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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司徒乔回忆说，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学请我吃辞年饭，我走到筒子河边，经过一间施粥厂门前，突然有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高举着棍棒，手推脚踢把一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扑打出来。问起原因，是那妇人讨了一碗粥给孩子们吃了，最后想为自己讨一碗，就是为这，四个大汉子扑打凌辱她。这灭绝人性的事件使我无法参预同学们的除夕宴叙，我跑回宿舍，把当时情景快笔记下，因为素描基础不好，又是凭记忆追溯，画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这幅画后来被鲁迅从一个展览会上买去。
1934年春节，茅盾写了一篇《上海大年夜》，他自称这是他实地考察的记录。茅盾后来回忆说：“报纸上早就说‘市面衰落’，实际是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过不了年关，单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东要求巡捕封店，还没解决，因为工部局如果发封，就伤它统治下的大上海的体面。各报也因农历大年夜而停刊，但出有号外，这些号外上，只有电影院的广告，极尽夸大、刺激、诱惑的能事。马路上，排着长蛇阵的，只有电车、公共汽车和私人的或出租的小汽车。黄包车几乎无人光顾，因为它们的老主顾——小市民，口袋已经空了。电影院（高级的）却是每场都满座，我们九时半去买票，跑了两三家，都没有买到。后半夜，大上海的马路上已经冷冷清清。归家的路上，碰到一位乡亲，他告诉我：南京路的商店只有两家半是赚钱的；这两家是三阳南货店和五芳斋糕团点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园。”
1935年除夕，鲁迅致信黄源：“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可见复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次日，即大年初一，鲁迅又致信杨霁云：“今年上海爆竹声特别旺盛，足见复古之一斑。舍间是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
1927年，郁达夫独自一人在上海过年。除夕，他在沧州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当晚，他的一些朋友陆续来旅馆洗澡，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住处，设备不周，所以弄得一间房间内，有七八个人来洗澡，旅店的Manager颇有烦言，也只好一笑置之。”第二天的日记说：“火炉熊熊不息，室内空气温暖，一个人坐在curtain（窗帘）后，听窗外面的爆竹声，很有点出世之想……很想在此地久住，但费用太昂，今天午前，必须离开此地，不过将来若经济充裕的时候，总要再来住它一两个月，因为地方闲静清洁，可以多作冥想的工夫。”郁达夫离开沧州旅馆后，到创造社出版部吃午饭。“午后和出版部同人玩骨牌，输了两块多钱。傍晚五时前后，出至周家，和女太太们打牌，打到天明。”
1940年2月7日为除夕，时宋云彬在桂林，日记记道：“晚五时，去开明，吃绍兴酱鸭、鱼干，均佳，白鸡亦好。六时一刻，赴新生菜馆，应国新社之邀。餐后，参加国新社联欢会，余已小醉，歌昆曲，大笑，不觉酒涌上来，醉态毕露。杨彦英、丁务样、林山挟余归寓，倒头即睡，不知东方之既白。”次日（大年初一）又记：“昨宵醉态毕露，传为笑柄，晨起尚觉头昏，吃橙子两枚。”
1941年1月26日是旧历除夕，宋美龄在香港不归，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本夕为旧历除夕，孤单过年，世界如此孤居之大元帅，恐只此一人耳。”
1940年旧历除夕，周佛海时居上海，他在日记中写道：“遥忆老母生辰，未能侍奉，不禁泣下。每逢佳节倍思亲，未知何时始能膝下承欢也。”此后三天，他接连每晚“赴76号观剧”，或“深夜始归”，或凌晨“三时始返”。
汪曾祺出身于一个旧式大家庭，分好几“房”。他后来回忆说：“每年除夕，要在这方桌上吃一顿团圆饭。我们家吃饭的制度是：一口锅里盛饭，大房、三房都吃同一锅饭，以示并未分家，菜则各房自炒，又似分居。但大年三十晚上，祖父和两房男丁要同桌吃一顿。菜都是太太手制的。照例有一大碗鸭羹汤，鸭丁、山药丁、慈菇丁合烩。这鸭羹汤很好吃，平常不做，据说是徽州做法。”“大年初一，祖母头一个起来，包‘大圆子’，即汤团。我们家的大圆子特别‘油’。圆子馅前十天就以洗沙猪油拌好，每天放在饭锅头蒸一次，油都‘吃’进洗沙里去了，煮出，咬破，满嘴油。这样的圆子我最多能吃四个。”
梁实秋生长于京城一个极其守旧的家庭。家中平时绝对禁赌，根本就没有麻将牌，因而他从小不知麻将为何物。只是每年除夕到上元这段时间开赌禁，但也仅以掷骰子状元红为限，下注三十个铜板，每次玩时不超过一两小时。一次过年，梁实秋斗胆问起麻将的打法，其父正色道：“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
梁漱溟从不过年。1930年，他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还是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他们兄弟俩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
1948年春节，丰子恺时居杭州葛岭，一时书兴大发，欣然为附近村民大写春联，一村人家，不留虚户。但村民不知珍爱，写了也就写了，多年后，已不剩片纸。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溪口过的。1949年从除夕起到正月十五，蒋介石特地从上海延聘著名的票友及京剧演员到溪口，大演其戏。先在武岭学校演出六天，再到上下白岩庙各演两天，又在武山庙、新旧蒋家祠堂各演出一二天。演的都是还愿戏。演出剧目中，第一出常常是演黄巢起义斩了柳空和尚的戏，其次常演的是借东风、甘露寺、回荆州一类的三国戏。
李辛白是辛亥老人，抗战期间避难他乡乡间，生活极其困苦，1938年有《咏除夕》一诗：“乞米度除夕，今年第一年。还家惟有梦，买酒已无钱。两鬓白如雪，孤怀冷似泉。匈奴何日灭，万里靖狼烟。”
抗战初期，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1938年2月，他曾微服私访，步行七县，作了一次秘密旅行。张于大年初一出发，在湘潭的一个村庄休息时，与农民闲谈，他问：“你们过年，为什么不贴对子呢？”农民答：“没有闲钱！”又问起十来岁的孩子读不读书，老百姓的牙为什么都是黄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答都很干脆且一致：“没有钱！”
17．意趣
上世纪30年代，姚雪垠曾四度“北漂”，是一个典型的文学青年。第二次来北平时，已入冬季，他住在沙滩一带的蓬莱公寓，因为坐不起黄包车，每天步行到文津阁北京图书馆看书，早出晚归。他晚年回忆说：“那时，晚上9时以后，从文津街到沙滩的一路上已很冷清，行人稀少。留在我脑海里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我回来时走到金鰲玉桥上，凭着汉白玉栏杆停留一阵。冷月高照，北海和中南海灯火稀疏，偶有微风吹过，看石桥附近的片片枯荷飒飒作声。”
1923年，臧克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当届新生都住济南郊区的“北园”，这与今天一些学校近似。北园处处流水，满眼稻田。秋末，荷枯时，把水放走，一派野趣，虽不乏苍凉感，意境却很生动。闲暇时臧克家常邀同学李广田、邓广铭等外出，迎着秋色，在铁道上用双脚走单轨，一直走到黄台车站。
第二年搬到校本部后，臧克家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结为一个小集团。一个初秋的黄昏，他们带着一瓶酒来到大明湖畔，跳上一条船，让撑船的划到幽静处。臧克家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和心境：“暗空无月，寒星闪闪，静夜冷清，孤舟湖心。这时，我们心情自由舒畅，好似置身自己的天地。”
缘缘堂被战火摧毁后，丰子恺一连写了数篇文章追记和怀念它，把缘缘堂春夏秋冬的意趣揭了个底儿掉。例如夏天，“垂帘外时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闻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喊一声‘开西瓜了’，忽然从楼上楼下引出许多兄弟姐妹。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荫下立刻摆起小酌的座位。这畅适的生活也使我难忘”。再例如冬天，“屋子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炭炉上时闻普洱茶香”。“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里藏着两瓮新米酒，菜厨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晚上，儿童们伴着坐到深夜，大家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星转向。这安逸的滋味也使我难忘。”
李宗仁长年戎马军中，不知“避暑”为何味。他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驻屯河南老河口。1942年夏天，酷热难当，白天树叶能被晒得卷了起来。有人建议他到距老河口六十里地的海山避暑。李初无此意，后因实在太热，众人力劝，战事又相对稳定，就去海山住了几天。山上原有外国传教士建的十余幢洋房，此时主人都已避战回国，李宗仁一行权充游客住了进去。他们的汽车开到海山脚下，坐滑竿上山时已觉清风徐来，“山上林荫片片，泉水潺潺，真是别有一番天地。我这才尝到所谓避暑的乐趣”。这一年，李宗仁52岁。
1949年4月22日傍晚，李宗仁到杭州面见蒋介石后回到南京。此时，南京四郊已炮声隆隆，市区一片凄凉。中山路、太平路等繁华地带的店铺全部歇业，街上行人绝迹。这是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的最后一个夜晚。当夜，李宗仁虽“解衣而卧”，但“辗转反侧，未能入寐”。第二天，他匆匆登机离去。当日，南京解放。
1934年秋，舒新城偕妻子出游苏州青阳港，当夜两人荡舟河上，一切静止，唯有他们的桨声和偶然过往的火车声打破天人之间的沉寂。舒写道：“桨声如诉，车声如吼，有如天籁，而饭店路灯之倒映在水中则有如星斗。我们在一叶扁舟之中，占有了全宇宙，少年心情陡然增长，乃放乎中流，引吭高歌。”
张恨水在南京时，冬天常独自坐公共汽车出城，到江边散步。喝过一阵西北风后，再找一家江边的茶馆喝茶，泡一壶毛尖，来一碗干丝，摆上两碟五香花生米，“隔了窗子，看看东西两头水天一色，北风吹着浪，一个个地掀起白头的浪花，却也眼界空阔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