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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让知道，姐姐的遗体就在她自己的闺房里。
水族的婚嫁观念是比较开放的，有“招郎入赘”的传统习俗，所以石板寨的女子成年以后，家长都会给她们准备一处相对独立的起居空间。潘傲的闺房就设在后院的墙角上，与主楼隔着一个谷仓。
这时，闺房的门洞敞开着，漂亮的木门和木窗户被拆下来当成了劈柴。屋子里火光通亮，潘让借着火光望进去，看见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祭桌上的摆设不见了、地上的香炉踢翻了，姐姐的遗体也不知被鬼子弄到哪里去了。
更可气的是，闺房的床上躺着一个酒气熏天的日本鬼子，睡得死死的、还打着呼噜。
水族是敬鬼的民族，在他们的观念中，亵渎亡灵是莫大的罪恶。眼前的情形让潘让怒不可遏，他拔出刀、冲进屋，一刀就割断了小鬼子的脖子——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一刀砍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其他房间的人。潘让随即拿起鬼子的步枪和挎包，从排水洞溜出了寨子。
到了田野上，他就开始检查自己的战利品。挎包里有子弹、有铁饭盒、铜汤勺、香烟火柴，还有一面日本旗。当然，但最高级的收获还是这杆三八大盖步枪。
潘让没有用过洋枪——刚才好不容易有个扛空枪过干瘾的机会、还被“总队长”剥夺了权利——现在好了，自己有枪有子弹，身边还没有人管，当然要亲自试验一把。
于是，潘让举起枪、瞄准寨门的方向、扣动扳机，“叭勾——”就是一枪。
枪响过后，潘让爬起来就往树林里跑。可是跑了一截才发现：奇怪得很，石板寨里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鬼子们都睡死了？”，潘让觉得十分失望。
日本兵太不给面子了！小伙的脑子一热，决定到寨子里去再搞一枪，非把鬼子吵醒不可！
原路返回，来到自家的房子外面。先探头看了一眼，果然，鬼子们都在睡觉。于是，他把枪口伸进窗子，二拇指一动，“叭勾——”，好家伙！屋里的鬼子全都跳了起来。
大功告成，潘让转身开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观察动静。对于生长在村里的小伙而言，山寨里的每一级台阶、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潘让躲在暗处，看着日本人跑来跑去、大呼小叫，谁也找不到自己，觉得十分有趣。
正开心的时候，看见潘发家的门口聚集着一群鬼子，“乌鸦鸦的好多人，距离又不远，老子枪法再差也能打中个把”，潘让信心十足、端枪瞄准，“叭勾——”，不知道打中了没有，反正那一大堆人全都趴下了。
这一枪暴露了夜袭者的位置，引得四周的日军都向这里开火，石板寨里顿时枪声大作，鬼子们再也别想睡觉了。而这时，潘让早已钻进排水洞，跑到寨子外面去了。
回到树林子里，潘让就威风起来了——潘发队长前倨后躬，不仅绝口不提他胆子小枪法差的缺点，反而对他的英雄气概大加赞赏，总队长亲手帮他脱掉湿衣服、还解下自己的棉袄给他穿上，并且当场表示要提拔他当小队长。
礼尚往来，潘让也显得十分豪爽：“总队长，你的枪没子弹了？不怕！我的挎包里多得很，自己拿！”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石板寨里响起了军号声，日军开拔了。
但同时，寨子里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日本鬼子放火焚烧了村庄。顷刻间，石板寨的一百八十二栋房屋就被吞没在火焰和浓烟之中。
当外出避难的人们跑下山来的时候，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寨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毁于一旦，村民们无不痛哭失声，许多人甚至悲伤得昏倒在地。
寨墙的石头基座上，留下两条标语：“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如有抵抗者，格杀勿论！”
潘发咬紧牙关，在日军标语的中间刻下五个大字：“抵抗者——潘发！”
立刻，被烈焰熏黑的石墙上，出现了一句句不屈的宣言：
抵抗者潘秀辉在此！
抵抗者潘晓在此！
抵抗者潘命在此！
抵抗者潘让在此！
……
蒙老拉已经五十多岁了，这时也拎着一把柴刀跑过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潘秀辉嫌他年纪大，不愿意帮他写。老头急了：“我有力气！我也要抵抗！昨天下午，我也往河里砸过石头的……”
于是写上：抵抗者，蒙老拉！
第二天，各村寨的头领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联合抗敌的事宜。
就在石板寨的村民与日军生死相拼的同时，附近的姑檀、板南、板梨、水昂、水迭、宋挂等水族村寨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战斗。短短两天时间，包括潘华臣（板南寨族长）在内的一百多人英勇战死、两千座房屋被烧毁、五个村庄被全部烧光，牲畜、粮食和财物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日军的暴行使大山之中的乡民们激怒了，方圆数十里的水族民众全都动员起来，人们结盟发誓，要向鬼子讨还血债！
会议决定共同组建“农民联军”，由水迭寨的潘文高任“总指挥”。联军的总兵力有两百多人，分为三个大队，潘发担任了第二大队的队长。
“总指挥”潘文高，其实文化并不高，但他曾经在国军里当过排长，对水族山民而言，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资历了。毕竟是当过军官的人，“潘总”的水平就是不一样，上任之后，立刻组织大家操练队形，每天立正稍息、举枪敬礼，从早到晚口令吼得震天响，让人觉得特别提精神。
可是，刚练了没几天，大家连左转右转都没太分清楚，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潘文高有点担心“农民联军”的战术水平，可战士们却十分兴奋，嚷嚷着说：不怕不怕，马上开仗都不怕！
第三十六章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地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 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 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十一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十三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 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九十三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和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九十三军、九十七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十三军（军长石觉）、二十军（军长杨干才）、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和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