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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中岛所说，“战斗正在进行”，也就是上下都还期盼着关东军带来获胜的消息，此时根本不可能明确什么责任，但是领导受了委屈，总不能就这么算了，要知道，自张鼓峰事件以来，参谋本部不管总长还是次长，可从来没有挨过天皇的训斥。
以稻田的级别，不可能马上指着关东军司令官的鼻子大骂，他只能怪罪到寺田一个人身上：说好不要那么性急，为什么要抢先动手，是本人冲昏了头脑，还是上了那些年轻参谋的当？
稻田用直通电话叫出了寺田，对着他大发雷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先不要动，越境空袭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不知道？”
稻田在电话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气愤之余，他甚至连电话都摔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寺田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脸上青筋鼓起，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辻政信就在旁边，越听越不是滋味。在他想来，此次关东军不顾性命才取得了轰炸的“大成果”，而且在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第23师团搜索支队被苏联人全灭了，适当报复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事前没有联系，故意隐瞒不报，也的确欠妥，可是你应该这么对我们说：“啊，祝贺你们，不过以后要注意联系……”
这是一种耍过调皮以后的顽童心态，但辻政信恰恰就是这么想的，他还想到，如果参谋本部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那么，关东军方面一定也会发去一份请罪电报。
可是参谋本部偏偏没有这么通情达理，这让辻政信感到义愤填膺——参谋本部竟然这样无视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心理，蹂躏我们的感情，这叫什么参谋本部！
辻政信问旁边的其他参谋：“参谋本部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正在对方不知如何作答时，辻政信已经从寺田手里抢过了话筒，一个电话又重新打给了稻田。
辻政信在电话中对稻田说：“是苏联飞机先炸的我们，关东军只是采取适当的战术手段予以还击，对这种行动，军司令官（指植田）批准就行了，没必要报送天皇。”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辻政信表情从容不迫，一副有理有节的样子，让作为课长的寺田在旁边都听得目瞪口呆。
洋洋洒洒说了一通后，辻政信抛下一句：“如果有问题，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接着，挂电话，走人。
知道什么叫潇洒吗？这就是。你别管他讲的在理不在理，起码那种大丈夫敢作敢当的气势，是别人学都学不像的。
原先大家多少还觉得有些心虚理亏，给辻政信这么一起哄，人人都觉得是参谋本部欠了自己。其中最感到冤屈的，应该算是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了。好不容易设一妙计，为了能够确保轰炸成功，他还把手下的三个少将飞行团长都派去现场指挥，那真是砸锅卖铁毫无保留，到最后一句好话没捞到不说，还被臭骂了一顿，实在是太窝囊了。
飞行集团自此再没有了出击的积极性，而苏联远东空军要整补损失掉的飞机，暂时也保持了克制。那些天，诺门罕的天空难得地恢复了平静。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飞机消停，人不会消停，没有飞机，朱可夫照样可以继续他的地面袭扰战。
1939年6月28日，苏军一个坦克营忽然向将军庙攻来。将军庙这时已成为第23师团的指挥所，在70多辆t…26坦克的横冲直撞下，将军庙外围的日军阵地立刻陷入混乱，小松原急忙调来几十门速射炮，但苏军坦克营并不纠缠，很快又撤走了。
朱可夫的这种快打快撤的战术，在让小松原伤透脑筋之余，还恼羞成怒：这是跟我玩阴的啊，看我接下来怎么阴你。
说朱可夫“阴”，其实人家的战术光明正大，反而关东军随后使出的招数倒是一点见不得阳光。
1939年6月底，一支神秘而又诡异的日军特种部队来到了诺门罕。这支部队从军服颜色到袖章，都跟普通日军完全不同，而且他们的驻营地戒备森严，就连日军的野战部队都不准轻易接近。
臭名昭著的黑太阳“七三一”部队出场了，因为要掩人耳目，对外一直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牌子。
这是一支专业从事细菌战的部队，对于这群魔鬼来说，世上没有什么他们不能干或干不出来的事。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等人则鬼迷心窍，把“石井部队”和细菌战当成了战胜苏军的秘密武器。
毋庸讳言，“七三一”属于变态部队，有“日本细菌战之父”称号的部队长石井四郎大佐更无异于一个变态撒旦，他到前线之后就怂恿小松原，尽快用炮击或飞机布撒的方式，向苏军展开细菌战。
听说要发射细菌弹，小松原一个劲摇头：你这边放炮，他那边必然要还击，万一把堆在阵地上的细菌弹都给打爆了，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飞机布撒的话，难度更高，自从空袭塔木斯克基地后，苏军的防空措施做得十分严密，飞机要是飞过哈拉哈河并投弹的话，十有八九会被高射炮或对方战机给干下来。
小松原想吃包子又怕烫着，石井便只好动用“七三一”部队，实施人工布撒。
事前，石井向诺门罕地区的所有日军部队发布通知：“从此时起，不准饮用河水，因为河水可能已被污染。”随后，日军一线部队开始启用石井带来的“石井滤水器”和“石井滤水车”。这两个东西都是石井的发明，用以把污水转换成饮用水，可以部分解决士兵在野外作战时的用水困难，它们大概算是“七三一”部队唯一正常的发明了。
与此同时，石井秘密派出了一支由细菌专家和骨干组成的“玉碎部队”。“玉碎部队”在出发前都写了血书，发誓无论成败都不泄露任何机密。
趁着黄昏时分，“玉碎部队”悄悄地摸进哈拉哈河上游，确认对岸没有任何动静后，他们才划着两只事先准备好的充气橡皮舟前往河中央。
橡皮舟上装着金属桶，桶里全是鼠疫等烈性传染病菌。这些家伙把盖子打开，将细菌全部撒进河中，整个哈拉哈河上游完全被细菌所污染。
干完这些令人发指的勾当，植田、小松原和石井就坐在营中，一心等待探马送来苏蒙军遭受细菌战攻袭，然后纷纷躺倒的情报。
可是他们失望了，苏蒙军一点没事。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苏联早已在远东建立了复杂而严密的情报网络，通过苏联特工的侦察和抗联的配合，朱可夫已经提前掌握了关东军将在诺门罕实施细菌战的绝密情报。
在“七三一”部队到达诺门罕之前，朱可夫就向部队下达了细菌战防护命令，并进行了防护演习。苏军还专门从后方铺设了数条输水管线，借以保障部队的饮水需要，他们根本就用不着去喝没有安全保障的河水。
最后被细菌“麻翻”的有，而且很多，不过不是苏蒙军，而是日军自己。
虽然日军各部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为了保密需要，他们又不敢把这件事说得太清楚，结果仍有士兵偷偷地去喝河水。于是，小松原接二连三地收到许多非战斗减员的报告，有的甚至是整个中队都成建制失去了战斗力。不了解内幕的部队长们一头雾水地向他报告，争相讲述士兵发生“怪病”的事。
石井把事情弄砸，还得小松原出面给他擦屁股。小松原耷拉着一张苦脸，把屎盆子扣到了苏军身上，说是苏军对水源地下了毒，“水中检查出细菌，目前石井部队正在调查中……”
细菌战成了石井给小松原下的一个绊子。后来日军大溃退，供水系统被完全破坏，受伤的士兵们喊叫着要水喝，正好眼前就淌着白花花的哈拉哈河，不喝白不喝，于是不明真相的士兵耐不住干渴，捧起河水就往喉咙里灌……
喝过之后，便生怪病，一种从未见过的怪病，不少人因此倒下。许多与他们接触的人也很快被感染，并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一名参战日军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简直到了人间地狱，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据战后关东军军医部的统计，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期间，共有一千三百人因病死亡，其中相当一部分死于细菌感染，这些细菌战的牺牲品被称为“病因不明的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没想到砸中的却是自个儿的脚。
第五章 从堤坝里喷涌而出的怪兽
迂回进攻讲的是一个快速机动，但这些在诺门罕战役中根本就做不到。
各路集结部队，以第2飞行集团到的最早，翅膀一扇就来了。其次是第26联队，他们有卡车坐，虽有颠簸之苦，但总算保证了机动性。再次是第23师团，一支没水喝的大军，熬了一周，才于6月27日完全到达前线。
最晚到的，恰恰是看起来应该速度最快的——第1战车团。
受限于日本的坦克制造能力，坦克装甲车在日军中一直是稀罕物，成建制坦克部队更加少见。第1战车团是当时日本仅有的一个坦克师团，被参谋本部视为“军中国宝”，就这么一个“国宝”，给了关东军。
关东军也舍不得用，平时除了举行检阅式时偶尔拿出来装装门面，炫耀一下外，哪都不让去，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间接地，也使战车团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出征诺门罕，是它首次参加大规模远距离作战，光整理行装就忙了好些天。
1939年6月25日，第1战车团乘火车到达阿尔山。阿尔山就是白阿铁路往北的终点站，这里比海拉尔到诺门罕要近一些，但也有180公里路程，沿途尽是原始森林，一下雨，河水泛滥，道路泥泞不堪。
战车团没有专用拖车，全靠坦克自行。还没走一会儿，坦克履带就被泥土糊住，导致故障频出。土路被坦克履带碾压后，形成了泥浆沟，后面跟着的那些油罐车、弹药车、给养车可倒了霉了，经过时全都陷了进去。
一辆陷入泥沟的卡车，得二十个士兵才能拖拽出来，整个战车团每天就忙着拖车、推车，战车团长安冈正臣中将为此常常急得上蹿下跳。
战车团的工兵联队也没少给他们的头儿添乱。这个工兵联队缺乏重型舟桥设备，遇到稍微宽一点的河流就抓瞎，只得绕路而行，弄得行军速度更加缓慢。
1939年6月29日，安冈率战车团向小松原报到，成为最晚到达诺门罕前线的一支参战部队。
理想地点
在等待部队集结期间，小松原除依靠飞机对苏军阵地进行侦察外，还派会游泳的军官，利用晚上偷偷地游到哈拉哈河西岸，潜伏在草丛和芦苇中进行观察。
小松原从中发现，苏军在两岸的阵地体系已趋于完备和坚固，东岸设有高低铁丝网，西岸不仅有前沿工事，还有相互贯通的纵深工事，另外苏军后方每天都有大量物资运达。
这些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时完全不同的情况，表明苏军有备在先，进攻的难度也因此增加不少，小松原不由暗暗吃惊，他对渡河作战开始感到犹豫不决。
辻政信不让了。
关东军专门向前线派驻了一个“战地观察组”，成员除了辻政信、服部卓四郎外，还有关东军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少将。虽然名为观察，但这些人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指挥调度，作战计划就是辻政信负责编制出来的。
我好不容易把计划编出来，你说不渡就不渡了？辻政信以监军的口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