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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六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很长，掉队的人员也特别多。于是潘发和他的伙伴们又埋伏于关隘路口，放过大队人马、专门收拾零散掉队的日军。
12月10日，石板寨的“农民联军第二大队”进行了三次战斗，打死七个鬼子和四匹骆驼（那些骆驼本来是活的，可水族人没见过这畜生，不敢靠近，干脆打死算了），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
12月11日上午，轮到潘命到路口站岗。
他正往山坡上走，看见路边上摆着一挺机关枪，“这是谁丢在这里的？”潘命好高兴，伸手就要去拣。却没想到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个鬼子兵，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手枪，嘴里呜噜哇啦地叫着，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潘命的耳边擦过，把他的魂都吓飞了，小伙子急忙跳下坡坎，连滚带爬跑回寨子向潘发报告。大家立刻集合，冲上山去、追击那个掉队的鬼子兵。
一伙人追到山顶，没有发现鬼子的踪影，不禁觉得十分纳闷：“这跑肚拉稀的家伙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了怪了。”
就在这时，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三架小飞机和两架大飞机，转着圈在空中对射。
大伙觉得空战很好玩，于是也懒得找鬼子了，专心看飞机打架。打着打着，一架大飞机起火掉了下来、还有人跳了伞（这是架美军的轰炸机，七名机组人员死了两个），接着，其他飞机就飞不见了。
潘发他们本来搞不清哪边打赢了，突然发现山坡下面有几个鬼子兵又蹦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这才猜到或许是自己这一边打输了，顿时恼羞成怒。于是摸进树林，抄到鬼子的前头打了个伏击，一阵乱枪，把四个高高兴兴的小日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树林还发现八个国民党兵，询问一番，得知他们是广西人，是被鬼子抓来搬运军需物资的。潘秀辉就指了一条小路，叫他们抄近道返回家乡去。
二十多个水族汉子凯旋而归。走在半道上，潘发家的“追山狗”（产于黔东南地区的猎犬，学名“下司犬”）突然对着坡坎下面狂吠，大家跳下去查看，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
这家伙就是先前和潘命照过面的那个鬼子。也许是因为拉肚子拉脱了水，摔进路边的沟里就爬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倒在地上、被猎犬拖来拖去，知道自己逃不脱，就朝脑袋上打了一枪。
鬼子军官带着一挺轻机枪（没有弹匣）、一把军刀和一枝手枪，身上还有个公文包。后来，那公文包交给了县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说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岁，是个参谋。
这是石板寨的勇士们消灭的最后一个日本兵。
以后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终于和第三十四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1945年2 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十三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作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六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三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六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开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像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后记
战争的诗篇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虽然总有绚烂的荣耀划过长空，但留在天幕深处的，更多是无名者的默默的献奉。
前些天看电影《集结号》，那些矿坑之下的遗体使我想起邓九龄老人的一段话：“1955年，我们回上甘岭收容遗体，山上的树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我们的烈士却烂得只剩下骨头……心里难受啊。”于是马甲就想：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悲壮而且略带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种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我这本书讲了几则老兵的故事，他们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涉身的战场也不尽相同，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百姓，不擅长战事也并不喜欢战争，是战争的浪潮却席卷了他们，让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展现出了自己坚强的本性。战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平凡的人，他们没有很高的觉悟，但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总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选择正义的方向，这力量使我们的人民显得更加可爱，也使我们民族充满了希望。
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我们的文化、来源于我们的传统道德、来源于我们守护家园捍卫尊严的理想，只有懂得了理想的崇高，我们才能够理解牺牲的真谛，只有不放弃理想，我们才能在逆境面前百折不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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