋头躲在一座沙坑里，才侥幸躲过了炮弹。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发现坦克炮不响了。以为坦克已经开走，悄悄抬头一看，没走，就停在距离他前方一百米处，坦克兵们正从坦克里面伸出脑袋，瞪着眼睛，毫无顾忌地搜索着草原上的漏网之鱼……
1939年8月26日下午，苏军占领了南北两翼日军的大部分阵地，外部包围圈比原来更加牢固扎实。朱可夫关上门又扭上锁，使陷于包围中的中央阵地成了一座孤岛。
2号阵地在中央阵地中不属于主阵地，加上松本先前曾挥过一遍红十字旗，所以苏军基本不来围攻，只是偶尔飞来几颗迫击炮弹。可是耳闻目睹周围的景象，士兵们的精神也早就垮掉了大半。
战斗兵对松本这样的医官向来都很欢迎，但当松本抱着红十字旗跳进士兵战壕时，这些人只是回过头来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那种冷漠的表情，无疑在说，你的急救知识再高明，我还是难逃一死。
松本也感到自己没什么可做的了，剩下来的唯有等死。想到这里，他心乱如麻，情绪低落，甚至开始自暴自弃起来。
零散支队
苏军在8月26日的这次猛烈进攻，犹如锁住日军咽喉的擒拿手。晚上的反击计划自然是鸡飞蛋打，荻洲借以取胜的最后一线幻想也终成南柯一梦，不仅如此，对于余下的兵力能否守住岌岌可危的防线，他心里也没了底。
这位第6军司令官心灰意冷，经常在将军庙的指挥部里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同样急到六神无主的还有辻政信，当他再次跨进荻洲的指挥部，向对方讨主意时，荻洲却喝醉了，而且浑身散发着臭烘烘的酒味，辻政信问还有什么办法，他只会翻来覆去地说一句：“我希望小松原死。”
当败局已定，前后方的日军都恨不得借酒浇愁，通过酒精麻醉的作用来逃避可怕的现实，连上战场后基本滴酒不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