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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你一杯！”
说着举起杯子来。
“谢谢！”千惠子也举起杯子，浅浅地抿了一口，对着杨度说，“皙子先生，你说这些乐府歌辞，都是流传于巷陌之间的民歌。既是民歌，就一定可以唱。这首《长歌行》的词写得再好不过了，如果你能再教我唱，那就更好了。”
中山说：“乐府歌辞靠古书记载，流传下来不少，但曲谱没有记上，皙子如何教你唱？”
杨度说：“中山先生说得对，乐府曲谱大部分失传了，《长歌行》究竟怎么唱法，也无人知道了。不过，我的老师湘绮先生的如夫人早年是个歌女，也会弹古琴，她曾经演唱过古乐府中另一首《上邪》，说是从古时传下来的。她还教会了湘绮师，但湘绮师不相信《上邪》当年就是那样唱的。”
“皙子先生，你的老师教给你了吗？”千惠子追问。
“湘绮师仰慕孔夫子的教学方法。孔夫子教弟子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传，因而当年洙泗之间书声琅琅，弦歌不绝。湘绮师也这样教我们，他会唱不少古曲。诵书释义之暇，就教我们唱古曲。有一次他教我们唱《上邪》，就是依如夫人莫姬所传。他唱得很动人，我们都喜欢听，也学会了。”
千惠子高兴地说：“那就请你唱一遍吧！”
“好！”杨度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说，“今日与中山先生初次会晤，谈笑甚欢，正如前人所说的，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我与先生真正是相见恨晚，一来应千惠子小姐之请，二来为中山先生助酒兴，我杨度权且做一回李龟年，唱一首古乐歌《上邪》，博二位一笑。”
杨度清清喉嗓，先轻哼了两句，接着便高声唱了起来：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歌声苍凉沉郁，高亢激越，声浪直冲屋宇，简直有一股穿云裂帛之势。千惠子听得发呆了，她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动人心魄的歌曲。杨度就这么唱一遍，她仿佛已经全记住了。
孙中山聚精会神地听完后，说：“皙子先生多才多艺，把一首古乐歌唱得这样声情并茂，真是绝了！”
他将酒杯端在嘴边，未及饮又感叹：“我们华夏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灿烂的文化，这首古乐歌算是一个代表，直到今天，它仍可当之无愧地与贝多芬、莫扎特等人的音乐一相比！”
吃完饭后，杨度对千惠子说：“对不起，我今晚还有许多话要跟中山先生倾谈，关于古乐府的功课，下个星期再补吧！”
千惠子笑着说：“你们谈吧，我这次是专为陪孙先生来的，功课不管。”
九 杨度握着孙中山的手说：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将助先生
碗筷刚收拾好，杨度便迫不及待地问孙中山：“你刚才说那年给李鸿章上书是幌子，其实另有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大得很。”孙中山端起茶碗，笑着说，“那一年，我和同乡好友陆皓东先在香港拟好了上李鸿章书，然后通过澳门海防同知盛宙怀写信给他的堂兄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给李鸿章写信代我们请求谒见。我和陆皓东都是初次离开广东，要通过北上途中窥测清廷虚实。我们从广东进入湖南，经湖南到武昌，再坐船东下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坐海轮到天津，一路上民穷国疲、人心浮动的现实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我和陆皓东商议，都认为李鸿章不同于一般庸碌官僚。他有本事有头脑，我们以民族大义说动他，劝他起来推翻满人，光复汉人天下。他有威望，又有军队，他只要答应，事情一定可以成功。”
“你们跟他说了吗？”杨度十分佩服孙中山的胆量。他的这个举动，正是湘绮师五十年前劝曾国藩自立的重演。那是湘绮师终生引以自豪的壮举。过去的一些年月，杨度也曾想效法，却总没有找到机会，想不到眼前的这个人就这样做过，真是英雄！
“唉，不要提了。”中山放下茶碗，叹了一口气说，“那位宰相侯爷架子大得很，根本没有把我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拒不接见，只是叫手下人告诉我，出国考察农桑护照已办好，快点出国吧。我和陆皓东大为失望，连李鸿章的态度都如此，满人朝廷再无可相信的人了。最后到了北京，看到京城政治的黑暗腐败，更加深信满人气数尽了，只要再出一个洪秀全，一定可以把它推翻。”
杨度也觉得失望。他希望孙中山能见到李鸿章，谈谈李对造反的态度，于此则可以比较曾李两师生的性格差异，也可以摸摸朝廷大员们的思想动态。
“中山先生，据说你发起了两次武装起义，又在英国伦敦被朝廷驻英公使馆抓过，你是东京留学生眼中的传奇人物，大家都很崇拜你。我想，关于你的这些经历，一定是很有趣的故事。”
与杨度交往的中国留学生，不论是主张革命的，还是主张立宪的，以及不问政治的，说起孙中山来，都有一种崇敬的口吻，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今天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要亲耳听听这位大革命家本人对自己不凡生涯的叙述。
孙中山微微笑道：“大家崇拜我，这话说得客气了，我其实没有一点传奇色彩。”
田中龟太郎提着一壶茶进来，对他们说：“千惠子和我们一起去看戏，你们在这里尽兴地谈吧！招待不周，多多原谅。”
孙、杨忙起身致谢。送他祖孙三人出门后，关上房门继续谈下去。
“去天津见李鸿章是春天的事。到了夏天，海战爆发，中国很快一败涂地，全国震惊，满人的虚弱也便彻底暴露在国人面前。”孙中山洪亮的嗓音略显低沉。“秋天时，我去了檀香山，向旧日亲友募捐，开始将反满复汉的大业付诸现实。那时华侨风气尚闭塞，大家都不相信我，只有我的胞兄及邓荫南等少数几个人愿意出资相助。不过我也联络到二三十个同志。于是大家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名曰兴中会的团体，以‘驱逐鞋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第二年，我们策划袭取广州以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开乾亨行作掩护，在广州建农学会为联络处，派邓荫南、陆皓东分主其事，我则往来省港两地，决定九月九日重阳节发动起义。谁知这天，从香港运来的六百支洋枪在海关被发现，事机泄露了，陆皓东被逮捕杀害，我则亡命日本。”
“后来就去了欧洲，是吗？”杨度插话。
“先是到美国。”孙中山纠正。“日本没呆多久，就去了檀香山。在檀香山遇到我在香港西医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先生，我告诉他不久会去伦敦。在檀香山住了半年，乘船赴旧金山，再由旧金山赴纽约，最后去了伦敦。我一路在华侨中鼓吹革命，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和恼怒。到了伦敦的第二天，我便去看望康德黎夫妇。这是两位极好的英国友人，他对我的革命事业很能理解。清廷决计逮捕我，但在英国的国土上，他们无权抓我，便想出了一个毒辣的计策。清廷驻英公使馆有个翻译也是香山人，他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在我由康德黎家去寓所的途中，与我闲谈。我在异国突遇家乡人，觉得分外亲切，便兴致勃勃地与他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地来到清廷公使馆门口。这时猛地冲出两个人来，将我扭进公使馆拘禁，我于是知道上当了。他们审讯我，我矢口否认。他们无法得到我的口供，准备将我引渡回国。一回国，便可杀我的头。我心里想，就这样被他们押回国杀了实在不甘心，但身陷图圈，无人援助，怎么办呢？”
“我想起了康德黎先生，他可以救我，但怎样使他知道我已被公使馆囚禁的消息呢？我见与我打交道的工役是英国人，便和他用英语交谈，请他帮我发一封信给康德黎。他不敢答应，去问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认为可以。我便写了一封未具名的信给康德黎。康德黎得知后，便和也曾任过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的孟生一起奔走营救。终于，英国外交部和警察出面干涉了，英国记者也来公使馆采访。清廷公使馆在伦敦大街上抓人的消息便在伦敦四处传开，舆论纷纷谴责。清廷无奈，关押我一半个月后终于释放了。释放后，我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很快就有人译成中文。这下就有许多中国人知道有一个名叫孙文的人。清廷先想杀我，不料反倒让我出了大名。”
说到这里，孙中山爽朗地大笑起来。杨度从这笑声中感受到一种宏大的气魄。正是因为这种气魄，使得眼前的革命家虽屡经失败挫折，却不沮丧，不气馁，不屈不挠，对自己的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心。杨度想，孙中山的这种气魄，自己不曾具备，这真是一种先天的不足。他笑道：“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将欲害之，反而助之。”
“老百姓说得好，这叫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孙中山兴致高昂地说下去，“我决定在欧洲住一段时期，认真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我在大英图书馆读书，去博物馆参观，看他们的工厂，走访普通市民。正是在英国，我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义和拳起事的前一年，我从欧洲来到了日本。第二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廷帝后西逃。我认为这是千年难逢的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去惠州策划起义。惠州兴中会六百壮士集会誓师。但后来又流产了。第二次起义虽然又没有成功，但革命事业已渐渐进入人心了。因为京师的失陷、帝后的逃命，把中国的脸丢尽了，海外的华侨一提起满人无不咬牙切齿，都说这样的朝廷不亡，天理不容。就因为这样，他们都转而相信我一贯的革命主张，纷纷捐款资助革命。我们设计了一种券，上面写着银元数目。捐资多少，就发多少银元的券。革命成功了，可以凭着券去领银元，并付利息。从那以后，我们在经费上略好了一点。当然，总还是远远不够的，军火器械上花费的钱太多了。”
“听你的介绍，你是从甲午年就开始进行革命活动，到现在十一二年了，两次起义都失败了，自己又被捕过，同志也牺牲不少，经费也很困难。中山先生，我想问你一句，你在这十一二年备受挫折的岁月里，也有没有失望的时候？”杨度很认真地问。
“没有！”孙中山断然地说，“我从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哪怕是在英国被清廷公使馆囚禁，与外界没有联系上的时候，我决定在返国途中寻一个机会跳海自杀。就在那种时候，对革命的前途我也没有失望过。我常常想，反满兴汉的大业，好比建筑一幢大房子。它需要经费，需要劳作，需要时间，但总是可以建好的，我们没有理由在建造的过程中，偶因不顺而对建成它有所失望。”
孙中山坚定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分外的响亮。杨度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犹如木棒撞大钟一般，撞击虽然停止了，而声音总在耳畔盘旋。
从见面起到现在，都是孙中山说的多，杨度说的少，他在专心地听，专心地观察，他从孙中山的谈吐中发觉孙有一种不同常人的气质。观孙中山的模样，一表堂堂，儒雅俊秀，宛如一个饱�